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以後，各省紛紛起義反抗滿清統治,滿清王朝迅速崩潰,許多滿族人都逃往中國北部的滿洲裏。但是，遜清皇室愛新覺羅家族依然住在紫禁城的後半部分。1912年2月12日，當時只有5歲的愛新覺羅氏小皇帝溥儀和新政府簽訂了退位條約。從退位條約簽訂的那天起，有關皇家藏品處置的條款就存在著內在的模糊。成千上萬的法書名畫、滿清宮殿裏數不勝數的藝術品應該屬於誰呢？是屬於愛新覺羅家族還是屬於他們不再統治但仍然居住其中的國家？ ◎ 保管和所有權的問題 退位條約也就是眾所週知的《清室優待條件》，這個條約曾經被形容為沒有經過流血戰爭就推翻了一個封建王朝。在這個條約中，規定當時的共和國總統袁世凱對皇家珍寶擁有處置權，同時，遜清皇室對紫禁城裏祖傳的房子仍然保留了暫時的居住權。而且愛新覺羅家族還保留著清廷的形式和服飾，擁有大批侍臣。 《清室優待條件》的第七條申明，退位以後，皇帝的私産受民國政府保護。但是這一條並沒有明確指出究竟誰對清室的私有財産持有所有權。50多年以後，溥儀還回憶説，他當年總是把那些藝術藏品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産。 溥儀的看法源於1914年的一個協議。當時，代表內務部和遜清皇室的聯合小組去滿洲的皇家行宮中蒐集寶物（四個皇家行宮包括瀋陽行宮、熱河（承德）行宮和北京的另外兩個行宮），並協商這些寶物的所有權問題。協議申明珍寶是皇家的私有財産，民國政府會使用專項資金把這些寶貝買過來。但因為當時民國政府拿不出這筆錢，所以支付的事一直懸而未決，珍寶被認為是從滿清皇室中賒借出來的。 ◎ 公眾首次得見奇珍 1914年，內務部成立了古物陳列所，把從瀋陽、熱河和北平的行宮蒐集來的藏品加以整理後，舉辦了第一次皇家藝術品展會。這次展覽在紫禁城外廷的兩個偏殿舉行——西邊的武英殿和東邊的文華殿——自此這兩殿經常被稱為古物陳列廳。 當時袁世凱感興趣的兩件事情一個是修復紫禁城的宮殿，另一個就是展出從滿洲行宮得來的清朝珍寶。回過頭來看，袁世凱的這種興趣有顯而易見的原因。他不僅想確立共和政府對前清珍寶的所有權，而且想擁有一張王牌，藉以實現自己建立新王朝的計劃。 距第一次展覽兩年之後，那些從滿洲蒐集回來的珍寶又在相同的地方再次展出。這次展覽中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在1914年展覽時，那些展品被認為是從遜清王室借來的，而在1916年，政府宣稱展品是由內務部借出並出資舉辦的。 像今天一樣，紫禁城在那個年代也像磁石一樣深深吸引著遊人。1914年和1916年去古物展覽廳的遊人只用花一塊錢的門票就能夠進入這個從前無比尊貴的地方。普通的中國人因此終於得以欣賞這塊從前的禁區，並且能夠看到一些稀罕的宮廷珍寶。來過這裡的人也許還會記得，按照皇家的律令，“從紫禁城的任何一個門通過的普通人都會被杖笞一百下……任何在皇宮裏發現的陌生人都將被勒死……” ◎ 莊士敦和宮廷珍寶 1919年溥儀13歲的時候，朝廷決定在他原有的一個滿族老師和兩個漢族老師的基礎上再為他增加一名英國老師。莊士敦被請來做溥儀的老師，他畢業于倫敦著名的亞非學院，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英國外交家。莊士敦住在禦花園西側，不久就和年輕的溥儀建立了親密的私人關係。在保護皇帝的利益和皇家珍藏方面，他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莊士敦努力使年輕皇帝看到宮廷中的奢侈浪費，讓他注意到皇家藏寶的不斷失蹤。於是，溥儀就經常叫人把文物拿過來自己親自檢驗，還命人為所有的藏品編制了一份詳細的目錄。隨著查點工作的進行，人們發現很多珍品都丟失了。1923年6月，溥儀宣佈要親自檢視建福宮，那裏收藏著乾隆皇帝最珍愛的寶物。太監們怕自己的偷盜行為敗露，趁著夜黑在建福宮放了一把火。到天亮前，只有387件文物被搶救出來，而最初的目錄上所列藏寶共有6643件，包括2000多尊金佛像、大量佛教畫品、純金的祭壇飾品、瓷器、前朝的青銅器、成千上萬冊書籍，以及31箱貂皮和皇家禦帶。
