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説時，我常會涉獵一些動物學、人類學、社會學或是生理學的研究，我相信很多作者或是藝術創作者皆會如此。因為所謂文學或哲學、藝術，常被視為一種個人的思考方式，或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如果引用動物學、生理學等科學知識，就能使作品更客觀，當然，這些知識不會影響創作本身。 有一個在熱帶地區從事研究的人類學家，他的一句話常被創作者引用，法文是coitum animal triste，中文譯為“*後動物*傷”。我覺得用“*”這個詞並不準確，coitum指的是“性的極度高潮”，不是*的刺激而已，是生理學所界定的性*的巔峰、可能會呼吸停止的一種狀態。 或許你也有過這種難以言喻的經歷，在高潮過後，感覺到巨大的空虛，一剎那間所有的期待和恐懼都消失了，如同死亡——前面提過，情慾孤獨的本質和死亡意識相似，在這個時候，你會發現緊緊擁抱的一方，完全無法與你溝通，你是一個全然孤獨的個體。 産後憂鬱症是另一種相似的狀況，很多婦人在生産後感到空虛，好像一個很飽滿的身體突然空掉了。有時候我們也會以“産後憂鬱症”形容一個完成偉大計劃的創作者，比如導演在戲劇落幕的那一刻，會陷入一種非理性的憂鬱狀態。 寫小説時，我常會涉獵一些動物學、人類學、社會學或是生理學的研究，我相信很多作者或是藝術創作者皆會如此。因為所謂文學或哲學、藝術，常被視為一種個人的思考方式，或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如果引用動物學、生理學等科學知識，就能使作品更客觀，當然，這些知識不會影響創作本身。 有一個在熱帶地區從事研究的人類學家，他的一句話常被創作者引用，法文是coitum animal triste，中文譯為“*後動物*傷”。我覺得用“*”這個詞並不準確，coitum指的是“性的極度高潮”，不是*的刺激而已，是生理學所界定的性*的巔峰、可能會呼吸停止的一種狀態。 或許你也有過這種難以言喻的經歷，在高潮過後，感覺到巨大的空虛，一剎那間所有的期待和恐懼都消失了，如同死亡——前面提過，情慾孤獨的本質和死亡意識相似，在這個時候，你會發現緊緊擁抱的一方，完全無法與你溝通，你是一個全然孤獨的個體。 産後憂鬱症是另一種相似的狀況，很多婦人在生産後感到空虛，好像一個很飽滿的身體突然空掉了。有時候我們也會以“産後憂鬱症”形容一個完成偉大計劃的創作者，比如導演在戲劇落幕的那一刻，會陷入一種非理性的憂鬱狀態。 寫小説時，我不會想讀小説或文學作品，反而會亂翻一些奇怪的書籍，例如關於動物、人類生理結構的書，從書中發現一些東西，使其與作品産生一種有趣的聯結，例如《熱死鸚鵡》以及接下來要談的《舌頭考》。 天馬行空的世界 在寫《舌頭考》之前，我讀到一些有趣的知識。 書上寫有些兩棲類動物會用舌頭舔卵，或是用舌頭將卵移到植物體上，使其在陽光下曝曬孵化。讀到這一段前，我從未想過舌頭會和生殖行為發生關係。我們都知道舌頭和語言的關係，但對動物而言，舌頭還有其他的用途。如果你也有過在草叢中觀察青蛙或蟾蜍的經驗，你會發現它們的舌頭很驚人，可以伸得很長，且很精準地抓住飛行中的蚊子，捲進嘴裏。舌頭不完全是語言的功能，在許多動物身上，它是捕捉獵物的工具。
動物語言和舌頭的關係反而沒有那麼密切，我們常用狗吠、狼嚎、獅吼、鳥鳴來形容動物的聲音，説的就是它們的語言，只是我們無法辨識。語言也許不是人類的專利，動物也會用不同的聲音去表達部分的行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求偶或覓食，但相較之下，人類的語言複雜了許多。因為人類的語言極度要求準確，名詞、動詞、形容詞，每一個字詞的發音都要精準，所以我們會説“咬文嚼字”，在咬和嚼的過程中，舌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舌頭也和器物有關。我在研究美術史的過程中，發現在春秋戰國時代的青銅器上，有一種舌頭很長的動物圖像，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動物，有人稱它為龍，有人説它是螭，又和一般所謂龍、螭的造型不同。如果你有機會到台北市南海路的歷史博物館參觀，你會看到有些青銅器兩邊的耳，會有一隻像爬蟲類的動物雕刻，舌頭和身體一樣長，青銅器的底座也有一隻吐舌的動物。 約莫在八○、九○年代，大陸“*”之後，在湖南挖出一座高約一兩米的木雕鎮墓獸，有兩個紅綠燈般大的眼睛，中間拖了一條舌頭至兩腳之間，造型相當奇特。