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戰爭、世界大戰以及緊隨其後的內戰使中國陷入漫長而劇烈的戰爭之中，此時皇家藏寶的命運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加密切地與政治聯繫在了一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佔領了滿洲的首府瀋陽。在日軍肆意蹂躪滿洲的時候，很多中國人都擔心日本侵略軍下一步就要逼近長城關口。面對日軍的侵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做出了一個果斷而又大膽的決定：把故宮藏品中最好的一部分遷移到南方去，以保護它們免受戰爭的侵害。中國皇家藏品的歷史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後又過了很多年，經過多次遷移，皇家藏品才又重新找到了一個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 古物南遷 1932年9月，故宮博物院的理事會同意了古物南遷的建議。像以往一樣，博物院賣掉了宮裏庫房所存的一些物件，以便為珍寶南遷籌集資金。與此同時，煩瑣的古物裝箱工作也開始了。 在中國歷史上充滿暴力的王朝更疊中，皇家珍藏常常被勝利者作為戰利品奪得。而這一次，人們極為仔細地為藏品的南遷做了準備。比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莊嚴就曾描述過運送秦代石鼓時艱苦的準備工作。秦代石鼓是一組在初唐時期重新發現的十個半球形石頭，上面刻有古老的銘文，還有西元前221年留下的印章。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的努力下，石鼓也作為南遷文物的一部分于1933年被運往南方。為了儘量保護石鼓不被損壞，他們先用一層層的濕紙包住每一塊石鼓，按緊紙張，使紙的整個厚度只剩下原來的一半；接著用麻繩把石鼓緊緊捆住，麻繩之外再裹上一層厚厚的棉被；最後才把石鼓放進裝有稻草和棉花的木箱裏封好。這次南遷的文物都是挑選出來的精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還對它們進行了分類，主要類別有：青銅器、玉器、瓷器、繪畫、書法、珍稀典籍和其他物品。這些文物共裝了2萬多只木箱，被運到火車站後裝進列車車廂，自此，從1933年起一直到1947年，這批文物開始了歷時14年、跨越75000公里的漫長旅行。 這次文物裝箱的壯舉結束于1933年1月，當時只是個孩子的吳訥孫還記得夜裏北京街頭響起的馬車聲： 1933年初春的許多個夜晚，北京昏暗的街上都會清除所有過往車輛。在宵禁以後，紫禁城的南門緩緩打開，一輛輛木板車魚貫而出，上面堆滿釘好的沉重的箱子。它們出了城門以後，沿著寧靜的街道向南駛去。在前門外，這些木板車將向右拐進西站。在警察和士兵全副武裝的護送下，貨物被裝進一輛早已等在那裏的火車，火車處於武裝保護之下。火車在內陸地區蜿蜒前進，首先將到達西南部，然後向東部迂迴，最後向南到達上海。這批箱件將在上海存放4年。從2月到5月運輸工作一直在繼續，19557箱藝術品、珍貴典籍、歷史文獻就這樣被運出了北京，離開了危險動蕩的東北海岸。沒有人知道日本侵略戰爭將會怎樣發展，也沒有人知道這些珍寶會流離多久。 這次古物南遷之所以要偷偷進行，不僅是為了安全起見，也是為了避免引起騷亂，因為轉移文物的行為可能會被公眾理解為是政府放棄北平的一個信號。為了安定人心，易培基請內政部做出保證：一旦政治形勢穩定下來，這些文物就會運回故宮。當時幾乎沒人能意識到日本侵略戰爭的長期性，相反，大多數人擔心的倒是：“如今故宮空空蕩蕩，只剩下幾件普通文物供遊人參觀了。” ◎ 南京的新家 1933年2月和3月，當文物通過鐵路運至南方的時候，它們終將落腳何處還沒有確定下來。臨時的決定是，先把裝書畫的箱子運到上海，時機成熟再運往南京長期保存。在上海，文物被放在相對安全的外國租界的兩個庫房裏，一個庫房屬於法國租界，另一個屬於英國租界，每個庫房都有法國或英國警察輔以中國便衣守衛。來自北平三個博物館——國立中央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的官方書籍和文件直接被送往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為給這批文物在南京找一個長期存放地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最後，在1935年7月，故宮博物院接收了南京的朝天宮，決定把文物存放在這裡。存放藏品的倉庫于1936年3月開始修建，當年12月竣工。自此，從1933年起就存放在上海的文物被運到朝天宮。