皇室經常把珍寶出售給一小撮佔據壟斷地位的古董商，價錢低於市價很多、又遠遠高於報帳單上所列的價格。一次，溥儀讓太監把一個四英尺高的實心金塔拿去賣掉。去之前溥儀問他打算怎麼開價，太監回答説按重量賣，氣得溥儀大罵笨蛋，還引用莊士敦曾講過的，説在公開的市場可能價格會高得多。為了報復莊士敦，內務府把這個金塔送到莊士敦那裏，還假傳皇帝的旨意讓他把金塔賣掉。莊士敦識破了這個陷阱，命人把金塔送回宮中。從那以後，宮裏的人更加恨莊士敦了。 莊士敦還向溥儀報告説前門新開了許多古董鋪，據説這些商店的老闆都是太監和內務府的官員。莊士敦的報告使溥儀萌生了為宮廷藏畫編制一份更加正式的目錄的想法。編制這份目錄的工作在1923至1924年進行，由不受內務府控制的藝術鑒定家們完成，他們資歷深厚，包括鄭孝胥、羅振玉、王國維和商衍瀛。 溥儀的弟弟溥傑也在宮裏跟著莊士敦學習，但他住在宮外。由於十分了解編目的程式，他們想出了一個計劃，讓溥傑把已經登記造冊的文物偷偷帶出紫禁城。當時清單上每一卷冊、每一本書都按照其價值做了標記，品質最好的畫五個圈，最差的畫一個圈。從1923年5月到12月，溥傑每天在紫禁城上完課回家時都要帶走一些書畫卷冊，那些都是從曾經被鑒定為上等品的物件中挑選的。根據溥儀回憶，“運出的總數大約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畫、二百多種挂軸和冊頁，二百種上下的宋版書。”溥傑則回憶説，運送這批字畫是一件頗費週折的事情，“因為宮內各宮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宮太監負責保管。” 在溥傑帶出文物的過程中，稀有典籍是首選的目標，因為它們和溥儀兄弟用的課本尺寸相似。這些典籍像太監們每天拿給溥儀兄弟的課本一樣被包在黃色錦緞裏，因此在帶它們出大門的時候沒有引起門衛絲毫的懷疑。有資料顯示，溥儀兄弟偷偷帶出宮的文物共有1285件手卷字畫和68冊書畫集； 而另外有人認為，“末代皇帝”暗自轉移的文物有1000多件手卷和200多種冊頁、挂軸，以及200多本宋朝的珍貴書籍。 轉移出宮的珍寶在北京某處藏匿一段時間後，溥傑把它們裝進了七八十個木箱子裏。得到火車站免檢免稅的許可後，溥傑護送這些藏寶到了天津，把它們藏進一位滿族王爺為溥儀買的房子裏。 到1922年的時候，公眾對皇家藏品歸國家所有這一點基本達成了共識，這種看法在當年的一條新聞裏就有所反映：“近來，有些貴重物品以某位外國人為媒介從宮中送到一家外國銀行，看來宮中的意圖是要賣掉它們，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很可能要失去這些無價之寶。” 這種國家所有的觀點和1914年協議的精神大相徑庭，按照1914年的協議，從東北各個宮殿運回北京的珍寶是從皇室借來的。 因此，在1911至1924年之間，遜清王室一直認為它對各個宮殿的所有藏寶都享有合法的所有權，而共和國卻認為自己有權力界定哪些珍寶應該充公作為國家博物館的基礎，哪些還可以由皇室繼續保留。 ◎ 離開紫禁城 1924年，按照《清室優待條件》的規定，溥儀和遜清皇室已經做好了永久性搬進頤和園的準備。頤和園曾經是慈禧太后最鍾愛的休養之所，但是直到1908年老太后去世之前，這個園子從來都沒有做過寢宮。莊士敦很贊成這次搬遷，因為原本在紫禁城暫時的居住已經延長了11年，莊士敦擔心政府會以此為藉口而取消其對遜清王室的種種義務。與此同時，紫禁城內皇家藏品的所有權問題因為搬遷計劃而凸顯出來，莊士敦建議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給出一個意見，把可以合理看作國寶的那部分藏品收歸國有，皇室就可以毫無爭議地擁有剩下的部分了。”不管怎樣，搬至頤和園的計劃最終沒有實現，馮玉祥使這個計劃泡了湯。 1924年10月22日，馮玉祥在打敗另一位軍閥後佔領了北京，他斷然命令溥儀和滿清皇室在1924年11月5日下午離開紫禁城。當時馮玉祥想到了要控制紫禁城裏大批珍寶嗎？11月4日，在實行驅逐命令的前一天，馮玉祥和他的幕僚們公佈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例五條》，“清室私産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中一切公産應歸民國政府所有。查點宮裏的每一件物品，從衣飾到日常用品，以分清哪些是國寶和歷史遺跡，哪些是屬於清室的私有財産。” 這個命令依然延續了從過去到現在在涉及皇家藏品時所使用的含糊語言，它也成了日後各黨派紛紛對藏品主張權利的禍根。