春秋戰國時代，從位於今日河南一帶的鄭國到位於湖南一帶的楚國，都曾經大量出現吐舌的動物，其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搞美術的人會説是為了玩造型，但我相信早期的人類在雕刻這些動物圖像時，關注祭祀、信仰的目的遠勝於造型，這些吐舌動物圖像應該具有特別的象徵意義。 不論如何，當我意圖寫一篇與舌頭有關的小説時，這些就成為我的題材。這是寫小説最大的樂趣，創作者可以莫須有之名，去組合人類尚且無法探討的新領域。 不管在西方或是在中國，以前小説都不是主流文化，因為不是主流文化，所以創作者可以用非主流的方式去談生命裏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而不受主流文化的監視與局限，包括金聖嘆所謂四大才子書，或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或是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都是呈現一個天馬行空、無法歸類的世界。 當我開始寫《舌頭考》時，我走在街上、和人説話都聽不見任何聲音，只想觀察每個人臉上那個黑幽幽的洞口中跳動的舌頭。 每個人都在説，卻沒有人在聽 我發現人的語言很奇怪，舌頭可以在口腔不同的部位發出不同的聲音，發展出複雜的、表意的行為工具。而且不同的語言系統，運用舌頭的方式也不同。當我們在學習不同的語言時，就會發現自己原來所使用的舌頭髮音方式是有缺陷的，例如學法文時，很多人會覺得卷舌音發不出來，或者d和t、b和p的聲音很難區別。 話説回來，使用漢語系統的人，舌頭算是很靈活，尤其是和日本人比較時，你會發現他們的語言構造很簡單，所以當他們學習外語時會覺得相當困難，很多音都發不出來。許多人大概都聽過一個故事，五○年代日本駐聯合國的大使，在會議上慷慨激昂地發表了一番演講。説完，台下有人説：“請問您是否可以找人翻譯成英文？”這個日本大使很生氣地回答：“我剛剛説的就是英文。” 聽“不同的聲音”和聽“聽不懂的聲音”，都是相當有趣的事。什麼是“聽不懂的聲音”？舉例而言，你聽不懂布依人的話，當你置身在布依人的祭儀中，聽到所有人都在用布依語交談時，你會發現你聽到的不是語言，而是音樂，是一種有邏輯結構的聲音，你會覺得很特別，甚至想用發出這種聲音的方式去練習舌頭的動作。
我在大龍峒長大，從小就有機會接觸不同的語言，這裡大部分的居民以閩南語為母語，但也有少數的客家人。我家附近還有一個眷村，眷村裏的語言天南地北，有雲南話、貴州話……每一家媽媽罵孩子的聲音都不一樣，當時我就覺得語言的世界真是精彩，雖然我聽不懂。 第一次因為聽不懂的語言感動，是在法國讀書的時候。我在巴黎的南邊租了一棟房子，是地鐵的最後一站，下車後還要走一段路。房東是寧波人，開餐館的。有一天，我聽到房東的媽媽，一個寧波老太太，和一個法國人在説話，説話速度很快。我第一年到法國，法文説得結結巴巴，很驚訝老太太能如此流利地與人對話，可是仔細一聽，原來她説的不是法文，是音調如同唱Do Re Mi的寧波話。 寧波老太太説寧波話，法國老太太説法文，兩個人説了很久很久，沒有任何衝突，沒有任何誤會——也沒有機會誤會，這是我第一次思考到，共同的語言是誤會的開始。我們會和人吵架、覺得對方聽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我的一個學生嫁給日本人，夫妻間的對話很有趣，主要的語言是英文，可是在對話中，也會夾雜著一點點的中文、一點點的日文；這一點點聽不懂的語言，反而讓他們的對話洋溢著幸福感。我突然覺得很羨慕，每天看到報紙新聞上的攻訐、批判、叫囂……好像都是因為他們使用同一種語言，如果他們説著互相聽不懂的話，也許會好一點。 很有趣的是，使用同一種語言為什麼還會因為“聽不懂”而産生誤會？很多時候是因為“不想聽”。當你預設立場對方一定會這麼説的時候，你可能一開始就決定不聽了，對方説再多，都無法進入你的耳裏。現在很多call in節目就是如此，每個人都在説，卻沒有人在聽，儘管他們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 這是一種語言的無奈吧！好像自己變成在荒野上一個喃喃自語的怪物。 謹言慎行的民族 從動物的舌頭，到青銅器上的吐舌圖像，再到聽不懂的語言，醞釀出了這篇奇怪的小説《舌頭考》。 這篇作品也牽涉蘇聯解體和現代中國處境等政治問題，同時我塑造了一個人物叫做呂湘，一個湖南的人類學者，借他來闡述從楚墓裏挖出來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對語言的興趣。 我在小説中杜撰了一個考古的發現：聯合國文教組織裏的一個考古小組在南美高地發現一具距今一千七百萬年前的雌性生物遺骸。