既然《公約》充分體現了文物流出國的意志，為什麼還是鮮有文物能夠通過《公約》回到原有國。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會的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説，目前擁有中國流失文物最多的幾個西方國家，至今未在《公約》上簽字。因此，《公約》對這些國家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此外，最利於文物流出國的“沒有時效限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條文化”。而一向推崇《公約》的劉洋也同樣認為，“公約中還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本《公約》需經簽署國批准、接受或者核準”但並沒有明確指出需要簽署國的哪個部門核準，劉洋説，這就使得在法國，其實該國外交部已經簽署了《公約》但其議會並沒有通過，因此前者簽署的《公約》是否體現了簽署國的意志就值得商榷。“這樣，在遇到類似銅獸首的糾紛時，法國完全可以稱議會沒有通過，而否認自己是《公約》的締約國，從而不受約束。” 文物回歸中，是誰擋了民間捐贈的路？ 由於通過《公約》一時難以促成大量海外文物的回歸，因此來自民間的捐贈成為文物回歸的一條主要通道。但記者通過採訪了解到，近些年，隨著經濟利益意識迅速浸淫文博界的各個領域，使得這條原本書寫著愛國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畏通道充滿了人為障礙。 上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籍華裔寧志超遵照母親遺囑帶著一對元青花雲龍象耳瓶回到北京，並滿懷希望地想將其無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卻遭到拒絕，理由是這對耳瓶被故宮專家認定為“贗品”。“當時幾個專家就坐在客廳，當我抱著瓶子從裏屋出來，還沒有放到桌子上，他們就開口説‘這樣的瓶子全世界只有一對，目前藏在英國。你這不可能是真的’”。於是，一心想完成母親遺願的寧志超撇下澳大利亞的富足生活，在北京平安大街買下一處庭院，開始通過各種渠道驗證這對耳瓶的真偽。他先是請了眾多專家對耳瓶進行目測，並得到一份由50多位知名專家簽名的認定書，接著又在澳大利亞五龍崗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上海復旦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等科研單位進行儀器科學鑒定，得到的結果是：這兩隻耳瓶確為元代瓷器。 誰知寧志超將測定結果再次通知故宮博物院的時候，對方還是拒不接收，因為後者認為儀器認定存在著人為操作以及儀器應用等方面的偏差。一氣之下的寧志超和夫人李佶一起遍訪了英國、土耳其等國藏有元青花的博物館，並利用已有的知識對元青花進行潛心研究，最終在20多年後編寫出一部數百萬字的《中國早期青花瓷史鑒》。而當記者問他所做的一切，最終目的是否還是要將母親留下的藏品捐給故宮時，寧志超疲憊而無奈地搖了搖頭，只字不再提及捐贈的事情。他告訴記者，自己目前正在籌建一個私人博物館，廣邀民間藏家加入。 因撰寫《誰在收藏中國》和《誰在拍賣中國》而聲名鵲起的吳樹對記者説，目前像寧志超這樣從海外購買或者通過其他途徑收藏中國文物後想捐贈給中國國有博物館的民間人士很多，但成功捐贈的卻寥寥無幾，除非該物品是在佳士得、蘇富比等重要拍場中競得，否則，往往被國有博物館打上“贗品”的標簽。究其原因，文物鑒定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我國目前沒有獨立的鑒定體制，鑒定方法主要依靠科學測試和眼學鑒定。” 2010年，吳樹為了撰寫第三本著作而調查了中國科學院、國家博物館、上海硅酸鹽研究所三個對文物進行科學測試的主要機構。“結論是：雖然他們都做了很多試驗，統計了大量數據，但資訊庫不能通用，各自為戰，存在著力量分散、資金不足等問題，缺乏公信力。”而對於眼學鑒定，吳樹更是無奈地向記者説：“現在對於專家鑒定，只要隨便翻翻報紙，遍地都是官司，專家失去了權威性。” 因此，吳樹認為在科學測試和眼學鑒定都缺乏公信力和權威性的情況下，博物館很難對捐贈者的藏品做出準確的判定，“有的時候即便是真的也不敢收。” 而某位深諳回流文物捐贈的學者向記者透露説，除了對捐贈藏品的真偽難以鑒定，一些捐贈者的目的不純，甚至與博物館內部人員內外勾結，使得回流文物捐贈變得並不那麼高尚。“有一些回流文物捐贈者，以捐贈換政策，比如曾有一位海外藏家將一對四條屏捐贈給某博物館，聲勢造得很浩大，政府關注後，就在房地産等方面給予了優惠待遇，其由此所獲得的經濟利益，遠遠高於那對四條屏。”不過，該學者認為， 這類捐贈者雖然目的不純，但並沒有太多危害。倒是另一種情況值得引起關注。“通常博物館都會對捐贈者給予一定的經濟獎勵，獎勵的具體數額，由專家對捐贈品的估值而定，但目前這種政策被濫用得非常嚴重，明明值10萬元的東西，他可以估上百萬。據我所知，國內一家知名博物館投入大量財力接受某位藏家的一批青銅器捐贈，但這些藏品在歷史上並沒有重要意義，甚至連該博物館原有的館藏品都比不上。受捐後，博物館就將它們丟在庫房中。” 對捐贈藏家的質疑，曾任首都博物館常務副館長的張寧認為，現在有些收藏家花了很多錢，買了些不可靠的藏品，他們又想將這些不可靠的東西捐贈給博物館，換取一些名譽，對此，博物館自然應該把好這道門。 而另一方面，眾多藏家則對這些質疑之聲表示憤慨，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正是由於專家的學術不專，以及國家相關文物部門的不作為，不僅使得文物回歸困難重重，而且導致現有文物的大批外流。 今年5月份，一批藏家將自己從海外搶購或者其他途徑獲得的珍貴藏品捐贈汶川，不久卻被質疑為“捐贈是為了洗白‘贗品’。”此次活動的組織者，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同時也是社會科學報總編的許明向記者表示説，近20年來，由於大量的基建工程和文物政策使得文物容許流動，民間所藏文物大量流向市場。民間藏家收到的大量珍品，品質之高歷代少見，這些器物的出現，完全打破了原來的傳統觀念。比如傳統觀念認為，北宋汝窯只有67件，全部藏在兩岸故宮和少量私人手裏；全世界元青花300多件保存在海外博物館中，民間幾乎沒有；宣德五彩只有一隻碗在西藏等等。這些傳統觀念制約了很多文博系統從業人員的頭腦和文物市場發展，也造成價格虛高。“如果這些東西被認為真品，所有的觀念都要改變，中國文物史要重寫，中國陶瓷史要重寫，市場格局要打亂。過去買錯的東西怎麼辦？過去專家鑒定的東西，説出的話怎麼辦？過去用高價買回來的青銅器怎麼辦？這一系列問題在利益上衝擊了舊的格局，使得一些專家不敢面對現實，結果大量文物被當作工藝品流出國門，在海外的市場上以幾萬美金一件拋售。比如，日本有個網挂著1.4萬件中國文物叫賣，南韓一家公司收了4000件中國的元青花。而這些流出去的文物，又在一些專家的支配下，花鉅資再次買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