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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佑
崔健
中國流行音樂已經走過將近八十年的旅程從上海灘的艱難而輝煌的起步，到如今兩岸三地流行音樂的大量産出，都産生了無數優秀而可以存之久遠的歌曲作品。無論是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産品還是作為一種藝術形式，都完全具備學術研究的對象化特徵了。
首先，流行音樂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音樂。流行歌曲作為一種音樂形式，可以説是無時無處無孔不入：手機鈴聲、餐廳的背景音樂、開車的解悶歌曲，老頭老太太鍛鍊的舞曲、電視臺、電臺的節目製作，上班族路上的MP3、卡拉OK的撕心裂肺的吶喊、每天晚上各種演唱會的舉行，可以説都是流行歌曲唱主角的場合。它和我們這個社會關係如此密切，那麼它的來龍去脈文化淵源、它與社會政治的變革、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變遷關係何在？它與人心的波瀾起伏、個體命運的悲歡跌宕、生命信仰的心靈探尋，又有著怎樣幽微曲折的故事？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我們為什麼不把這個如影隨形的音樂品種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呢？而且，中國民族音樂的世界化現代化問題、中國電影音樂的歷史與發展、中國新世紀音樂、中國的世界音樂的現狀，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其次，流行歌曲貌似淺顯，卻有著許多完全值得深究的問題。我最近在讀美國民謠巨星鮑勃·迪倫的自傳《像一塊滾石》（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波諾談波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書，都是歐美流行音樂學術研究的重要人物的精彩傳記；而關於披頭士樂隊或者列儂、關於鮑勃·迪倫、關於滾石樂隊或者平克·佛洛依德樂隊、關於邁克爾·傑克遜等等歐美流行樂巨星的研究書籍、電影電視紀錄片更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翻譯過來的書籍和我們看到的碟片僅僅是冰山一角。這些書籍和電影，都從歐美社會歷史的發展、戰爭與文化的抗議與妥協、文學特別是詩歌藝術對音樂深刻的影響與互動的問題上，做了許多精深的探討與研究，給我們中國原創音樂許多有益的醍醐灌頂般的啟示與更為開闊的藝術視野的拓展！國內方面，李皖的《五年順流而下》及他的系列書籍、張鐵志的《聲音與憤怒》和《時代的噪音》，以及金兆鈞、張曉舟、顏峻、邱大立等人的系列文章和相關書籍，都可謂是流行音樂研究值得關注的欣喜成績。
其三，流行音樂研究是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流行歌曲不僅屬於青年，不僅僅有青春的渴望、歡樂和創傷，它也有生命的回憶、反思，有精神的激情噴涌與理想的啟蒙教育意義。流行歌曲應該而且可以成為我們時代最敏感的神經之一，它應該成為時代發展情緒的某種代償機制，以其多姿多彩的“時代效應”滿足廣大歌迷的各類情感投射。這些難道不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嗎？而在現代資本橫行時代，如何破除阿多爾諾提出過的“音樂拜物教”的侵擾，如何在文化工業中尋找我們自己的價值定位和建立中國式流行音樂的文化價值體系，如何讓搖滾成為批評的武器，如何在肉體的狂歡與心靈的愉悅中找到平衡，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就我個人目力所及，把流行歌曲偶爾作為一種時代精神文化現象來研究的學者，有上海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王曉漁，復旦大學的嚴鋒、張新穎等，都寫過流行音樂的學術研究文章；而王曉漁更是經常去現場觀摩各種大小演唱會的舉行，這是難能可貴的現象。周國平先生曾經有過與崔健長篇對話錄出版，而著名美學家、哲學家高爾泰先生，很早就因為崔健的聲音説過這樣的話：“也許崔健及其搖滾樂是中國目前唯一可以勝任啟蒙的藝術形式了。中國需要啟蒙……”然而，大量音樂研究者目前還是沒有把流行音樂作為一種藝術作品或者産業文化來進行全面的研究，這是極為遺憾的空白化現象。中國有八大音樂學院，幾乎都設立了音樂學系和流行音樂專業係科，但每年關於流行音樂的有分量的論文卻寥寥無幾！
最近，搖滾歌手左小祖咒出版了《憂傷的老闆》，吳虹飛出版了《再不相愛就老了》，周雲蓬出版了《春天責備》等書籍，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注意，這不是他們的唱片專輯，都是在文學或者文化學、社會學意義上值得研究的反映他們內心世界與音樂歷程的書籍。
作為一個流行音樂的從業者，我們既是造夢人，也是説夢人與追夢人。流行歌曲最容易滑入商業的泥潭，因此，合理的某些妥協是必要的，我們畢竟不是活在真空裏。然而如果沒有一點真誠的文化操守和文化品格，我們將為千萬個純潔的心靈負疚；我們今天給他們的歌謠，哪怕僅僅給他們營造一點點英雄與理想的夢，也是我們將來的榮光。而作為理論指導的流行音樂研究，更是責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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