溥儀正在和皇后吃蘋果的時候，馮玉祥的最後通牒到了。一個宮女大叫：“士兵來捉您了！”在最初的反抗之後，溥儀再沒有援兵來抵擋這場決然的軍事威脅了，他只好交出兩個御璽並且同意在當天就出宮。因為有位太妃剛剛去世，為了操辦喪事，兩位老太妃被允許在宮裏作短暫停留，幾個太監和侍衛留下來服侍她們。而他們也最終在11月21日全部出宮。 ◎ 溥儀的命運 溥儀最初搬到了紫禁城外他父親的府邸。西方國家的大使館沒有一個想接待溥儀，然而日本人很快意識到溥儀對實現他們的計劃會非常有用，並能給他們提供建議。沒多久，溥儀就逃離了他父親的家，日本人在天津給他提供了一所大宅子並將他置於日本領事館的保護之下，他在那裏從1925年待到1931年。 溥儀顯然很有幽默感，在遜清皇室私産和公共財産的問題上他也能開玩笑。1925年在日本領事館為他慶祝生日的時候，溥儀舉杯説：“是不是民國政府發現我們的茶壺、茶碗和炊具都是國寶呢？要不然怎麼留給我們的這麼少？” 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溥儀隨之搬到滿洲，成了日本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在那裏他被稱為康得皇帝。溥儀仍然佔有著那些他和溥傑當初偷偷轉移出紫禁城的典籍、書畫等藏品。雖然在天津賣掉了一部分，還把一些當禮物送了人，但大部分藏品都被裝船運到了滿洲，藏在長春溥儀宮殿（原鹽倉所在地）後的小白樓裏。 整個二戰期間，溥儀做著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原子彈在廣島投下後不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一位日本軍方代表授意溥儀收拾一點細軟，做好逃跑的準備，逃跑的目的地是靠近朝鮮邊境的一個小鎮，從那裏再伺機逃往日本。準備逃走的時候，溥儀選擇了他最重要的“宣統”御璽隨身攜帶，這枚璽上鑲有八塊交錯互扣的玉。他還在隨從的箱子裏塞滿首飾和璞玉，帶著家人隨從一起逃走。儘管如此，他還是不得不把他和他弟弟從紫禁城裏潛移出來的大部分藝術品丟下。 8月18日，溥儀在瀋陽機場等著飛往日本時，被一位俄軍指揮官認了出來，他向溥儀伸出手説：“是溥儀先生嗎？”隨後，這位指揮官將溥儀押送到蘇聯監禁起來。溥儀在蘇聯一直待到1950年被移交給新中國的共産黨政府，在新中國又被監禁了幾年。出獄後，溥儀生活在北京城，在這座昔日的皇城裏做了一名園丁，自食其力度過了余生。 ◎ 清室善後委員會 從1924年11月5日下午末代皇帝和皇后被斷然命令離開紫禁城的那一刻起，皇室留下的珍寶就處於危險之中。這高墻金頂的龐大建築實際上變成了一座無人居住的空城。 為了防止偷盜，政府迅速採取了行動。在溥儀出宮後的第一天，攝政內閣召開會議，任命李煜瀛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煜瀛是北京大學的一名教員，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曾經在1924年的第一屆國民會議上被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他還幫忙使庚子賠款中法國的那部分得以歸還中國。作為一名公認的進步教育家，在決定遜清皇室的命運上他是最有資格代表政府的。 善後委員會控制了紫禁城及城裏的所有物品。李煜瀛十分了解御璽重要的象徵意義，11月7日，他立即命人把25個御璽全部按照它們原有的順序放回以前的地方，並加封上鎖。同一天裏，善後委員會的其他13名成員也被任命，8個代表國民政府，5個代表滿族皇室。11月20日，善後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全部就職，兩天以後，委員會決議對宮廷物品進行點查，編制一份完備的清單。儘管遜清皇室的5個代表拒絕參加，善後委員會還是就有關程式問題達成了協議，並於1924年11月24日開始進行點查工作。 李煜瀛讓他的好朋友易培基負責重要的古物館，以便幫自己分擔對宮廷珍寶負有的重大責任。中國革命正式開始的時候，易培基作為1911年武昌起義中的積極分子初次為人所知。隨著大革命的失敗，易培基最初的理想破滅，便去了日本，成為當時很多留洋人員中的一個。回國後，易培基致力於現代化教育。因為捲入了一場把本地軍閥趕出湖南的運動，易培基被迫從他的家鄉長沙逃走。他來到南方，1922年成了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的顧問。1923年孫中山委派易培基為他常駐北京的代表，主要任務是和西方國家談判收回庚子賠款。1924年年末，幾名北京大學的畢業生被吸收進來協助編制宮廷物品目錄的工作。這幾名學生中就有那志良和莊嚴，從這次點查工作起，那志良和莊嚴就開始了在故宮終其一生的工作。