這具骸骨出土後，人類學家要斷定它是動物、猿人或者人類；最大的區別就是人類的脊椎直立，偏偏這具遺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點點尾椎，有點像袋鼠後腿站立、用尾巴支撐身體的姿態。 這項發現在世界各地引起熱烈的研究，包括一位來自波羅的海愛沙尼亞的人種學教授烏裏茲別克，當他在芝加哥的學術討論會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觀認定這是一具人類最早的母性遺骸時，全場譁然。這個情況有點像《小王子》裏，土耳其的天文學家發現了一顆行星，但因為他在發表時穿著土耳其的傳統服飾，太不符合學術界的規矩，所以沒有人相信他。 我們會發現學術界裏有一些外在的規矩，如同語言一般，流於一種形式，它不是檢定你的創意、論證的正確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構。參加過論文口試的人就會知道，口試委員所關心的往往是論文的索引、參考資料，而不是論文中你最引以為豪的創意。這又是一種荒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括語言，變成一種外在的模式符號，其內在的本質完全被遺忘。
在《情慾孤獨》裏，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勵孤獨，而這個巨大的道統其實也不鼓勵人們在語言上做精細修辭。孔子説過：“巧言令色，鮮矣仁。”他認為“仁”是生命裏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個語言太好、表情太豐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這句話影響了整個民族，變成説話時少有表情、語言也比較木訥。 這就是我們小時候常常受到的訓誡：不能隨便講話。客人來時講太多話，父母會認為有失身份，等客人走就要受處罰。但小孩子哪知道什麼是有身份的話，什麼是沒有身份的話？最後就變成了不講話。 語言和文化習慣有很大的關聯，在希臘文化中有修辭學、邏輯學（logos），後者更是希臘哲學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圖的哲學就是《對話錄》，即是語言的辯證。在西方，語言訓練從小開始，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國會議員説話時，常常會讓人覺得嘆為觀止，然後納悶：“怎麼搞的？我們的‘立法委員’怎麼不會有這樣的表現？” 相對的，孔子要求人的內在多於外在，如果有人講話講得很好聽，就要進一步“觀其行”，行為若不相符，他是無法接受的。 東西方對於語言的訓練，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這是一個人如何去處理自己語言的問題。 忽視語言的儒家 春秋戰國的九流十家並不是都否定語言的重要性。公孫龍、惠施的“名家”學派，説的就是希臘人的邏輯學（邏輯學其實可以翻譯為“名家之學”，但我們現在用的是音譯）。名家有所謂“白馬非馬”的邏輯辯證，可是如果現在有個人指著一匹白色的馬告訴你：“這不是馬”，你會覺得很不耐煩，但這就是語言學。從語言邏輯來看，白馬和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你會覺得不耐煩，那麼你就是很儒家。 “白馬非馬”探討的是辭類的問題，在希臘文化裏有嚴格的分別，然而在中國就變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著述傳世，名學卻很難找到其經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馬非馬”、“卵有毛”之類的寓言，都是名學學派發展出來對語言結構的討論。 西方符號學也是討論語言的結構，主張在檢驗思想內容前先檢驗語言的合理性，如果語言是不合理的，那麼説出來的也一定是錯誤的，必須先將錯誤處標示出來，然後去找到符號學的定論。我們的文化在這方面的檢驗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語言都非常混亂，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語言很講究，因為隨時可能會被攻擊，可是我們對語言並沒有這麼嚴格的要求，使語言的含義經常是曖昧不明的。 莊子的哲學裏也有關於語言的討論。