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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
“你是何時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個中年人的？”
他倒沒有不快，只是微微一愣，下意識地向前坐了一下。“大概在創作《King of the Road》那張專輯時，身體與情緒都感覺到一種危機，開始去面對。”
這是2007年的專輯，距離他進入娛樂圈已經21年。他很坦誠，“在這個行業你很容易以為自己不會老，因為旁邊的人會經常給你一種你是最好的、最漂亮的、最棒的感覺。你的粉絲也説你不會老，有些時候你真以為自己永遠是所謂的金童。但在我做那張專輯的那幾年，突然發現身體和情緒上也會有力所不逮的時候。我們以前拍照時還沒有Photoshop，拍完就完了，現在你拍完還要花很多時間去修改照片，你就知道你不是年輕人了。”
做那張專輯時，他問林夕，能不能寫一首中年掉發的男人之歌，於是有了《你頭上的光環》，他的好朋友何秀萍寫了首《憶苦思甜》，直接以中年口吻討論世事。有意無意地，黃偉文也寫了首《親愛的瑪嘉烈》，概念源自龍應臺的書《親愛的安德烈》，寓意寫給年輕人的一些中年感悟，歌中再一次用到了“慘綠青年”，這個20年前用來形容過黃耀明的詞，如今已經被用在了他的下一代身上。
今年他又出了一張專輯，叫《拂了一身還滿》，名字出自宋詞。時隔4年，黃耀明覺得自己已經度過了中年危機，他本來想叫這張專輯《第二春》。“身體雖然已經不再青春，但每個人都覺得你重新得到活力之時，你就重新青春了。”
他不害怕中年，即使是體驗到中年危機，他也説，“《King of the Road》的寓意是面對它，而不是害怕。創作它之前我有過低潮，但做完之後，我就可以去面對。我的心還是和年輕人一樣，有很多躁動與好奇，也想做一些危險的事情。雖然我看上去沒有那麼年輕、瀟灑和率性，但在心裏，我還是年輕的。我還是那個最開始的我，沒有多少變化。”
坦承外貌與身體的老化，源於他對青春和自我的迷戀。他的歌曲有一個長久的主題--討論青春，從《十個救火的少年》，到《馬路天使》、《摞命舞》，關注對象都是城市青年與時代的關係。黃耀明曾經痛批過香港流行偶像，常常教導年輕人要好好讀書，規矩做人，其實只是在誤導年輕人，年輕人最重要是“不要辜負青春”。
“青春是什麼？是叛逆，用勁過得率性。叛逆不是在行為上叛逆，不是要抽煙或者打爛什麼東西才叫叛逆。叛逆是你可以在你的世界裏，對你看不過眼的、不合理的東西作出一些反抗。”
與此相似，內地的“文革”中，紅衛兵們在做的事看上去像是叛逆、發泄青春的荷爾蒙，但在黃耀明看來，“他們（的青春）是被利用了。所以我剛才説，我的叛逆不是亂來的，有很多反省在裏面。絕對不是人家認為什麼是錯、什麼是對，就跟隨。那個是很危險的。你叛逆，但是你要保持清醒。”
“所有吸引大眾的東西很難避免有一種口號式的煽動感，所有群眾的東西都很容易變成煽動的東西，群眾是最喜歡口號的。尤其是流行音樂更容易陷入單純的口號式歌曲。可能音樂本身是煽情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音樂有很多是理性的，不只是單方面地去喊一個口號，而是翻來覆去，討論一些事情不同的方面。”
奇怪的是，他的唱片公司是鍛造出謝霆鋒、Twins和容祖兒的“口號式音樂”的典型--英皇公司。他説，“我不覺得他們的音樂很危險，也不認為他們做的事情很壞或者沒有價值。但我要提供不一樣的選擇。現在很多所謂獨立音樂人都是彈吉他唱歌，為什麼？因為這個最便宜，成本最小。我很幸運，我的音樂可以用管弦樂團，用電子樂、搖滾樂，用一些很華麗的形式去談一些有意義的事情。那些成本我沒有，我去跟他們（英皇）拿，他們也願意付。”
“這也是年輕人的一種反叛，也許他們覺得我們不一定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青春也可以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他笑起來，“我的青春從來沒有被‘浪擲’過，太早就已經很成熟，我很後悔。”
在他為《愛比死更冷》和《柏林蒼穹下》迷醉時，身邊人都在迷戀日本卡通或者英國足球，還有些人去喝酒甚至吸毒。可他直到近幾年，從未喝過酒。他曾總結，自己成長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宗教。他在教會學校中度過了整個青春期，曾祈盼在信仰中尋求靈魂的解放，但“最後我發現，加入教會必須遵守許多戒條，這並沒讓我成為一個真正自由解放的人”。
長大後他的專輯從《信望愛》到《五餅二魚》，都逃不開用宗教的外衣來檢討信仰本質。他的青春和他所渴望的青春，總是有些涇渭分明，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如此孜孜不倦於謳歌無畏。
大時代進行曲
《鐵路像記憶一樣長》的曲目中包括樂器版的《東方紅》，還有《黃河大合唱》，一群人山人海的成員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話唱出。即使是現在，黃耀明也承認，“以前在心裏香港就是香港，中國就是中國，過去幾年才開始慢慢有些轉變。但最關鍵的轉捩點還是97年。”
他説，“1997年對香港人來説，才是真正的新世紀元年。”這話發自肺腑。1997年回歸前夕，他在紅館開演唱會，唱了《血染的風采》、《勇敢的中國人》、《狂潮》和《最後一夜》。
那時候香港人的心態可用達明一派寫在1987年《今夜星光燦爛》中的歌詞來概括，“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
現在他回頭看這句歌詞，感悟不同，“80年代我們才認識到，以後我們不會成為英國人，可能要成為中國人。現在就算舞照跳、馬照跑，香港也在細節上不一樣了。現在中國（概念）越來越大，香港越來越小。每個城市最後都是國家的一部分，但每一個城市都應該有特色和個性。香港不再只是香港，無論它願不願意都要被牽連到，那個感覺蠻複雜。”
現在他常來內地，今年平安夜和元旦夜，他會分別在北京壹空間和上海Mao Livehouse舉行個人演唱會。幾年前他説，希望能作出讓北京人和香港人有同樣感受的音樂作品，但這次他説，“其實越來越難了。北京是首都，有很多不同的手在裏面。香港無形的手比較少。政府有些法律我們不喜歡，還是可以遊行和寫文章，我們要保持。”
對於香港人黃耀明來説，這輩子第一次親筆寫的東西被刪掉，是在新浪微網志上。很多公共人物選擇了明哲保身，但黃耀明反問記者，“你不做怎麼知道底線在哪？”
如果黃耀明自始至終只是個關注同性戀、性別或者艾滋病這些亞文化社會問題的歌手，他也許永遠不會成為主流。《下流》裏唱，“他們往上奮鬥，我們往下漂流，靠著剎那的碼頭，答應我，不靠大時代的戶口。”這絕不是黃耀明第一首關注現實和針砭時弊的歌曲。1997年那場演唱會的很多歌曲後來被收錄到一張專輯裏，副標題是《大時代曲現在進行式--我們都在這裡》。
1988年的《你還愛我嗎？》呼應中英聯合聲明，1989年的《今天應該很高興》是他心中1980年代的注腳，反映香港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至於那首著名的《十個救火的少年》，聽過的人都不會忘記那本不該忘記的一夜，2004年的《達明一派為人民服務演唱會20週年慶典》召開日期是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
他越了解香港，越愛這裡，越擔憂這裡，就越對此地心生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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