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我常在做懺悔和檢討。在大學任教這麼久，自認為是一個好老師，卻也曾經扮演過壓迫孤獨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學生為了參加舞會，清晨兩點鐘在圍墻鐵絲網上疊了六床棉被，一翻而過；我告訴她們要處罰背詩、寫書法，但不會報告教官。其實我心裏覺得她們很勇敢，但還是勸她們回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雖然後來她們還是跳出來了）。更有趣的是，這個鐵絲網曾經讓校長在校務會議上得意地對我説，這是德國進口猶太人集中營專用的圓形鐵絲網，各面都可以防範——可是二十歲上下的女孩子，你關都關不住。 《牡丹亭》説的也是同樣的故事，十六歲的杜麗娘怎麼關都關不住，所以她遊園驚夢，她所驚的夢根本是個春夢。 無法仰天長嘯 後來如何大徹大悟呢？因為一個學生。*剛剛開始，有個學生在校園裏貼了張佈告，內容是對學校砍樹的事感到不滿，這個人是敢做敢當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寫了上去。認同的撫掌叫好，説他伸張正義，敢跟校長意見不同，還有人就在後面寫了一些下流的罵校長的話，但他們都沒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學校決定要嚴辦此事，當時我是系主任，便打電話給校長，校長説：“我要去開會，馬上要上飛機了。”我説：“你給我十分鐘，不然我馬上辭職。”後來我保住了這個學生，沒有受到處罰。但是當我把這個學生叫來時，他對我説：“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為什麼不讓他們處罰我？”我到現在還在想這件事。 在群體文化裏，二愣子很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很正直，有話直説，包括我在內，都是在傷害他。我用了我的權力去保護他，可是對他來講，他沒有做錯，為什麼不讓他據理力爭，去向校長、向訓導單位解釋清楚，讓他為自己辯白？ 不管是爬墻的女孩，或是這個貼海報的學生，都是被我保護的，但是，我自以為是的保護，其實就是在傷害他們的孤獨感，使孤獨感無法完成——我在設法讓他們變得和群體一樣。 如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絕境時，他們的哭聲才震驚了整個文化，當時如果有人保護他們，他們便無法仰天長嘯。 活出孤獨感 竹林七賢之嵇康娶了公主為妻，是皇家的女婿，但他從沒有利用駙馬爺的身份得名得利，到了四十歲時遭小人陷害，説他違背社會禮俗，最後被押到刑場砍頭。他究竟做了什麼傷風敗俗的事？不過就是夏天穿著厚棉衣在柳樹下燒個火爐打鐵。這不是特立獨行嗎？這不是和群體的理性文化在對抗嗎？而這是法律在判案還是道德在判案？ 嵇康被押上刑場的罪狀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無益於今，有敗于俗”，這個罪狀留在歷史裏，變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狀——我們判了一個特立獨行者的死刑。 嵇康四十歲上了刑場，幸好有好友向秀為他寫了《思舊賦》，寫到他上刑場時，夕陽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個美男子，身長七尺八寸，面如冠玉，當他走出來時，所有人都被驚動，因為他是個大音樂家，在臨刑前，三千太學生還集體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彈了一曲《廣陵散》後嘆曰：“廣陵散於今絕矣！” 有人説，嵇康怎麼這麼自私，死前還不肯將曲譜留下？但嵇康説，不是每一個人都配聽《廣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獨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獨行，藝術、美是沒有意義的，不過就是附庸風雅而已。
