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的容量去收藏
人的心有多大呢？大到你想到多大就是多大。楊曉陽想在陜西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露天“西部古代石刻博物館”……
他的收藏是一種搶救，他一度掀起了古城收藏熱……
他的收藏是無法用金錢來計量的。他收藏的初衷令你感到他是個極具深度社會責任感的人，只要他看到的是個東西，不管它將會被派上什麼用場，他先要把它收拾回來，用他的話是“請”回來，至於將來用它來做什麼，他自己還不知道……
看到街上在拆老房子他心疼……我們的城市建設是全世界有史以來速度最快、見效最快的超級奇跡，但不要和楊曉陽這樣的人談文化、談歷史，那樣會讓他著急，他會感到有人患了嚴重的“文化分裂症”……
他提出要給長安新建築“戴帽子”……
■他的收藏是一種搶救
西安美院校園環境越來越優美，越來越有特色，這是我每次走進西安美院時的感受，我看到，學生漫步在錯落有致的栓馬樁之間，往操場那邊走，會看到石馬槽、石柱、石鼓、門墩石、開工石、磚雕，以及木鐵犁、架子車、馬車轱轆……仿佛進了一個天然博物館，滿操場大規模堆放的石刻令人震撼，漫步其中，感受得到學院裏那濃濃的藝術氛圍。
人的心有多大呢？大到你想到多大就是多大，這裡確實就是未來的一個露天博物館，楊曉陽想在陜西建一個“中國西部古代石刻博物館”，目前就已經在籌建中了。他笑著説，將來誰若進我們學校院子就要收費了。
早從1994年起，他就開始了對中國陜西境內的文物保護性的收藏，他的收藏分個人收藏和集體收藏。其中以石器、陶器居多。從他的辦公室和畫室擺設的佛像、石雕、三彩俑、炕頭獅、漢罐、彩陶、陶倉、玉器、銅器，尤其是那只碩大的戰國甕，折射出他是一個求多、求全、求大之人，可聯想到即使很不起眼的事情也會被他不小心做大，可感覺出他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概和境界。
他收藏的拴馬樁如果全站起來，比兵馬俑還要多十層。“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對玩家來説，癖不是缺陷，而是個性，甚至是優點，他的大動作帶動了很大一批炕頭獅的收藏者，在他的影響下，一些作家、文化部門的退休幹部、攝影家、茶社老闆等等，也都收藏起拴馬樁和炕頭獅來，一時在民間形成了收藏拴馬樁熱和炕頭獅熱。而這個時候，冷眼旁觀的楊曉陽在一旁感到欣慰，因為，他的目的達到了。
楊曉陽是因重視古文化而引起的收藏興趣，他説，陜西是座有著悠久歷史的古城，留下的古建築多，民間文化遺産多，包括民間藝術品門樓石雕、磚雕、木雕、古樹、自然石頭、古建築局部部件，以及民間玩具、陶瓷、先人的日用品。他一再強調，我們不能讓人們在不了解的情況下都把它們給扔了，“文明不能圈沒歷史、文物不能再生”，他倡儀陜西各地美術家，應該四處去建議：在陜西“多建中式建築，多栽樹”。楊曉陽還倡議陜西美術界的藝術家們帶頭用自己的畫換取收集搶救來的散落在民間的藝術品，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他説，那些東西無使用價值，只有畫家認識，一般人認不出來，如果每個藝術家都這樣做的話，就能保住很多東西。
楊曉陽的收藏是無法用金錢來計量的，聽他講著他收藏的初衷時，你會感到他是個極具深度社會責任感的人，他的收藏不為己、不為利，而是在為我們收藏華夏文明和歷史，功在韆鞦。他的收藏，簡直是一種搶救，只要他看到的“是個東西”，不管它將會被派上什麼用場，他先要把它收拾回來，用他的話是“請”回來，至於將來用它來做什麼，他自己還不知道。
■不小心成了比賣家還懂的收藏家
楊曉陽最初收藏時，一件炕頭獅才幾元錢，他決心一下，收得速度相當快，當人們知道西安美院在收拴馬樁和炕頭獅，這些東西在那裏能換成錢時，就紛紛四處搜尋，送往美院。當拴馬樁和炕頭獅被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和喜歡時，楊曉陽戛然而止，突然停止收購它們。他膽大，又一心為公，此時，現其心胸。
説起拴馬樁和炕頭獅，人們並非具體了解，記者便趁此機會請楊教授做介紹，據楊曉陽介紹，拴馬樁原來是宋金時期鄉紳富豪拴馬的實用物體，一般有錢人家才請匠人到家裏刻這些東西的。拴馬樁有“望樁、旺樁”之意，那是顯示家族身份的。這些東西，在修路時被損壞而流失的太多，損壞太多。炕頭獅是起源於漢朝，流行于西北與華北地區的石雕作品，是在小孩滿月時，將它繫上小紅繩拴在小孩的腳腕或腰上，意為神獸護衛，祈求孩童平安，同時又有擺放陳列的作用，它的價值在於其凝結著勞動人民的情感，體現了黃河流域這一地區人民對生活的熱愛，反映了漢朝以長安為中心的民族大氣魄，楊曉陽特別喜歡那種造型渾樸的炕頭獅，在他眼裏，它們的魅力無窮，無論是蹲、臥、爬、站、行、躍，哪種神態都會令他良久的欣賞把玩，可見其具有極高的藝術性。
