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左右，中國捲入了一場慘痛的內戰，交戰一方是國民黨，另一方是共産黨。找回並收齊南京和北平的皇家藏品是故宮人從1945年到1947年的中心工作，此時因為內戰也不得不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交戰雙方對這些珍寶的爭奪，每一邊都認為自己才是珍寶的合法所有人。 1948年秋天，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政府的行政機構）向馬衡下了一道緊急命令，要求後者為北平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編制一份名單並配以詳細説明，同時準備安排這些文物用飛機分批運往南京。此時的國民黨政府正在制定預備方案，打算從中國東海岸撤退到台灣島。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希望國寶都能聚集在南京，這樣一旦需要，他們就可以把這些珍寶安全地帶到台灣去。 但馬衡看上去卻並不急著裝運文物。行政院致電催促馬衡快些發貨時，馬衡就以各種藉口搪塞，説還沒有準備好，或者天氣不好不能裝運，通過機場存放和運出這些珍寶無論如何都不太安全，等等。 這些明顯的拖延策略，再加開工衡對一位同事不經允許就去了台灣的不贊成，都表明馬衡很可能是在有意違逆南京政府運送珍寶的命令。馬衡的一個職員後來問他：“馬先生，您的目的就是不把那些珍寶用飛機運走吧？”馬衡點燃一根煙，笑著回答道：“那不也是你的想法嗎？”甚至在老朋友和同事莊嚴的催促下，馬衡都沒有改變自己要留在北平的決心。莊嚴後來和國民黨一起去了台灣，在那裏他繼續為國民黨帶到台灣去的那部分國寶工作著。 ◎ 文物運臺 沒能取得馬衡的合作，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拋下紫禁城大量的皇家珍寶逃往台灣。他們撤退到台灣的時候只帶走了南京所有藏品中的大約五分之一，包括1935年到1936年間在倫敦展出的那80箱精品。 當時，所有的運輸都由國民黨軍方控制。蔣介石很贊同文物運臺的決定，專門撥出一筆800萬元的款子用於這項計劃。那志良細緻地記錄了這場大規模遷移的細節。本來計劃共運送五次，不過實際只運了三次。總共有約4000箱珍貴文物運到了台灣。莊嚴被指派護送第一次文物運輸，這次運送包括了所有參加倫敦藝展的箱件。 把珍寶箱件從存儲地送到碼頭時相當混亂，莊嚴曾描述過這一情形：當時他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還不知道船上給他們空出的地方有多大；碼頭工人可能是受了共産黨的指使，他們有意拖延怠工，兩個人能抬的箱子他們要三個人一起搬，後來甚至四個人一起搬，直到搬運工作幾乎無法繼續。1948年12月22日，莊嚴隨同第一批文物乘坐“中鼎”輪從上海前往台灣北部的基隆港。他後來回憶了那次可怕的五日之旅，海面上波濤洶湧，裝滿奇珍的箱子在船艙內左右搖晃。 那志良參加了第二批文物運輸。這次運送的文物包括來自中央博物館和中央圖書館的珍貴圖書。中日戰爭以後，杭立武向日本索回了很多珍貴的圖書和藝術品，運往台灣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這部分圖書和藝術品。那志良先生在1949年1月9日離開上海，搭乘的是商業性的招商局“海滬”輪。 運送第三批文物的“崑崙”號于1949年1月29日離開港口，直到2月22日才到達基隆港，漫長的旅程讓盼望貨輪到達的工作人員等得心焦。莊嚴説這次運輸包括了大部分1933年從北平運到南部的書籍，但“崑崙”號起航時還是在碼頭上留下了60個箱子。在最後的混亂中，這些剩餘的珍貴書籍優先分給了那些無法隨船離開的國民黨軍官的家屬，他們滿懷恐懼，擔心會遭到共産黨的懲罰。 第四次運輸還沒有著手的時候，蔣介石就辭去了總統的職位，繼任的李宗仁下令停止所有的文物運送。文物運臺的行動中並沒有美國船隻加入，美國曾一度錯認為應該動用美國船隻協助文物運臺的活動。 確切的説，有3824箱文物被運到了台灣，包括了大部分精品文物。其中絕大多數是舉世無雙的大幅挂軸畫作，它們都出自唐宋時期的名家之手。而北平的故宮博物院則保留了一部分最重要的書法作品及小型手卷繪畫作品。北平和台灣兩處收藏存在這些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溥儀和溥傑離開紫禁城時夾帶了部分皇家藏品，他們挑選的自然是最容易攜帶的物件——尤其是那些手卷和冊頁，由此便將大幅的挂軸畫卷留下了，被國民黨帶到台灣去，最終成為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館藏。