每次讀向秀寫的《思舊賦》總會為之動容，生命孤獨的出走，卻整個粉碎在群體文化的八股教條之下。 竹林七賢的孤獨感，畢竟曾經在文化中爆放出一點點的光彩，雖然很快就被掩蓋了，在一個大一統的文化權威下，個人很快就隱沒在群體中，竹林七賢變成了旁人不易理解的瘋子，除了瘋子誰會隨身帶把鋤頭，告訴別人，我萬一死了，立刻就可以把我給埋葬？ 然而，孤獨感的確和死亡脫離不了關係。 生命本質的孤獨 儒家的群體文化避談死亡一如避談孤獨，一直影響到我母親那一代臘月不談“死”或其諧音字的禁忌。即使不是臘月，我們也會用各種字來代替“死”，而不直接説出這個字，我們太害怕這個字，它明明是真實的終結，但我們還是會用其他的字代替：去世、過世、西歸、仙遊、升天……都是美化“死”的字詞。 死亡是生命本質的孤獨，無法克服的宿命。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説過，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開始走向死亡。他有一篇很精彩的小説《墻》，寫人在面對死亡時的反應。他一直在探討死亡，死亡是這麼真實。莊子也談死亡，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凝視一個骷髏，最後他就枕著骷髏睡覺。睡著之後，骷髏就會對他説話，告訴他當年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這是莊子迷人的地方，他會與死亡對話。 相反的，孔子好不容易有個特立獨行的學生，問他死亡是什麼，結果馬上就挨罵了：“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怎麼可能不問死亡呢？死亡是生命裏如此重要的事情，一個文化如果回避了死亡，其實是蠻軟弱了。儒家文化固然有樂觀、積極、奮進的一面，但是我覺得儒家文化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始終不敢正視死亡。 儒家談死亡非得拉到一個很大的課題上，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義。所以我們自小接受的訓練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死亡，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這種機會？ 小時候我總是認為，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要不假思索地跳下去救他，不管自己會不會游泳，如果不幸溺死了，人們會為我立一個銅像，題上“舍生取義”。 一個很偉大的哲學最後變成一個很荒謬的教條。 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況下，對其感到不忍、悲憫而去救助，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絕對是人性價值中最驚人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為了要“成仁”而“殺身”，就變成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 就好比，如果我背上沒有“精忠報國”這四個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報國了？ 孤獨與倫理規範 忠、孝究竟是什麼？當我們在談孤獨感時，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我們以為已經很熟悉的倫理規範。文化的成熟，來自多面向的觀察，而不是單向的論斷；儒家文化有其偉大之處，孔子的哲學也非常了不起，但當一個思想獨大之後，缺乏牽制和平衡，就會發生許多問題。檢視這些問題並非去否認問題，不能説“今日儒家文化已經式微了”，我們最底層的價值觀、倫理觀以及語言模式，在本質上都還是受儒家的影響，而這裡所説的“儒家”早已跳脫哲學的範疇，而是一種生活態度，就像我習慣在校園發現問題時立刻以系主任的職權去維護學生，這也是“儒家”，為什麼我不讓它成為一個議題，公開討論？ 在我們的社會中缺乏議題，包括情慾都可以成為一個議題。
從法國回來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學任職，是校內十三位一級主管之一，當時學生如果要記大過，就必須開會，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簽字後才能通過。這件事通常是由訓導單位決定，到會議上只是做最後的確認，不會有太大的爭議。我第一年參加時看到一個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發生的事，一個南部學生到北部讀書，在外租屋；房東寫了一封信給學校，説這個學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時勾引他的老婆，學校就以此為罪狀，要學生退學。