看到這麼多可愛的民間工藝品在漸漸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楊曉陽就動了心思，開始自籌資金瘋狂收藏那些被低估了其身價而被人們遺棄的拴馬樁、炕頭獅。不是文化人不會重視這個事，所謂無私者無畏，起初下手之快令很多人不理解，後來逐步得到海外學者盛讚和國家領導人支援，才被大家肯定而避免了很多的非議。如今，他自己收的獅子就有三四千件，而如今一件炕頭獅的價也升到幾百甚至上千元了。他本無心插柳，開始時也並未想去當一個什麼收藏家，但他現在卻已是個具有鑒賞力的地道的大收藏家了，對於陶器與石頭，他只需盯住看一秒鐘，就辨得真偽與好壞，也許年頭不很準，但他比賣家還懂，而賣家的標準常常與他是相反的。店主推薦的那些完整的他不要，而一旁那些殘缺的，他反而認為是好東西，他會花很少的錢一窩兒全要了，事後店主還以為處理了“垃圾”。因為他懂，他收的炕頭獅大部分是明清時期的，也有部分出自漢代民間藝術家。他就這樣搶救性地收藏了一批不可再生的記錄著華夏曆史文獻的藝術活化石。
那些被人遺棄了的民間石器，到了他這裡就成了藝術品，如他曾一口氣收下的那5000多個廢棄的磨盤。一次，在雁翔路和一個朋友看萬畝生態林，在那裏有個垃圾堆。他站在垃圾堆邊不走，最後，那堆垃圾硬被他認為是秦磚漢瓦而用大卡車拉回美院，有人問他把垃圾拉回來幹什麼？他説：“我現在還不知用它作什麼，我想，將來就是拿它們來雕塑、砌墻、鋪路也好啊，一塊地板也要40元呢。就是把它們那麼擺在那裏，什麼也不幹，也是歷史呵。”
他的話沒錯，他是把他的大寫意之灑脫引入了他的大收藏。大的眼光，以及他的見識與氣度，使他展開了大收藏。他説，農民有時送到府一件東西，他們也不知其價值，也不會要價，由他隨便給，有時要一萬就給一萬，常常是真東西，假價錢。有人説他是“奸商”，而美院就是靠他這種“奸商”發達起來的。西安美院投資最少，發展最快，目前已被全國注目，擁有很多之“最”。看了很多所謂的大收藏家的藏品後，他不謙虛地説，“我現在還沒見過一個大收藏家”。我想，大概是別人沒他的心大吧，因為，在和他談話中，你時時會感覺到，儘管有些東西，他還不曾收藏，但他已決心去收藏；儘管一些關於收藏的事情他還不曾去做，但他已經在想著去做了，而他又是一個想到就去做的人。
■街上拆老房子他心疼
第二天，記者在美院等候楊曉陽從外面回來。他一見到記者就把剛才路上碰到拆老房子時的又一件痛心事説了出來，並帶出了他自己的很多想法。原來，他在回美院時，路上看到有人拆老房子，他當時想下車看看，又因院裏有一堆事在等著他，急著要趕回。可是回來後還是放不下此事，他就給有關部門打電話。我問他，難道我們不要建設？不要發展？難道我們就該像從前一樣過下去嘛？他説不是的，絕對不是的，他不想當城市建設的敵人，不是不要新景觀，而是這種景觀出於怎樣的心理，新建設不能以毀掉文物為代價。他認為問題不是要不要建設，而是怎樣建設。他感覺自己的力量和精力有限，只好由人家去。
有人説，批評城市建設，從梁思成那代人到現在，一點沒有用的。魯迅先生早就説過，到了寫寫文章、説説話，就已經沒有用了。儘管楊曉陽知道那樣找記者“寫寫文章、説説話”的力量很微弱，但他還是去做了，他當即就給一些媒體朋友打電話。他認為，我們應該花大力氣保護西安的古老建築，以古老建築帶給我們的回憶、追思來喚起人們對城市更多的理解和熱愛，因為，一群建築，一座城市，如果堪稱完美的“建築景觀”，必然是由它自己的歷史形成自己的結構、肌理和大風格，他希望現代城市在面臨發展與改造時，能貫穿一條清晰的歷史線索，不破壞世世代代的“心理景觀”。
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的多方面需求與古建築保存本身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如果在羅馬，這個矛盾也許是可以協調的，新建築仍然可體現出傳統精神，而我們則沒有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考慮這些問題，很簡單地就拆掉了。楊曉陽希望政府和建築商們在向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中能夠更慎重一些、更慢一些，同時，楊曉陽想倡導廣大藝術家能夠站出來帶頭，因為，廣大普通百姓並不認識身邊具體的文物和古建築。
■積極參與城市規劃