莊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廣為人知的對話，他們在河邊看魚，莊子説：“你看，魚在水裏遊，多麼快樂。”這句話很多人都會講，如果今天站在莊子旁邊的是孔子，一定不會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這句問話就涉入語言的修辭學、符號學，惠子的用意是要讓莊子的問話接受邏輯驗證。 如果你身旁有個如惠子一樣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講話了。可是莊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他依照惠子的邏輯推翻惠子的推論。接下來的對話都是邏輯辯證，在儒家道統眼裏是完全排斥、毫無意義的對話。我們可以推測，如果名家能夠壯大的話，或能彌補儒家文化對語言的忽視。
儒家文化不講究語言的精準性，基本上儒家的語言是接近詩的語言，是一種心靈上的感悟，把語言簡化到一個非常單純的狀態。 語言的局限性 人類的語言文字可以有兩種極端的發展，一端是發展成為“詩”，另一端就是發展為法律條文。法律條文務求精密準確，以分明的條目來阻絕任何曖昧性。所以現在國際法、公約等通用的語文是法文，因為法文在辭類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嚴格的語言。而中國語文則是最不精確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準確，準確往往不美，所以不會有人説《六法全書》很美，卻很多人認同《詩經》很美。 孔子本來就不喜歡法律，還記得《論語》裏有一篇提到一個孩子的爸爸偷了羊，這個孩子理直氣壯地去告了爸爸，孔子相當不以為然，他認為連兒子都會告爸爸的社會，已經不是他所嚮往的。他重視的是什麼？還是倫理和道德。可是兒子告爸爸是法律，而法律一直在做的就是語言文字的防範，防範到最後就沒有多餘的可能性，可以容納人性裏最迷人的東西以及孔子主張的仁義道德。 當我們以儒家為正統的文化主流時，語言必然會走向詩，而不是走向法律條文。因此，嵇康四十歲被拖上刑場，理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無益於今，有敗于俗”。其罪狀讀起來就像一首詩，像這樣的罪狀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甚至可能只有三個字：“莫須有”，這都是受傳統中國法律不彰及語言、不講究語言的牽連。 一直以來，我覺得很矛盾，到底語言應該是像希臘語、像法語一樣的精準，或者在潛意識裏我其實是得到一種顛覆準確語言的快樂，因為我感覺到準確的語言本身是一種吊詭，我們用各種方法使語言愈來愈準確，當語言愈來愈準確，幾乎是沒有第二種模棱兩可的含義時，語言就喪失了應有的彈性，語言作為一個傳達意思、心事的工具就會受到很大的局限。再者，寫小説等文學作品，本來就在顛覆語言的各種可能性，你覺得“應該是這個樣子”就偏不是“那個樣子”。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有人會問，語言不是因為思想而生的嗎？我們應該顛覆的是語言還是思想？ 語言一開始的確為了表達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學語時，他要表達自己的意思是那麼的困難，這是先有內容才有語言的形式。可是我們不要忘了，今天我們的語言已經流利到忘了背後有思想。我在公共場合看到有人嘰裏呱啦地説話，嘴巴一直動，我相信他的語言背後可以沒有思想。 有時候我很害怕自己會變成那樣，淪為一種語言的慣性，尤其是站在講臺上教書時，特別恐懼語言的模式化。就像參加喪禮的時候，司儀朗誦奠文，我永遠只聽得懂前面某年某月某日及最後的嗚呼哀哉，中間完全聽不懂，可是那音調多麼跌宕起伏、鏗鏘有力呀！這就是語言模式化的結果，他不在乎人們是否能聽懂，只是要把它念完。 我們都應該讓自己有機會從概念的語言逃開，檢查自己的語言，“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使語言保持在“活水”的狀態，語言便不會僵死。 前幾天，我和幾個朋友聚在一起，有人問我：“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開周會時要呼喊的口號？”我記得第一條是忠勇為愛國之本，最後一條是有恒為成功之本，中間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