1937年1月1日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 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員面臨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舉辦一次展覽。1937年5月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在國民大會堂舉行，此次展覽展出了從先秦到清朝的歷代藝術品。這次展覽的重要性必須聯繫國民政府尋求政治合法性的歷史背景來認識。###是這次展覽中政府方面的贊助人，它期望通過這次展覽能夠樹立南京國民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這次宏大的展覽同時也使公眾確信，皇家珍藏已經平安運達南方。 ◎ 首次海外展出 1932年年末，正當故宮工作人員專注于文物南遷的時候，幾位英國收藏家開始籌劃在倫敦舉辦一次大型的中國藝術展覽。這次展覽將成為中國幾次為西方提供皇家藝術藏品進行國際展出的第一次。 1934年，中國###同意了在倫敦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的提議，並成立專門的審查委員會，花費大量時間挑出最好的藝術品供英方選用。但英國收藏家對中國藝術品的興趣一直以來主要都在瓷器上，至於繪畫方面，他們見過的中國畫很少，除了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女史箴圖》（這幅畫是1900年英國遠征軍破壞清朝皇家園林時的戰利品）之外，英國就再也沒有中國的名畫了。 英國人清楚自己在書畫鑒賞方面的欠缺，便聘請法國著名的漢學家和中國藝術史學家伯希和前往上海做顧問。雖然我們不知道伯希和在這次挑選中發揮的作用，但最終選定參展的畫作卻大都是非凡之品。國際知名的收藏家和鑒賞家王己千認為，在所有選定的175件畫作中只有13件是摹本或者品質不高的。 這次展出取得了轟動性的效應。它實現了組織者的目標，對中國幾千年的藝術精品進行了一次獨特的展現。連福開森都説這次展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每天吸引來自許多國家的大批遊人，參觀的人擠作一團，要看見展品都不容易。 許多人都意識到了這次展覽的政治意義。大英博物館的一位職員記錄説：“中國政府的官方參與為這次展覽注入了政治意蘊，文化關係如今被認為是影響深遠的因素。” 一位住在倫敦的中國人回憶了這次展覽的重要性：“它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人們對中國文化有了更好的了解，由此他們會更容易對中日戰爭中的中國産生同情。” 那麼，願意提供這麼多價值連城的文物去海外展覽的國民政府得到了什麼呢？正如一位歷史學家的觀察，“這次展覽促進了人們對於中國藝術的研究……而且對於中國來説，它由此在國際關係方面獲得了不可想像的成功。” ◎ 其他的幾次展出和展出邀請 倫敦中國藝術品展是中國珍寶第一次在國外大規模的展出，這次展覽在其他國家引起了直接反響。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長提議，在這些珍寶運回中國之前直接把它們從倫敦運到美國進行第二次展覽。他注意到，對中國來説，在當時的紐約舉辦一次這樣的展覽是提升中華民國在美國形象的一個非常好的辦法。中國方面對這一提議沒有什麼意見，只是希望得到美國政府方面的支援。但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司的助理秘書斯坦利·霍恩貝克拒絕了這一要求，因為他不想讓中國內部的反美親共力量找到一個藉口，從而迫使美國去直接面對日本。因此，倫敦展出的珍寶最後還是直接被運回了上海。 展品回國的途中曾出現一段驚險的小插曲。當時，運送文物的美國郵輪“藍浦拉”號在直布羅陀海峽擱淺了。所幸船後來又重新開動了，並沒有對裝載的文物造成任何損害。1936年4月8日，出展的文物安全回到上海，此時距離開上海赴倫敦之日已有一年之久了。由於倫敦展出獲得了極高的聲譽，中國又收到了來自蘇聯的邀請，蘇聯方面同樣希望能夠一睹中國皇家珍寶的風采。在此前不久，蘇聯已經和中國確立了友好的睦鄰關係，隨著兩國交往的日益頻繁，俄國人期望通過舉辦這次展覽進一步促進兩國往來。在蘇聯的這次展覽規模比較小，只展出了100件二流的藏品。這些展品于1939年7月18日從四川省（應為貴州省）安順縣的一個倉庫運出，途經甘肅、新疆，在9月初到達莫斯科。展品于1940年1月到8月間在莫斯科展出，1942年3月到6月在列寧格勒展出，1942年9月被運回重慶（是中國當時的首都）。
