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媽珍妮特已經去世了，她在世的時候朋友和家人都親切地叫她妮妮（Nini），她將生命的最後幾十年都花在了中國皇家藝術的研究上。不幸的是，姑媽還沒有完成這項工作就去世了。在她1996年去世以後，我決意繼續她的工作，出版她的遺稿。姑媽在這項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熱情，她所做的一切及這個有待於完成的課題的重要性使我堅信，讓遺稿（和她的努力）與姑媽同歸於寂必然是一個悲劇。 珍妮特姑媽的大部分遺稿都需要重新組織、編輯，不完整的註腳需要考證，一些事實性的材料也需要添加，所幸原文大都有草稿。她沒有寫完第五、六兩章和結語部分，前面的章節之間也有銜接不好的地方。尤其是第六章，這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故宮的歷史，這一章需要增刪核正的地方最多。雖然我的研究方向並不是中國現代文化與藝術，但是作為一個研究新中國歷史的學者，完成這一章的工作還是吸引了我，我深信自己能夠提出一些專業性的意見。正像我姑媽在研究故宮博物院和皇家收藏的早期歷史時已經揭示的那樣，我發現故宮和皇家收藏在新中國以後不僅有自己獨特的歷史，還是當時各類政治、社會事件的一個縮影。深入研究這些方面令人著迷，它為我研究同時代的中國開闢了一個全新的考察領域。有關新中國成立後皇家收藏的歷史，我能夠收集到新近在中國出版的資料，而且我還和故宮的幾個工作人員進行了面談，他們有的仍在故宮工作，也有的已經退休。在我寫完這一章的草稿後，姜斐德（Alfreda Murck）博士為其修訂提供了大量的幫助，她無私地和我分享了她自己關於中國這一歷史時期的知識、訪問和研究。我還深入鑽研了前幾章所涉及的時代及這幾章之間銜接不暢的地方，特別是講述民國時代的第三章。總之，在盡力完成並改進原稿的同時我也儘量保留了姑媽最初的意見和她第一作者的身份。 無論如何，僅僅是我個人的努力並不足以完成這本書。我要向高居翰（James Cahill）、羅覃（Thomas Lawton）和姜斐德致以衷心的謝意，他們三位在中國藝術和繪畫方面都是世界領先的學者，同時也是我姑媽的好友和同事，他們為我和姑媽的這項工作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幫助。他們細讀了本書的草稿、對書稿的完善和修改提出大量建議，這一點讓我感激不已（相信我姑媽也是一樣），沒有比他們更富有卓識和助益的同行評論者了。我還要格外感謝美國史密森博物院所屬的弗利爾美術館及薩克勒博物館前任館長（the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of A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羅覃博士，他為本書撰寫了序言。喬治·華盛頓大學出版社指定的三位同行評論家（匿名）同樣給予本書積極的、建設性的評價，這些評價意見有助於書稿在敘述上更加清晰，整體上更加完善（包括對插圖的意見）。我要感謝所有這些人，他們都相信本書講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故事——一個對於中國現代歷史和中國藝術史同等重要的故事，一個需要使中國學術界和公眾知情的故事。他們的信心和支援對於完成這部著作不可或缺。同樣，我也要感謝所有為這本書貢獻插圖的機構。要確定插圖中每一件藝術品的收藏地點並非易事，然而這些藝術品可能會為研究提供一個更為豐滿的背景。 我姑媽有三個女兒——蘇珊·艾爾門多夫（Susan Elmendorf ），南希·西肖爾斯（Nancy Seasholes）和卡羅爾·斯坦因（Carol Stein）——她們都給了我很大的支援，並精細準確地完成了原稿的大部分錄入工作。原稿在內容的編輯方面融進了梅德林·C·羅斯（Madelyn ）專業性的意見。我的妻子羅英利（Ingrid Larsenise）是美國史密森博物院所屬的弗利爾美術館及薩克勒博物館的中國藝術史學家，她幫忙考證了模糊不清的引文，補齊了參考書目，為本書配了部分圖片，並對原稿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感謝喬治·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的執行編輯邁克爾·達克沃斯（Michael Duckworth）的支援及他為書稿出版提供的贊助，感謝朱莉·范佩爾特（Julie Van Pelt）對書稿所做的專業性文字編輯，感謝馬利林·特魯布拉德（Marilyn Trueblood）在書稿從撰寫到出版的整個過程中所給予的指導。 這項工作經歷了漫長的準備時間，由一個人開始而由另一個人完成，還常常因為我要做自己的項目而被拖延，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感激姑媽的家人對我的耐心。最後，我想姑媽對最終的結果一定會非常滿意，對她在這個令人著迷的題目上所做的最初探索，我們所有的人都心存感激。在收集了大量相關的歷史資料後，我們終於將本書呈獻于讀者面前。這本書並不是這個題目的定論，而只是將來更加詳盡具體的學術作品的一塊基石。 謹以此書深情紀念珍妮特·香博·埃利奧特女士（1912年9月11日—1996年4月2日）。 沈大偉 2005年1月于華盛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