國民黨在即將逃往台灣的最後關頭還奇跡般地獲得了一些珍品。比如，1948年12月，杭立武和其他幾個人正準備從成都乘坐最後一班飛機趕往台灣，藝術大師張大千提出了一個緊急請求。據杭立武的記載： 他（張大千）匆忙中檢出七十余幀，請搭此機空運台灣，以保存國家文化。但那時飛機載重已達飽和，駕駛人員不答應再增加重量，在此情形下，我為保存重要文物，決定拋棄了我的行李三件，以換載張大千的國畫。惟當時我提一條件，這批國畫運到台灣後，請他贈予政府，張氏立表同意，當時就寫了一張名片，作為贈送的證明。 實際上，這些畫最後是給了台灣的歷史博物館。 三次運輸的文物在台灣聚整合了一個新的收藏。最終它將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藝術博物館之一，擁有舉世罕見的、最豐富的青銅器、書法、手卷畫作、珍貴典籍等藏品。國民黨當局自認為是全中國的代表和中國皇家文化傳統的繼承人，他們正在不遺餘力地試圖維持這一身份。 ◎ 台灣故宮博物院 在台灣盤踞多年後，國民黨當局才開始考慮找一個能和紫禁城的宮殿相媲美的地方來長期安置運到台灣的藏品。起初，存放宮廷珍寶的地址選在靠近台中的台灣中部高地地區，就在台中糖廠的兩間庫房裏。到1949年4月，又新建了三個倉庫。與此同時，工作人員又立即對文物進行了一次徹底的點查，並編制了一份“故宮運臺文物清單”。打開箱子晾曬文物的做法很快也重新恢復了，這是文物當年存在中國西部的十年間養成的習慣，那時藏在山洞和廟裏的文物每隔6個月就要打開晾曬一次。 1953年，工作人員在存儲藏品的倉庫附近挖出了一些山洞用來展出藏品。顯而易見，這些文物急需一個條件好些的地方長期保存，因為山洞對這些文物來説太過潮濕了。1954年2月，亨利·盧斯來台灣訪問並參觀了這些皇家藏品。亨利·盧斯是美國《時代》和《生活》雜誌的出版商，非常有錢，他同時也是蔣介石和國民黨集團的熱情支援者。在他的影響下，當時的美國新一屆政府（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了一個亞洲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提供資金在台中郊區北溝建了一個小型博物館。1957年，新建的小博物館正式開放。 1955年11月，這個新建的小博物館和“中央”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合併成一個統一的行政單位，就是現在人們熟知的台灣故宮博物院。在那以後不久，“###”決定刊印一份出版物，向公眾介紹這部分皇家收藏中的精品繪畫、瓷器、織錦和刺繡。一個主要由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組成的委員會成立了，他們親自到北溝去為這份出版物挑選藝術品。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有：王世傑、羅家倫、蔣轂孫和葉公超。學識淵博的故宮工作者如莊嚴、那志良都擔任了這次活動的顧問。 這個委員會編輯成的清單就是後來大家熟知的“正目”，根據這個正目1956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畫冊，即《故宮書畫錄》。這個出版物中對於書畫的描述經常是直接取之於18世紀的乾隆編目。儘管乾隆編目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藝術史學家們——部分是台灣故宮博物院的職員，還有些是外國專家——已經對乾隆編目中許多藏品的年代和作者進行過修正，而1956年的刊物並沒有把這些新成果反映出來。 台灣故宮博物院甚至在使用展覽標簽的時候也沿用了乾隆的判斷。這種固守傳統的做法幾年以後在宮廷藏品參加國外的展覽時遭到了強烈質疑。直到那個時候，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與一些中西方學者之間的意見分歧才爆發了出來。 為台灣擁有的珍寶（正目中沒有列出的那部分）編制的第二份目錄被人們稱為“簡目”。1972年，那志良解釋説，簡目所列出的文物既不是贗品也不是劣質品，它們僅僅是第一次出版時沒有被委員會挑出來的部分藏品。 ◎ 首次赴美展出