我覺得應該要了解背後的因由，當下不願意簽字，當我提出看法時，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説：“蔣先生畢竟是從法國回來的，性觀念比較開放。” 聽了，我嚇一跳，我還沒來得及説明，就已經被判定了。 不管是這個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實都是不自覺地受到群體文化的影響，許多事情都變成了“想當然耳”，即使事後發現不是如此，也不會有人去回想為什麼當初會“想當然耳”。 孤獨感的探討一定要回到自身，因為孤獨感是一種道德意識，非得以檢察自身為起點。群體的道德意識往往會變成對他人的指責，在西方，道德觀已經回歸到個體的自我檢視，對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對自己行為的反省才是。 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時，學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間，選擇了飲下毒堇汁而死，因為他認為他的死刑是經過*的投票，他必須遵守這樣子的道德意識，接受這樣子的結局。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會中，從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詞地指著別人罵：不道德！ 我相信，有一天，孤獨感會幫助我們重新回過頭來檢視道德意識，當其時道德情操才會萌芽。就像阮籍不在母親喪禮上哭，讓所有的人説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個朋友，便把這件事寫在《世説新語》。他不是沒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讓道德情操變成一種表演。 當道德變成一種表演，就是作假，就會變成各種形態的演出，就會讓最沒有道德的人變成最有道德的人，語言和行為開始分離。 對生命的懷疑 我出版過一些書，談了美學、談過詩，寫了一些小説和散文，我想我最終的著作應該是一本懺悔錄。我相信，最好的文學是一本最誠實的自傳，目前我還沒有勇氣把它寫出來，但已經在醞釀，我也知道這會是我最重要的功課。我是要跳回去做一個和稀泥的人，去掩飾跳墻、記過的事件，還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這就是我的選擇了。 我想，台灣應該是一個可以有距離地去對抗儒家文化傳統的地方，奈何我們既隔離在外，卻又以儒家正統文化自居，因為我們認為大陸破壞了儒家傳統，所以我們必須去承接，事實上我們所背負的包袱比大陸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時便發現，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孤獨感一下子就跑出來了，特立獨行的個人也出現了……好像，台灣要發動在內心深層處的孤獨感革命更難了…… 家庭、倫理的束縛之巨大，遠超于我們的想像。包括我自己，儘管説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歲的媽媽面前，我又變回了小孩子，哪敢談什麼自我？談什麼情慾孤獨？她照樣站在門口和鄰居聊我小時候尿床的糗事，講得我無地自容，她只是若無其事地説：“這有什麼不能説的？”
其實，我母親和許多母親一樣，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專門剪孩子的頭髮，比中學時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厲害，這一把看不見的剪刀叫做“愛”或是“關心”。因為這把剪刀，母親成為我走向孤獨的最後一道關卡。 在我們的文化中，以“愛”、“關心”或是“孝”之名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對的，不允許相對的討論、懷疑——而沒有懷疑就無法萌生孤獨感，因為孤獨感就是生命對生命本身採取懷疑的態度。 我們活著真的有價值嗎？我不敢説。我也不敢説殺身一定成仁，舍生一定取義，魯迅寫的秋瑾殺身、舍生之後，其鮮血只是沾染了一顆饅頭，讓一個得肺癆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這個了不起的文學家顛覆了儒家成仁、取義的觀念。 生命的意義 生命真的有意義嗎？儒家文化一定強調生命是有意義的，但對存在主義而言，存在是一種狀態，本質是存在以後慢慢找到的，沒有人可以決定你的本質，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義説“存在先於本質”，必須先意識到存在的孤獨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質。 