◎ 文物西遷 當80箱文物從倫敦返回的時候，一場大災難正在中華大地上蔓延。抗日戰爭的擴大很快就迫使這些珍寶不得不再次轉移。在戰爭的進行中，故宮博物院管理層抓緊時間制定著保護皇家藏寶的計劃。經過緊急磋商，故宮管理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方案，即分三路將文物（和政府一起）向西轉移到重慶。 1937年8月14日，曾經運往倫敦展出的80隻鐵箱子成了第一批被運出南京的文物中的一部分，這時還是在聲名狼藉的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前，這批文物勉強逃過了被毀的命運。第一批運出的文物沿長江水路到達漢口（武漢附近），然後用火車運到長沙。幾個月內，長沙也危險了，這些箱子又經廣西運至貴州——不久，長沙原來存放這些箱子的圖書館就被一顆炸彈夷為平地。一年之後，這批文物被運到了貴州安順附近的一個隱蔽的山洞裏，在這裡，這批文物度過了1938年到1947年間的漫長歲月。 同年11月初第二批文物也在準備遷移。博物院的工作人員夜以繼日地工作著：裝箱、裝車、把9369個箱子運至碼頭。這一大批文物在11月20日至12月8日之間離開南京，幾天以後，南京被日軍攻陷。從那志良那些天的日記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的緊張嚴峻：11月4日，珍寶通過水陸兩路迅速運離南京；12月8日，急運停滯；12月10日，9369箱文物通過輪船經長江被運至漢口；一天之後，漢口的孔廟（文物箱件曾在這裡存放）被炸毀了。文物箱件繼續遷移，3月份到了宜昌。 文物不得不在宜昌停留幾個月等待河水上漲。到了秋天，文物繼續轉移，穿過險惡的長江山峽到達重慶，那裏是蔣介石和他被擊潰的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文物從南京到重慶的轉移運送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重慶隨後也陷入了危機，於是，1939年春天這些國寶箱件又被裝上小木船再次遷移，部分船隻由縴夫用纜繩拉著在急流中前進。此間發生了一個意外事故，有一根縴繩斷了，掌舵的船工對船體失去了控制，裝滿國寶箱件的船隻連同船裏的工作人員一直被水衝到下游。值得慶倖的是並沒有太大的損失。這些文物箱件是由搬運工扛著走完去往樂山的最後一段路程的，樂山位於四川省的西部。 第三批文物從南京運出後，經陜西最後被運到四川，這是運送最艱難的一路。這批文物共7286箱，于1937年12月10日日軍攻陷南京前夕從南京出發，經過陸路由火車運往徐州，接著在1938年1月到5月間又被裝進300輛卡車運到漢中。這條線是沿著秦嶺山道行進的，山間道路有時泥濘不堪，有時還會遭遇山崩。期間，一場大雪將整個運輸隊伍困在山間，沒有食物也沒有地方住，幸而後來救援隊趕到。他們在4月10日抵達四川，路上整整花了48天。 只過了一個半月，政府就下令讓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為國寶找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果然，漢中的儲藏地孔廟在文物轉移後不久就被日軍的飛機炸毀了。下一個目的地是四川省的省會成都，去成都的路上要經過許多交叉的渡口，滿裝古物箱件的船隻逆流而上，只能靠人力拉。文物剛到成都，又一道命令下來了，要把它們再運150公里到峨眉山。這批文物從此被藏在峨眉山的兩座廟裏，直到抗日戰爭結束。 倉促間從南京轉走大批文物是一件花費很大的事情。杭立武先生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成員之一，也是前庚子賠款的執行秘書，他在1937年11月到12月間為文物轉移籌備了足夠的資金。為了保證裝運的及時迅速，蔣介石私人的交通工具也被用來支援文物西遷。 作為當時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馬衡對所有這些動蕩中的文物遷移都負有根本的責任。從文物到達戰時首都重慶起，他就明確擔負起了這一職責。至於運送文物的故宮工作人員，他們帶著這麼多沉重的箱子，按照不斷下達的一道道命令，輾轉遷移，在1937—1947年這十年漫長的遷移過程中，沒有丟失過一隻文物箱子，實在令人感佩。
在遷移的途中，一旦文物找到了一個比較安全的避難之所，工作人員就打開箱子讓這些珍寶見見天日，因為對於書畫作品來説，為了防潮防蟲，每隔一年半年晾一次是很重要的。 儘管中日戰爭期間時時有被炮彈轟炸的危險，生活條件也非常艱苦，但一些皇家藝術珍品還是在中國的西部偶爾展出。1943年12月間，一個小型的書畫展覽在重慶中央圖書館的三間展室舉行。1944年，在貴州省貴陽市的省立美術館舉辦了一次小型展覽。1947年日本戰敗以後，在重慶中央圖書館舉行了最後一次小型展覽，這次展會主要是為了向國寶道別。 ◎ 中日戰爭及其後果 對於北平故宮在日軍佔領北平的八年間發生的事情我們所知甚少。日軍在1937年9月佔領北平的時候，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已經帶了部分珍寶西遷，故宮的工作人員十分明智地向國民政府發出了尋求保護的請求。在淪陷的北平等待了一個多月後，他們在11月終於等到了政府方面的訓令：“折呈悉……該院留平工作人員處境艱危，自屬實情。