很多美國人一直以來都期盼中國的皇家藏品能赴美國做一次展覽，1935年在倫敦藝展之後就有人第一次提出這個想法，1948年又有人提出，但是這個提議始終沒被通過。 出版商亨利·盧斯50年代訪問台中的時候，重提了在美國展出的事情，但是一開始並沒有什麼結果。故宮藏品在美國展出一直是美國著名博物館工作人員和亞洲藝術研究者的心願，他們催促台灣當局考慮這一提議。台灣有兩位高級“外交官”也為這一提議搖旗吶喊，他們是王世傑和葉公超。其中前者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曾為故宮收藏工作過，如今是台灣當局裏一位老牌的政治家，而葉公超曾任“外務部”部長，後來擔任過駐華盛頓的“大使”。 亨利·盧斯是在1935年到1936年的倫敦藝展時認識王世傑的，50年代盧斯訪台時兩人再次見面。盧斯最終説服了王世傑，使後者承認在美國舉辦一次中國藝術品展覽對台灣是十分有益的。事實上這已有日本方面的例子。從1948年起，日本在美國舉行了一系列的藝術品展覽，這些展覽影響了美國人對日本人的看法，緩和了戰後美國公眾對日本的抵觸情緒。這一例證不僅更加堅定了盧斯促成此事的決心，也使王世傑徹底折服。作為台灣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成員，王世傑開始在“行政院”遊説，爭取獲得“行政院”對赴美國展覽的支援。1960年，這一提議最終被通過，藏品將在1961年到1962年間從台灣赴美，在美國的幾個城市展出。 有五個美國博物館為這次展覽提供了贊助，它們分別是：華盛頓國立美術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和舊金山的德楊博物館。盧斯基金也答應提供經濟上的支援。 這次藝術品展覽會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儘管展出的畫作只有當初倫敦藝展的一半，但這次選擇的都是品質最高的作品，展會的氛圍嚴肅靜穆，絲毫沒有媚俗的味道（比如用鑲邊的卷軸作為背景裝飾展出的瓷器）。隨珍寶參展的台灣故宮工作人員李霖燦在他的日記裏記下了參觀的人數：1961年5月到8月在華盛頓有144358人；1961年9月到11月在紐約有105061人；1961年12月到1962年1月在波士頓有47896人；從1962年2月到4月在芝加哥有59637人；從1962年5月到6月在舊金山有108254人。 儘管如此，雙方理解這次展出的意義時仍有一些分歧。王世傑在目錄説明中寫道：“在這個不平靜的時代……讓美國人更充分地理解中國的文化藝術，了解究竟是誰擔負著自由世界的未來，顯得格外重要。這次展出可能也是在提醒世人：自由的中國人正在為保護他們的文化遺産而奮鬥，正如他們在為收回他們失去的土地而奮鬥一樣。”美國人編寫的目錄在前言裏集中講述了這次展覽對於教育的益處。前言中樂觀地宣稱：這些稀世珍品之所以慷慨地在美國的博物館中展出，是由於“我們美國公眾已經熟悉了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藝術精品……”前言裏還聲稱這次展覽將“使學者的標準變得更為明確”。 李霖燦還記述了他在運輸過程中的許多擔憂：卡車沒有火車安全；有一次，調度過來的火車突然找不到裝有全部展品的貨車了，雖然在24小時內貨車又找回來了，但著實讓人後怕。在美國展出一年半之後，所有的珍寶被安全運回台灣。像1936年倫敦藝展之後一樣，展品在台灣又展出了一次，這次展出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讓台灣民眾確信：國寶已經安然無恙地回來了。 ◎ 台北新館 這次赴美展覽最重要的成果無疑是促成美國為台灣提供了一筆資金，以便建一個更大的博物館來收藏皇家珍藏。1960年，美國國際開發署向博物院提供了一筆萬美元（合台幣3200萬元）的贈款。這筆款子和台灣當局為建院撥發的3000萬元台幣數額相當。1960年秋，“行政院”開始為修建這個永久性的博物院制定計劃。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週年，博物院于1965年正式命名。台北故宮博物院位於台北市北郊，它的建成使普通的老百姓自1932年以來第一次可以看到更多的皇家藏品了，當然這些藏品只限于遷臺文物。
從1965年正式開放以來，台北故宮擴建、修繕過多次。儘管院長秦孝儀創制了一種積極的接收政策，但台北故宮的收藏在多年間都沒有太大的變化。前清的宮廷珍寶雖然極為豐富，但是並不具有系統性。清朝的皇帝們對於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古代碑刻、出口的瓷器和歷代的青銅佛像都不太有興趣，因此他們也就沒有收藏這些東西。皇家收藏中也不包括殉葬品，和墓碑拓本一樣，人們認為這些東西都是不吉利的。各種各樣的武器在皇家的宮廷裏也是被禁止的。明末四僧的繪畫作品同樣沒有進入皇家的收藏，因為在清朝的統治之下，這幾個和尚都被視為政治上的異端分子。19世紀，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日趨下降，宮廷也逐漸沒有了收集藏品的習慣，因此儘管在19世紀宮廷對一些藝術分支的贊助還在繼續，景泰藍、玉刻、紡織和刺繡也仍然在繼續發展，但書畫作品的收藏卻存在著重大的斷裂。 台北故宮博物院通過捐贈、外借和購買彌補了以上皇家收藏中存在的一些缺陷。1967年台北故宮開始第一次接受贈品和外借品，但是直到1985年才確立了每年預支200萬美元接收藏品的政策。