在七○年代，我上大學的時候，存在主義是非常風行的哲學，不管是通過戲劇、通過文學。例如當時有一部戲劇是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兩個人坐在荒原上，等待著一個叫做Godot（中文譯為戈多，Godot是從God演變而來，意指救世主）的人，等著等著，到戲劇結束都沒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蕪之中度過，神不會來，救世主不會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沒有來。我們當時看了，都感動得不得了。 從小到大，我們都以為生命是有意義的，父母、老師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訴我們這件事，包括我自己在當了老師之後，都必須傳遞這個資訊，我不能反問學生説：“如果生命沒有意義，值得活嗎？”但我相信，我如果這麼問，我和這個學生的關係就不會是師生，而是朋友，我們會有很多話可以講。 如果你問我：“生命沒有意義，你還要活嗎？”我不敢回答。文學裏常常會呈現一個無意義的人，但是他活著；例如卡夫卡的《變形記》用一個變成甲蟲的人，來反問我們：如果有一天我們變成一隻昆蟲，或是如魯迅《狂人日記》所説，人就是昆蟲，那麼這個生命有沒有意義？我想，有沒有可能生命的意義就是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你以為找到了，卻反而失去意義，當你開始尋找時，那個狀態才是意義。現代的文學顛覆了過去“生下來就有意義”的想法，開始無止盡地尋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終的答案，直到現在，人們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陳凱歌的《黃土地》裏，那群生活在一個荒涼的土地上，像土一樣，甚至一輩子連名字都沒有的人，他們努力地活著，努力地相信活著是有意義的，或許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意義。然而，不管生命的意義為何，如果強把自己的意義加在別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義一定要自己去尋找。 如果嬰兒出世後，尚未接觸到母親前，就被注射一支針，結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義嗎？存在主義的小説家加繆（Albert Camus）有過同樣的疑惑，他在小説裏提出，如果嬰兒立刻死掉，他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他問的是生命非常底層的問題。 那個年代我們讀到這些書時，感到非常震撼，群體文化不會問出這樣的問題，因為會很痛，你看到所有的報道都是那麼荒謬，是誰惡意為之的嗎？不是，所以群體文化無法討論“荒謬”這個問題，而存在主義則把它視為重要的命題。
拋開結局的束縛 加繆的《局外人》（L' tranger）中，講述的是在法國發生的真實事件，L'Etranger這個詞中文譯為“局外人”，其實就是孤獨者的意思。故事敘述一法國青年對一個*人開了六槍，被當成謀殺犯送進監牢，但所有的審判都與他開這六槍無關，而是舉證他在為母親守喪時沒有掉淚，在母親的喪禮上，他未依禮俗反而打了一個花哨的領帶，以及在母親喪禮後，他便帶女朋友到海邊度假，併發生性關係。諸此種種便成為他獲判死刑的罪證。 行刑前，神父來了，告訴他要做最後的禱告和懺悔，靈魂還有機會上天堂。這個青年罵了一句粗話，説：“我就是開了這六槍，不要説那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再去翻這本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説，就會發現最後一章寫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車在黎明時出發，他看見天上的星辰，他説從未感覺到生命是如此飽滿，他忽然變成整部小説歌頌的英雄——從儒家和群體文化的角度來看，實在很難去認同殺人犯變成英雄的故事，這部小説在國外會得獎，但若是在國內，可能直至今日都無法獲得肯定，因為它的內容違背世俗的標準。 在台灣不會有人以陳進興為主角，最後還把他寫成英雄，然而，小説的好或壞，不是結局的問題，而是生命形式的問題。