目前應于可能範圍內，盡力維持。仰即遵照。”換句話説，這個從遙遠的安全之境發來的命令是在表示：你們只能靠自己。待在你們的崗位上，堅持住！ 1937年以後馬衡不在的日子裏，負責故宮日常工作的是總務處處長張庭濟。日本方面妄圖派日本人擔任故宮的院長或顧問，但由於遭到故宮工作人員的堅決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隨意進入故宮，除非帶有介紹信，否則會被留守的工作人員拒之門外。 在此期間，故宮遭到了幾次破壞。1938年6月15日，日軍佔領北平還不到一年，就從太廟劫走了幾百冊書籍，據説，這些書籍大部分被燒掉了。六年以後，日軍為了保證他們的武器供給拼命蒐集金屬，他們從故宮搶走了54口銅缸，4尊銅炮，91個銅燈亭。1945年7月，日軍又一次試圖搶奪銅缸，這一次搶奪的地點是太廟，但被故宮職員制止了。8月份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他們歸還了所有搶走的銅燈亭和銅炮。多虧了王世襄等人的奔走，最後，中國方面收回的金屬共有4460公斤，儘管有些銅缸已經被打碎了。 1942年6月，日偽政權任命祝書元為故宮博物院的臨時代理院長。祝書元的任命使那些還妄圖對故宮財物主張權利的滿清遺民十分氣餒——原來，滿清愛新覺羅氏家族的部分成員大概還想追討宮廷財産。任命祝書元的那年，紫禁城北邊的景山和紫禁城內的太廟都向遊人開放了。門票收入和故宮職員的工資（雖然很低）都恢復正常。 1943年，故宮的工作人員接到命令要把古物展覽廳和歷史博物館合併成一個行政單位，共同隸屬於故宮博物院。這次合併早在多年前易培基任院長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當時主要是著眼于效率的提高。1947年馬衡返回北平之後，這一方案就被正式確定下來了。 ◎ 追蹤散佚的珍寶 中日戰爭期間，王世襄曾為保管重慶的珍寶做出過貢獻，後來他又在追回散佚文物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他被任命為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的委員，這個委員會專門負責尋回1924年因日軍搶掠或其他原因而散失的宮廷珍寶。 流失的宮廷珍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遜清皇帝溥儀（即後來日偽政權的傀儡皇帝）帶到滿洲去的幾百件珍貴典籍、珠寶和書畫作品。它們曾經被存放在溥儀滿洲宮殿後面的小白樓裏。溥儀1945年被蘇軍俘獲以後，他在滿洲的宮殿和倉庫都被接管皇宮警衛的“國軍”搶掠一空了。 日本戰敗以後，溥儀從前的收藏中有很多重要藏品出現在北平和天津的古董鋪中，王世襄許諾，國家將重賞能提供有用線索的古董商。另外，在1947年年初，國民政府專門撥出億元用於收買這些國寶。他們運氣不錯，一位在溥儀的天津舊居居住的美國陸軍上尉向故宮博物院報告，説在屋裏發現了一個沒有打開過的密室。王世襄聞訊趕到天津，打開密室後，發現裏面藏有1000多件小塊古玉和四件卷軸畫。這些玉後來被認出原是放在宮中繡有錦線的特製的箱子裏的，它們最終還是回到了故宮。從20世紀40年代晚期開始，王世襄開始追蹤“東北貨”，並取得了一些成效。這項工作自王世襄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
王世襄還幫忙找回了不少其他重要的宮廷珍寶。德國商人楊寧史曾得到一批日本佔領期間在北方（在河南）出土的珍貴青銅器。1945年11月，得到消息的王世襄悄悄來到楊寧史在天津的辦公室。在楊寧史的辦公室裏，王世襄注意到秘書正在列印一份中國青銅器的清單。由於有清單直接對質，楊寧史不得不承認他手上有這樣一批青銅器，但他狡詐地稱藏在天津的住宅中，那裏已被軍閥佔用。王世襄帶著官方的介紹信，三次去天津跟軍閥交涉，但都被擋在門外。無計可施的王世襄只好向國民政府行政院主席宋子文和他的內兄蔣介石求助。1946年1月，河北省平津區敵偽産業處理局接管了楊寧史的收藏，故宮博物院在雙方都在場的情況下點查了這批藏品。為了慶賀楊寧史的“捐獻”，博物院舉行了一個小小的聚會。這批藏品從1945年10月30日到1946年11月11日一直留在博物院的兩間屋子裏供人參觀。 1945年到1947年間，在漫長的中日戰爭結束以後，大家都在努力將珍寶重新置於國家的管理之下。南京和北平兩地博物院的各項工作逐漸恢復正常。1948年五六月間，兩個城市都舉辦了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的展出。 然而，這些珍寶並不是從此就安然無憂了。中國很快又進入了內戰時期，事實證明，這次內戰是20世紀以來對皇家藏品完整性的最為沉痛的一次打擊。內戰導致了宮廷收藏的徹底斷裂，兩個獨立的博物院建立了，一個在中國北京，一個在中國台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