如今，我們的城市建設是全世界有史以來速度最快、見效最快的超級奇跡，但不要和楊曉陽這樣的文化人談文化、談歷史，那樣會讓他著急，每看那些不懂藝術的投資商要求設計師設計出的建築，他會感到那是患了嚴重的“文化分裂症”，讓記者感覺到，如今似乎只有藝術家才會如此強烈地懷念城市的歷史文化，因為當下談城市景觀、談文化記憶，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今天的現實時常輪不到什麼“建築美學”、“建築景觀”的問題。一些合資企業、商業集團等等大量佔地，大興土木，似乎要緊的是怎樣撥到建築用地？資金哪來？怎樣攆走原主戶？蓋起大樓怎樣分配使用？但是，蓋出的房子讓藝術家看了皺眉頭，楊曉陽説，那些建築的設計彼此對立，不相關，單獨看，可能不難看，整體看，非常難看。如果在巴黎那樣的城市，舊城建築最高六七層左右，高樓大廈全都集中在郊外，交通網則全部地鐵，不破壞地上結構，所以由凱旋門、盧浮宮、大皇宮、塞納河形成的舊城肌理至今完好。人家的文化線索沒有斷，人家的心理景觀，處處牽連著歷史記憶。我們有著悠久歷史的古長安為什麼就不能這樣呢？完全可以啊！長安城乃是世界的奇觀之一，它的佈局勻稱而明朗，是一個卓越的紀念物，一個偉大文明的頂峰。
和楊曉陽談建築，你會感覺到他內心有種焦慮，在他這裡，你會想起，原來建築是凝固的音樂，是凝固的民族文化，是一種藝術形式傳承文化的最大物質渠道。他説，文化可以通過物質和非物質兩大類來傳承，其中傳承文化最大的物質就是建築。楊曉陽借此提出了遺留建築的雜亂無章的問題，提出了城市景觀問題和文化記憶問題。楊曉陽認為，關於城市建設的不同意見大多屬於文化差異，這種差異最深刻的作用是在心理層面。成熟的美學，是一整套上千年積累傳遞的文化教養、文化樣式、文化符號，中國人在這種樣式和符號中構成一代代心理景觀和文化記憶，他們一見到那種符號心裏就踏實，因為一個民族的“美”是有標準和線索的。
根據楊曉陽帶的博士生講，楊曉陽把自己的這一系列想法以及在城市規劃大思路上的獨特見解和市上有關領導做了溝通，讓他欣慰的是，政府已經重視到了他提出的那些問題，他們的一些大膽想法和建議得到了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援，並請他的博士生到市規劃局給局長當助理，還讓這位博士生擔任西安市雕塑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這樣，理論和實踐被充分結合起來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得到了修改，西安市東二環的“紅辣子”雕塑就是在藝術家的建議下被拆除的。
■提出要給長安新建築“戴帽子”
有從國外回來的人説，“西安不是人呆的”，而楊曉陽就是熱愛陜西，他每次從外省或國外回來，就更愛陜西。他把每次從外面帶回的新感受，融化到這片土地裏。
提到建築時楊曉陽還提出，要給古長安的新建築“戴帽子”。他認為“帽子”是中國建築的第一印象，一眼看上去，很威嚴、很神氣，它是一個文化系統。而現在很多房子沒有“帽子”，看上去像個垃圾堆。他説，從飛機上俯視故宮，你會看到一片金屋頂，多氣派、多漂亮；中國建築是土木結構，中國建築的特點是帽子、墻、窗和門的藝術，而現在窗和門的文化都沒有了，花紋的藝術看不到，飛檐、鬥拱就更不用説了。
他認為，絕不可以用西方建築代替中國建築，因為建築是一個民族根據自己的物質和心理需要創造的，不可互相代替。有些人以為西方軍事、經濟的強勢就説明他們的文化也很高超，而失去了我們民族的文化自信心，豈不知我們文化的深度、高度已經過了時間的考驗。楊曉陽認為，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持續發生劇烈的西化和現代化運動，中國的城市和建築發生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景觀變化，中國人心理景觀中那條源遠流長的大線索，開始模糊、混亂、斷裂，到了今天，我們幾乎找不到自己的線索了，而“戴帽子”可以幫我們漸漸找回我們的“線索”。
隨楊曉陽跟蹤採訪到了西大街，楊曉陽看到車外的房子都“戴著帽子”感覺很好，但覺得寬度還不夠，會被新理念淹沒。他説，我們不追求《阿房宮賦》中所描寫的“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因為我們想追求也達不到那種完美，我們就求其次吧，但要注意的是，當下顯露出的建築時尚理念不一定就是最有個性的，它們不能替代傳統的優秀的民族的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