相當著名的一次購買發生在1986年，這次購買的對像是宋朝藝術家、書法家和詩人蘇軾的一幅名帖《寒食帖》。它在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散佚。後來流失于日本，在日本它歷經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和二戰期間盟軍的轟炸而安然無恙。 對於當地人來説，台北故宮博物院成了一個教育中心，而對於其他國家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學生來説，它也是一個重要的資源。1986年，博物院增設了一個當代藝術長廊，主要展出現代藝術大師們的書畫作品。1995年，為了紀念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70週年，台北故宮增建了一個用於收藏珍稀典籍和皇家檔案的文獻圖書大樓，此前，這部分典籍和皇家檔案幾乎從來沒有展出過。台北故宮博物院還邀請國外的藝術品赴臺展出，比如在1995年，在新建的文獻樓中就舉行了選自盧浮宮的風景畫展。 1996年，台北故宮博物院再次捲入紛爭的漩渦，這一次又是源於要赴美國舉辦一次展覽。有關這次展覽的所有相關事項——從資金來源和贊助人的地位，到展品的挑選、準備、裝運，甚至是這次展覽的名字，都存在疑問和爭議。畢竟這是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不再承認台灣當局以後，台北故宮博物院首次考慮前往美國舉行展覽。 這次展覽從一開始就與政治密切相關。首先，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否試圖對展品提出法律要求。華盛頓向北京和台北兩邊都保證，美國法院不會受理這類訴訟，這一問題由此得以解決。接著是展覽名稱的問題，台北故宮博物院發現要在展會名稱中加上“中華民國”是很困難的一件事。經過雙方協商後，這場爭論也漸漸平息，台灣方面最後勉強同意將展會名稱定為“中華瑰寶：來自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珍寶”。政治因素還影響了這次展覽的資金籌措和贊助人。隨著對中國大陸投資興趣的日益增長，花旗銀行和美孚石油公司退出了對這次展會的贊助。甚至連美國宏基電腦公司——台灣主要的電腦生産廠商的分支機構（隨著在大陸生産裝備的迅速擴張）最後也退出了。 這次展覽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拉開帷幕，然後相繼到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和華盛頓美國國立美術館。巡展的各個環節此前已經由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中華藝術研究者方聞反覆商議過，商議的過程前後經過了好幾年時間。展覽合同簽訂於1994年。方聞負責安排展覽的贊助人和支援者，在1995年幾個美國公司撤出資助的舉動導致人心動搖之前，贊助方面已經做了安排。但還不清楚北京方面是否會對這些潛在的資助者直接或間接地施加壓力，也不知道這些資助者會不會自己得出結論，認為與台灣進行這樣一種高姿態的聯繫對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商業利益不會有什麼好處。撤資的事確實發生了，台灣當局的“立法院”步入困境，它撥出了310萬台幣用於支援這次展會。
接下來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挑選哪些畫作和文物參加展覽。一共選出了475件藝術品，其中包括限展品中的27件作品（從7世紀到14世紀的早期繪畫）。這些極為珍貴的限展品很少展出——通常是每三年展出40天。當台灣人得知這些珍寶也要被安排去美國展出的時候，一場風暴在島上爆發了。台灣民眾強烈反對這一決定，“立法機關”也下令進行調查。在選出的展品即將裝箱運往紐約的時候，“立法院”只好下令禁止這27件作品赴美參展。這場糾紛持續了兩個星期，後來，做出了妥協性的裁定：從限展品中的27件作品裏拿回23件，留下4件參加展覽，其他19件重要的藝術品被限定只能展出40天。展覽過程中這23件作品中有6件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剩下的17件分別展出於其他的幾個博物館中。這次“中華瑰寶”之旅最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展覽過程中政治和組織工作的複雜性充分提醒了人們：外交方面對於這份收藏十分敏感。 台北故宮博物院今天仍然是中國皇家藝術品的寶庫，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館之一。