◎ 點查藏品 清室善後委員會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區分國有和私有財産。“國有”最初被定義為歷史遺物，“私有”則指日常生活用品。至少在剛開始，幾乎所有的物品都被編目成員認為具有歷史價值。莊嚴回憶了編目的過程，一個人負責記錄，一個人負責鑒別，另一個人給每件物品編號，第四個人貼標簽。這樣的四人工作組裏面，只有做鑒定和貼標簽的人被允許觸摸這些物品。現場還有一位攝影師隨時對不尋常的物件拍照。沒有人可以單獨留在宮裏；工作組離開要隨時上鎖；只有特定的時間工作組成員才能出宮；所有的行李都要經過檢查。這些防範措施都是在一次偶然事故之後制定的，當時在一群被遣散的太監中間發現了一件珍貴的重要書法作品，這一事件促生了上面的規定。 編目採取了一種簡單的數字目錄體系，以文物所藏位置為主要基礎。所有的物品都按照種類和年代進行了歸類。最後，被編進目錄的大約有9000多件書畫作品或碑帖、一萬多件宋清之間的瓷器、5000多面青銅鏡、700多件其他青銅器、1600多個印章以及不可勝數的玉器和成千上萬的小藝術品、挂毯、景德鎮瓷器等。 進行編目的最初幾個月是在1924年至1925年間的冬天，易培基冒著嚴寒每天都待在宮裏。燒著木炭的火盆只是略微減緩冬日的酷寒，墨汁在硯裏結了冰，毛筆又僵又硬，工作人員的手和腳都生了凍瘡。為了保護腳，那志良穿上了厚襪子。要買更多的炭燒火盆，還要給年輕的學生和衛兵支付工資，這些都需要錢，可是政府不願意付這筆曾經承諾過的款子。 1925年4月，宮裏發現了巨大的儲藏室，易培基讓人賣掉了其中的一些儲藏品，為進行中的博物館工作提供資金。賣掉的東西包括金砂、銀錠、茶葉、絲綢和衣服，這些都是對博物館收藏來説不太重要的種類。但是，賣這些東西得到的錢也僅夠支付第一年的炭錢和工資。 儘管工作條件極為艱苦，博物院工作人員的日常工作還是充滿了興奮和驚喜。莊嚴還記得，當他和這個新工作組的其他成員第一次進入紫禁城內廷時，他們曾經滿懷敬畏地想，他們是第一批見到內廷的“普通百姓”。1970年訪問莊嚴時，他回憶了自己當時的心情，試想，一個年輕的學生將被允許穿過紫禁城的城門，走過長滿青草的庭院，將頭一次進入先前的內宮禁地，真是太神奇了。 1924年年末發生了一件令工作人員欣喜的事情，在坤寧宮發現了一個圓形雙柄青銅器，器物側面刻有銘文，通過這些銘文可以斷定這件青銅器是王莽時期（西元9－23年）著名的穀物量器。另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是在1925年，這一年發現了一組裝了1000多件書畫作品的木箱子，顯然這些箱子是準備好要裝船的。1925年還有一件激動人心的事情：1924年溥傑從紫禁城偷偷帶出的所有文物的清單都被發現了。在後來努力找回那些藝術珍品的過程中，這些清單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點查工作完成後，新的博物館在1925年10月10日（正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開放，並被稱為“故宮”。 開放典禮在乾清門舉行，有很多政界要員出席，此外，還有2萬多名花了一元錢買門票進來的人，他們都想目睹一下宮廷珍寶。黃郛（時任攝政內閣的總理）發表演講説：“今日開院為雙十節，此後是日為國慶與博物院之兩層紀念。如有破壞博物院者，即為破壞民國之佳節。” 直到1945年北京結束被日本佔領的狀態以後，博物館的計劃才得以徹底實現，那個時候距離易培基去世的1937年已經很久了。日本侵略戰爭和中國國內戰爭使這個博物館和其中的收藏陷入了長達20年的混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