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的普適之道

文／舒陽 美術評論家，策展人

在20世紀之前，水墨繪畫是中國傳統的主流繪畫方式，形成了完整的文人畫的價值系統。西方繪畫進入中國後，在20世紀隨著西畫教育的系統化而逐漸確立了其與水墨畫並行發展的中國繪畫主流的二元格局。期間伴隨著繪畫理念的民族化與西化之爭，以及林風眠提出的“中西結合”的解決方案，這種二元格局一直沒有完全消除。雖然在藝術手法上傳統的中國水墨畫與西畫相互有所借鏡，但伴隨19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興起水墨畫與西畫基本上仍處於兩個完全不同的評價體系。這種評價體系的不相容，致使水墨繪畫的當代實踐或當代化得不到充分的探討。藝術家伊瑞的水墨繪畫實踐，也許能為我們提供新的中國水墨當代化的藍本。

伊瑞（Jiří STRAKA）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捷克藝術家，他的繪畫作品以水墨為主。伊瑞在捷克九年制的小學時代，就對中國産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時看到中國食品包裝紙上面印刷的漢字，就會讓他感到無比新奇。1984年伊瑞在布拉格開始了他四年的美術中學生涯，學習版畫專業。在美術中學期間，伊瑞延續了他對中國的熱情。通過諸如捷克1960年代出版的中國水墨畫家黃賓虹、齊白石、李可染的畫冊以及觀摩中國的古代繪畫，伊瑞特別對中國的傳統水墨繪畫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位捷克著名的漢學家Oldrich Kral對伊瑞了解中國文化産生了很大的影響。Oldrich Kral曾是捷克查理大學中文系主任和中國古代文學教授，他將中國禪宗的名著《六祖壇經》翻譯為捷克文，也曾經擔任捷克國家美術館東方分館的策劃人。在Oldrich Kral的影響下，伊瑞後來考取布拉格查理大學東亞學院（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arles University）學習漢學。大學期間，伊瑞撰寫過關於南北朝時期竹林七賢的文章，以及宗炳、王維等的山水畫論。其間伊瑞也通過自己的閱讀涉獵，對中國古代玄學和佛教感到好奇。

伊瑞為了實現自己的繪畫理想和對中國的興趣，1990年代中期到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國畫係學習了兩年的傳統中國水墨畫。從2001年至2005年伊瑞在捷克國家美術館東方分館工作時，已經是一位中國古典繪畫的修復專家了。他的古畫修復從明清古畫到現代畫家林風眠、齊白石的畫作，顯示了他在中國傳統水墨方面的專業水準。基於對中國傳統水墨畫程式筆法的熟諳，使伊瑞可以在中國傳統水墨畫的價值體系內部進行創新性突破。 伊瑞趨於成熟的水墨作品，始於傳統水墨手法的沒骨積墨法。他從繪畫手法上沒有延續國內主流水墨畫的寫意文人畫風。他時常直接面對真實的山水和花草植物跪在紙上創作，尺幅通常很大，邊畫邊用吹風機吹乾畫面。這種寫生方式，與西畫的傳統深有淵源。伊瑞的這些寫生作品既有中國水墨畫的墨趣，又賦以傳統西畫的空間感和造型生動感。2006年之後開始創作的《心》系列，是伊瑞繪畫確立其個人風格的發端。伊瑞用二三米大的宣紙寫生放大豬心，以巨大的心臟來匹配佛教和中國傳統文化裏“心”的概念。在中國文化中，“心”的概唸有靈魂和感知的功能。這種對應很出人意料，既智慧、幽默又具有視覺衝擊力。伊瑞繼而還將宰殺剝凈的雞、羊以及被拍死的蚊子、公路上被汽車碾死的鳥等放大至數米，將這些日常的死亡製作得觸目驚心。甚至許多生活中習見的事物，諸如蒼蠅、金魚、鳥的羽毛、雪糕棒、晾曬的衣物、流浪狗、麻辣燙鍋等等，也被伊瑞放大到驚人的尺度，成為其繪畫中的重要題材。這些繪畫題材也許能夠印證了伊瑞對佛教的信仰，以及眾生平等的世界觀。沒有對水墨繪畫和生活細節的超常敏感，沒有對生命意義的參悟，是不可能呈現我們所處的這樣的世界。 伊瑞對中國水墨的進一步發揮，是其現場水墨繪畫。在中國古代，文人們時常舉行筆會，現場切磋繪畫和書法的技藝。由於墨跡在白紙上的敏感性，水墨繪畫用筆的速度有時對控制墨至關重要，因而水墨畫的繪製成敗過程具有了表演性。伊瑞的現場水墨並不是如此般地炫技，他的現場繪畫與他畫水墨的寫生方式是一體的，是繪畫創作必不可少的步驟。因此，伊瑞的現場水墨只是將自己創作繪畫所必不可少的過程本身變成了一件藝術品，而不是為了炫耀技藝。從伊瑞在繪畫現場站在大幅的畫紙上揮灑毛筆直至顯現其繪畫創作的全部秘密，是一個頗具感染力的觀看經歷。伊瑞的作品使我們看到，水墨不再是因循筆墨末技的遊戲，而是可以穿透不同藝術門類和地域文化的界限而煥發出創造的活力。從伊瑞與水墨相關的繪畫實踐，能夠感受到未來關於水墨創造力的諸多可能。

伊瑞最早的表演性的現場水墨作品，是2007年在北京798藝術區“映藝術中心”由我策展的“繪畫之亂”展覽中的《心》。伊瑞在展覽現場寫生放大豬心，用動物的心臟提供了一種對具體生命的體驗感。在2008年北京的展覽“繪畫之亂2”中，伊瑞現場繪製的水墨作品《船》，同樣使人將船的使用功能聯想到佛教中“渡”的概念。“渡”是到達修煉目標的過程，可以自己修行來“自渡”，也可以通過傳播佛教精神和給別人實際幫助來“渡人”。伊瑞把繪畫過程呈現給觀眾，也像是與觀眾分享了一次繪畫的“自渡”和“渡人”。同年在長春萬壽寺上樑法會我策劃的“萬壽寺現場”活動中，伊瑞實施了現場水墨作品《花》。佛教典故中，佛祖“拈花一笑”成為禪宗的緣起。“花”除了宗教含義，還具有很強的世俗含義。在不同的文化中，“花”是不可或缺的生命與生活象徵物，具有普適性。無論“花”的文化解讀如何複雜，都不會對伊瑞的現場繪畫的過程構成過度解讀的負擔。因為伊瑞在現場繪製巨大的百合花的過程，非常單純、清晰，足以使我們忽視那些概念化的闡釋，關注于一件藝術作品饒有趣味的具體生成過程。在儀式繁複的寺廟上樑法會現場，伊瑞與那朵百合都使我們脫離了凡塵的諸多紛擾，進入了對藝術默默的“觀想”之中。2009年8月在西安舉辦的“中國意象•都市旗幟：西安曲江國際當代藝術季”開幕式上，伊瑞再次創作了以植物枝葉和羽毛為素材的現場水墨作品。伊瑞的這些富於禪意的現場水墨作品，將自己創作繪畫所必不可少的過程本身變成了一個儀式化的現場。伊瑞在現場揮灑水墨的同時，將一個藝術家的作品連同自身的創作奇跡都一起奉獻給了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