博物院的維護和陳列都達到了國際水準。這份收藏從1948年來到台灣以後也在不斷地擴展。最初，藏品主要由明清時期的繪畫和一定數量的青銅器組成，後來博物館竭力擴大收藏，接收了早期的陶器、新石器時期的玉器、更多的青銅器、六朝時期的佛像及書法作品等，館藏日漸豐富。 從2000年春民進黨###上臺後，始終強調，要增強台灣本土歷史和文化的獨特性而降低其與大陸在歷史文化方面的關聯。與此相一致，台北故宮博物院制定了21世紀的發展目標，其中包括：要把台灣本土的文化和藝術融入博物院的收藏和項目中。院長杜正勝説：“在新的世紀，博物院將吸收台灣本土的豐富活力，為寶島人民介紹其他類型的文化，從而走下皇帝的寶座，走進本地民眾的生活中。” 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是否能夠重新和北京故宮的現有收藏合為一體是一個難以預測的問題，同樣我們也難以預料台灣是否能夠回歸大陸。在持有“###”思想的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下，這些問題更加讓人疑惑。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清楚地預期，在未來必然會像在過去的近3000年一樣，圍繞皇家藏品的政治和藝術問題永遠都將相互糾纏、難解難分。 1949年後的北京故宮 1948年12月14日，當共産黨的軍隊已經包圍北平城的時候，馬衡讓人把故宮的四扇大門都給關上了。在這國民黨撤退和共産黨進逼的政治過渡期，馬衡的這種舉動是在表明他決不會聽命于國民黨政府將國寶運到台灣去，也是在告訴大家：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他都會堅守崗位。1948年秋天，故宮有一批工作人員沒有隨國民黨逃到台灣，而是選擇留了下來，當然，也有人是迫不得已而不得不留下來的，院長的決心對他們都是極大的鼓舞。 ◎ 建國初期的故宮 1949年1月31日，共産黨領導的軍隊剛剛進入北平，朱德總司令便立即佈置軍事佔領紫禁城和故宮博物院。共産黨進入北平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首都打掃乾淨。一位目睹當時情景的人説：“從1949年到1951年，北京佈滿大街小巷的垃圾被一車車地運出去。”而紫禁城內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據當時的報道，“1949年初北平解放不久，當博物院委員會重返故宮時，他們發現裏面雜草叢生，垃圾成山，有些部分甚至被半埋在沙土裏。大約有25萬噸垃圾被運走，整整裝了8300車。”另外一篇文章這樣描寫道：“紫禁城72萬平方米的範圍內，蒿草雜樹叢生，垃圾渣土成山。宮殿樓閣年久失修；庭園古樹，有的樹榦中空，枝丫斷裂；有的蟲害嚴重，樹葉凋零。”在三年的時間裏，修繕工程面積達8萬平方米，到1957年，整個紫禁城修葺一新。 在行政管理上，中共的過渡政府馬上接管故宮。 1949年2月19日，北平市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派三人小組（錢俊瑞、尹達和王冶秋）到故宮博物院，辦理接管事宜。3月6日，該小組在紫禁城太和殿召集全院職工參加的接管大會，由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部長尹達作報告。尹達鄭重宣佈文化接管委員會正式（臨時）接管故宮博物院。1949年6月，隨著北平軍管會的撤銷，文化接管委員會也宣告解散。故宮改由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領導。不過這也只是臨時性的。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故宮博物院即隸屬於新成立的文化部（出於實際需要，博物院歸文化部下屬的文物局管）。此後，除1958—1960年暫歸北京市領導外， 故宮一直歸文化部文物局管，直至2002年故宮改由文化部直接管理。1950年2月，北平正式更名為北京，故宮被重新命名為“國立北京故宮博物院”。1951年6月，簡稱為“故宮博物院”。 建立新政權才幾個月，中國新的領導人就開始著手拯救和贖買故宮的文物。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親自過問這件事，對館藏的恢復和擴充十分關心。這樣看來，即使在共産黨的政權下，中國歷史悠久的皇家宮殿和文化瑰寶依然被當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徵。 ◎ 早期的收穫 新中國早期為恢復故宮館藏所做的努力意義深遠，特別是當時的新政權財政困難，缺乏必要的資金贖買流散到香港和國外的國寶。