這個形式裏的孤獨感、所有特立獨行的部分，會讓人*到驚恐，應該有個小説家用文字去呈現他生命裏的點點滴滴。然而，我們不敢面對，我們甚至覺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獨面，人會變壞。 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大人會説：“這本小説不能看，看了會變壞。”我認為，對人性的無知才是使人變壞的肇因，因為他不懂得悲憫。 在陳進興這則新聞裏，我印象最深的畫面，是他被槍斃後屍體送去摘取器官的過程，如果我要寫小説，大概會從這一段寫起。他對我而言，還是一個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與死亡的關係。我也要反駁群體文化中不知不覺的約束，使這些特立獨行的議題無疾而終。 我用“議題”而不是用“主角”，因為我們總認為“主角”一定是個好人。記不記得小時候看的電影，常常會在最後結局時，出現一行字：這個人作惡多端，終難逃法網恢恢。後來我再去看這些電影，發現那個主角已經逃走了，只是在當時的觀念裏，不加上這一句結尾，觀眾不能接受，因為惡人要有惡報，好人要有好報。 如果我們用先入為主的善惡觀去要求文學作品要“文以載道”時，文學就會失去過程的描述，只剩下結局。我從小受的作文訓練就是如此，先有結局，而且都是格式化的結局，例如過去連寫郊遊的文章，最後還是要想起中國大陸幾億個“受苦受難、水深火熱”的同胞。 先有結局，就不會有思考、推論的過程。當我自己在寫小説時，我便得對抗自己從小訓練出來“先有結局”的觀念，而是假設自己就是小説裏的人物。這是往後我寫作的一條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個人，而是整個社會在經歷這麼多事件後，足以成熟地讓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結局決定一切。 或許有人會説，現在小學生寫作文，已經不寫“拯救”大陸同胞的八股教條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懷疑。事實上，今日社會事件的報道，甚至在餐廳裏聽到的對話，都還是先有結局。一到選舉時更明顯，都是先有結局再蒐羅證據，如果真是這樣，人民的思考在哪？從過去到現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從一個權威的體制裏跳出來，覺得過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氣得跳腳，以為跳向另一個極端。可是你仔細看，他跳腳的方式和當年某個偉人去世時跳腳的姿態是一樣的，並沒有改變。他還是用同樣的情緒在跳腳、在哭，只是偶像換了另外一個東西而已。如果這樣的話，人民的思考在哪？
個體的獨立性應該表現在敢於跳脫大眾的語言、説出懷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結局或結論。我相信，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孤獨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於説出不一樣的話，但要注意的是，這不是結局；如果你認為這是結局，就會以為“他只是在作怪”，當你拋開結局的想法時，才能理解對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邏輯（logic）一詞源於希臘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從正面，我從反面，以後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見，思考便無由産生。我相信，好的文學要提供的就是一種“觸怒”。 孤獨是生命圓滿的開始 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裏，銷路比較好的都是一些較為溫柔敦厚者。我有溫柔敦厚的一面，例如會幫助晚上跳墻的學生回去，寫在小説裏就是有一個皆大歡喜的圓滿結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為孤獨的緣故》《島嶼獨白》兩本作品，卻只獲得少數人的青睞——我很希望能與這些讀者交流，讓我更有自信維持自己的孤獨，因為我一直覺得，孤獨是生命圓滿的開始，沒有與自己獨處的經驗，不會懂得和別人相處。 所以，生命裏第一個愛戀的對象應該是自己，寫詩給自己，與自己對話，在一個空間裏安靜下來，聆聽自己的心跳與呼吸，我相信，這個生命走出去時不會慌張。相反的，一個在外面如無頭蒼蠅亂闖的生命，最怕孤獨。