為了收回散失的國寶，人們竭盡所能，群策群力，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方式，有機構組織的努力也有來自個人的貢獻，有無償捐贈也有重金贖買，既有國內人民的努力也包括海外人士的支援。 20世紀50年代初期，絕大部分珍寶從南京裝船運到了北京故宮，最後在南京只留下了2211個箱子。因為南京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首都，再加上作為原來的中央博物館，皇家收藏一度存放於此，所以南京博物館被賦予“博物院”這個特殊的稱謂。中國的博物館裏只有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才叫“博物院”，可見這個稱謂的特殊性。1999年，故宮要求南京博物院歸還剩下的2211箱文物，卻遭到委婉的拒絕，他們以為自己畢竟已經精心收藏這些寶物長達半個多世紀，而故宮的文物又已經很多了。有記錄表明，到2003年年底，還有裝著幾千件文物的834隻箱子留在南京，主要是瓷器和裝飾品。另外，據幾個鑒定家稱，從目前南京博物院皇家瓷器的布展情況來看，這最後一批箱子十有###已經開封了。 文化部新成立的文物局在文物回收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任文物局局長。文物局聘請了上海著名的書畫鑒定家張珩（張蔥玉），後者又請來了藝術鑒賞家徐邦達。此後，徐邦達在共和國時期的故宮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在收回故宮遺失文物、恢復館藏方面功績卓著。 故宮專門成立了文物徵集組來鑒定收回文物的真偽，還通過單位及文物組成員的個人關係，召集了一大批從事文物鑒定的藝術史家和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徵集組包括許多知名專家，他們被分為五個小組，對收回故宮的物品進行鑒定，開始重建故宮博物院的館藏。這五個小組是：玉器（喬有聲）、陶瓷（孫瀛洲和耿寶昌）、銅器（王文昶）、書畫（王以坤和劉九庵）和碑帖（馬子云）。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則負責監督新職工的招收工作。大概在1953年，從朝鮮戰場回來的退伍軍人被招進故宮，從事故宮的保衛和維修工作，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被提拔為故宮的領導。此後復員軍人佔據領導崗位開始成為一種趨勢，並一直延續至今。這一慣例形成的根源當然與美學無關，但反映了政府把博物院看作國家安全保衛對象的態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中國只有兩個機構由於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行政命令而免遭紅衛兵的衝擊和破壞，這就是青海省羅布泊核實驗基地和北京故宮。 為了收回故宮的散失文物，大家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有時是中央政府出面提供幫助，有時要靠參與人員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首先是政府發佈徵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齣，黨、政、軍機關，人民團體和事業單位，紛紛響應，將本單位收藏的物品登記造冊，看其中是否有珍貴的文物。一旦發現就撥交故宮，由文物徵集組進行鑒定。通過這種方法，故宮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門共徵集到了165061件文物。 徐邦達和文物局的工作是接收這些上交的文物，負責鑒別其真偽並將各件文物登記造冊。他們通常在地處北京中心地帶的北海公園的團城裏做這項工作。 1992年採訪徐邦達時，他談到了建國初期故宮博物院徵集藝術品的其他幾種辦法。在紫禁城一個門洞上沒有暖氣設備的小房子裏，徐邦達和張蔥玉對人們帶來的數量多得驚人的書畫進行鑒定，這些人都願意用其藝術品換取迫切需要的現金。每天從早到晚，徐邦達的工作就是從這些文物中搜檢出最好的部分，把價錢壓低，獲得上級領導的批准後付錢買下來。因為許多著名的收藏家不住在北京，徐邦達偶爾還需要到外地去。吳湖帆是上海有名的藝術收藏家，政府准許他在有生之年保留他的收藏，但去世後就以“捐贈”的名義將其悉數沒收，轉交上海博物館。而上海大收藏家龐元濟的###就只好將其收藏品賣給了上海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