七○年代，我在法國時讀到一篇報道，社會心理學家發現巴黎的上班族一回到家就打開電視、打開收音機，他們也不看也不聽，只是要有個聲音、影像在旁邊；這篇報道在探討都市化後的孤獨感，指出在工商社會裏的人們不敢面對自己。 我們也可以自我檢視一下，在沒有聲音的狀態下，你可以安靜多久？沒有電話、傳真，沒有電視、收音機，沒有電腦、網路的環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嗎？ 後來我再回到法國去，發現法國人使用電腦的情況不如我們的普遍，我想那篇報道及早提醒了人與自己、與他人相處的重要性。所以現在你到巴黎去，會覺得很驚訝，他們家裏沒有電視，很少人會一天二十四小時帶著手機。 有時候你會發現，速度與深遠似乎是衝突的，當你可以和自己對話，慢慢地儲蓄一種情感、醞釀一種情感時，你便不再孤獨；而當你不能這麼做時，永遠都在孤獨的狀態，你跑得愈快，孤獨追得愈緊，你將不斷找尋柏拉圖寓言中的另外一半，卻總是覺得不對；即使最後終於找到“對的”另外一半，也失去耐心，匆匆就走了。 “對的”另外一半需要時間相處，匆匆來去無法辨認出另外一半的真正面目。我們往往會列出一堆條件來尋找符合的人，身高、體重、工作、薪水……網路交友尤其明顯，只要輸入交友條件，便會跑出一長串的名單，可是感覺都不對。 所有你認為可以簡化的東西，其實都很難簡化，反而需要更多時間與空間。與自己對話，使這些外在的東西慢慢沉澱，你將會發現，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為你會從他們身上找到一部分與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東西，那時候你將更不孤獨，覺得生命更富有、更圓滿。 閱讀《*》，了解情慾孤獨 我們談情慾孤獨，出發點是一個非常本能的感官、性、器官、四肢……我們急於解放，使情慾不孤獨，不是今日才有的事，早從希臘時代開始人們就有這樣的渴望，中國在明代也出現了《*》。我常建議朋友要了解情慾孤獨，就要閱讀《*》，張愛玲也同意，她認為《*》比《紅樓夢》重要。
你在坊間看到的《*》是刪節本，不能看到書的全貌，建議讀者去找萬曆年本的原著，你將會發現，明朝是建立商業文明的時代，商業一來感官的需求就會增加；現今社會亦是如此，我記得小時候還是農業社會，情慾刺激比較少，雖然存在卻隱藏著，但是商業化之後，就變成一種行為，就變成到處可見的“檳榔西施”，情慾成為具體的視覺、聽覺刺激著每一個人，難以把持、快速地蔓延，逐漸變成我們今日所説的“*氾濫”，在書攤上就可以看到各種圖像文字。 可是我們回過頭看明朝的《*》，內容一樣讓人覺得瞠目結舌，你會發現感官刺激變成在玩弄身體。讓自己的情慾壓抑在釋放的臨界點是最過癮的，所以説痛快，痛快，有時候痛與快是連在一起。在《*》中有些情慾就變成了虐待，以各種方式獲得肉體的*。 然而，他們並不快樂。 《*》、“檳榔西施”刺激的都是情慾的底層，無法紓解內心的孤獨感，實際上孤獨感的紓解必須透過更高層次的轉化，例如前面所説的，我的中學時代男孩子們會看武俠小説來轉化情慾孤獨。 從小説談孤獨 談到情慾孤獨，我想用我的短篇小説集《因為孤獨的緣故》中第一篇小説《熱死鸚鵡》來談。這則故事是一個醫學院學生告訴我的，他暗戀著他的老師，這是他的隱私。我不會把它變成公共的事情，但是這個故事給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想把它寫成小説。 在學校任教，我有很多機會接觸學生，他們會把心事説給我聽，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學生，當我聽到她用四種身份交友時，我蠻驚訝的，可是我不能表現出來。一旦我表現出驚訝，他們便不會再説。我只能傾聽，做一個安靜的聽者。 聽者是一個很迷人的角色。可以看到一個學生突然跑來，從一語不發到淚流滿面，可能得等他哭上一個鐘頭，消耗掉一包衛生紙後，才開始説一點點話，四個小時後，他才可能説得更多。 那個醫學院的學生告訴我，在解剖學的課上，他看著老教授的禿頭，聽著他用冷靜的聲音講孔德哲學和實驗研究的結果，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迷戀。當時的我無法了解，一個年輕人何以會對禿頭、稀疏的頭髮産生情慾上的迷戀，因為那並不是我會迷戀的東西。這就是孤獨感的一個特質——旁人無法了解，只有自己知道，而因為我們不了解，就會刻意將它隔離，於是整個社會的孤獨感因此而破碎。 在《熱死鸚鵡》裏，當這個醫學院的學生，聽到老師引用實證主義者的話，説：“你應該用絕對冷靜、客觀的心態去面對所有東西，不能沾帶任何主觀的道德情感，回到物質性的存在本質去做分析。”他開始檢查自己的身體。他發現之所以會迷戀他的老師，是因為老師將孔德的實證主義帶入他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覺得迷戀老師是一件很荒謬的事；迷戀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他卻無法接受，因為這是不道德的。 小説裏一隻學人講話的鸚鵡熱死了，大家無法從解剖分析中找到它熱死的原因，而在它熱死前所説的三個字究竟是什麼？也引起各界的關切。不過小説最後沒有結局，鸚鵡只是一個符號！ 鸚鵡的出現是因為寫作小説時，我到動物園玩，炎熱的夏天讓鸚鵡也熱暈了，站在那邊不動，我突然覺得很有意思。鸚鵡羽色鮮艷，非常搶眼，而它又會學人説話，它如果學了“我愛你”，是學會了聲音還是學會了內容？而我們説話都有內容嗎？抑或不過是發音而已？
你或許也有這樣的經驗，和朋友聊天失神時，你看到朋友嘴巴一直動，聽不到他的聲音，可是又不會影響你繼續對話。 我想，人有一部分是人，一部分可能是鸚鵡，一部分的語言是有思維、有內容的，另一部分的語言則只是發音。我記得日本的小津安二郎有一部電影，是説一對結婚多年的老夫婦，妻子已經習慣先生發出一個聲音後，她就會“嗨”跑過去，幫他拿個什麼東西。其中一幕是妻子老是覺得聽到丈夫在發出那個聲音，她一如往常“嗨”的答應跑去，但丈夫説：“我沒有叫你。”一次、兩次，在第三次時，丈夫覺得他好像該讓妻子做點什麼了，所以在妻子出現時，對她説：“幫我拿個襪子吧。”所有的觀眾都看到，丈夫沒有發出那個聲音，但是妻子卻一直覺得丈夫在叫喚，或者她終其一生就是在等著丈夫的叫喚。 至今，我仍覺得這一幕非常動人。它其實不是語言，而是關係，我們和身邊最親近的人永遠都有一段關係，加繆在《局外人》裏也寫到，他在巴黎街頭觀察帶寵物出門的人，他發現怎麼每一隻寵物都跟主人那麼像！這也是一種關係。 意識到身體的存在 我在《熱死鸚鵡》這篇小説裏，就用了鸚鵡作為一種符號，去代表醫學院學生某種無法紓解的情慾。他去度假、曬太陽回來，躺在床上撫摸自己的身體，想像手指是老師手上的解剖刀，劃過他年輕的二十歲的身體，骨骼、腰部、乳房……這絕對是情慾，但是糾結著他在解剖學裏學到的冷靜，也糾結著他自己無法抑制的熱情。他感覺到在精緻的肋骨包圍著一個如燈籠結構的體腔，裏面有心臟的跳動，牽動血液的迴圈，他還能感覺到自己肺的呼吸、胃的蠕動，他在解剖自己，也在宣泄情慾，所以最後他*了。 我在十六歲時讀《紅樓夢》，看到寶玉的遺精，嚇了一大跳，但這就是一個認知身體的過程，也許在好多好多年後才會爆發。情慾孤獨也可以説就是認知身體吧！在認知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沾帶著兩種情緒，一個是絕對的客觀和冷靜，一個是不可解的與身體的糾纏。從死亡意識裏出來的身體，是一個肉體、軀殼，而死亡就是和身體告別。人要和身體告別很艱難，一來可能是因為長期使用産生的感情，一來也表示人們意識到“原來我的身體是現實存在的東西”。平常我們都只是在運用身體，卻沒有意識到它真正的存在。 我認為，真正的情慾就是徹底了解自己的身體，包括所有的部位，從外表看得到的到內臟器官，甚至分泌物，但不能先有結論。 或許有些人在《熱死鸚鵡》這篇小説裏，讀到了聳動的師生戀，有的人則是好奇鸚鵡死前説的三個字——當然，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讀出書中以羅馬拼音留下的謎，那三個字就是“後現代”，調侃當時各界把“後現代”當作口頭禪的現象，沒有特別的意涵。新書發表時，大家對那三個字都很感興趣，我自己倒是沒有做什麼回應，我期望把這本書作為與孤獨者的對話，因為我蠻珍惜這種孤獨感，所以也沒有多談。 孤獨並非寂寞 孤獨和寂寞不一樣。寂寞會發慌，孤獨則是飽滿的，是莊子説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是確定生命與宇宙間的對話，已經到了最完美的狀態。這個“獨”，李白也用過，在《月下獨酌》裏，他説：“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這是一種很自豪的孤獨，他不需要有人陪他喝酒，唯有孤獨才是圓滿的。又好比你面對汪洋大海或是登山到了頂峰，會産生一種“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感覺，沒有任何事情會打擾，那是一種很圓滿的狀態。 所以我説孤獨是一種福氣，怕孤獨的人就會寂寞，愈是不想處於孤獨的狀態，愈是去碰觸人然後放棄，反而會錯失兩千年來你尋尋覓覓的另一半。有時候我會站在忠孝東路邊，看著人來人往，覺得城市比沙漠還要荒涼，每個人都靠得那麼近，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與孤獨處在一種完全對立的位置，那是寂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