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火爆開幕的上海雙年展，是眾多藝術媒體聚焦的話題。但當大多數媒體皆關注“社會工廠”這個具體的議題時，卻忽視了當初差點看不到第二次的雙年展，已經連續進行到第十屆了。
放寬觀察的視界，從無到有再到眾人期待，雙年展是一個流動而又豐富的載體，像棱鏡一樣，折射出上海這座城市和當代藝術發展的脈絡，也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變遷。
節日
11月22日下午兩點三十分，望著民生二十一世紀當代美術館門前排著的長長隊伍，老人孩子全家出動的場景，第九屆上海雙年展總策展人邱志傑感慨萬分：“二十年前，這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1996年，第一屆上海雙年展，邀請函被扔到垃圾筒裏，人們覺得那是一個不重要的展覽，也不相信雙年展會維持，他們認為雙年展就辦一次，不可能還有第二屆。當時看展覽的基本都是搞藝術的人，看來看去，除了作品，都是熟悉的面孔。
2014年，第十屆上海雙年展，距離開幕式還有兩小時，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前已經人滿為患，許多人因為沒有那張黃色封皮的邀請函而在外等候，“大煙囪”下聚集了盛裝出席，卻焦急的面孔。人們開始期待這兩年一度的盛會，並希望能夠先睹為快了。
十屆，十八年的時間，公眾對上海雙年展的認知，已經發生了大改變。對策展人來説，同樣如此。
義大利人樂大豆(Davide Quadrio)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是第九屆上海雙年展城市館項目的總策展人，和邱志傑並肩奮鬥了半年多。1999年，樂大豆創辦“上海比翼藝術中心”，彼時的上海當代藝術，大多是地下文化，錄影、裝置等作品很難見到：“那時候我的圈子裏面，除了我以外沒有人會説英語，所以大的博物館一來人就沒法溝通，需要翻譯，這是很奇怪的事情，現在跟從前完全不一樣，出現了許多新的藝術活動和空間。”
樂大豆能説非常流利的中文，還會來點帶兒話音的北京腔，他和國際化的團隊一起，把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帶到威尼斯，帶到歐洲大陸，也把歐洲藝術家的作品帶到中國。比起二十年前，他更加享受藝術帶來的純粹快樂。
開幕現場的邱志傑同樣如此。他曾經冒著夏日的炎炎酷熱，一遍又一遍地走在世紀大道上，往返于辦公室和“大煙囪”之間，終於將世博會“城市未來館”改造成一個展示當代藝術的公共空間。兩年前讓他備受“折磨”的工地，如今成了老友相聚的場所，邱志傑一次又一次張開雙臂擁抱曾經的“戰友”，還有熟識的藝術家、策展人，笑容一直留在臉上。
時鐘再回到11月21日晚十點，離上海雙年展正式開幕只有不到二十個小時的時間。“大煙囪”主展廳內還停留著巨大的吊車，物料的味道仍然新鮮。走出五層展廳，正對燈光迷離的外灘，江上輪船往來，汽笛低鳴。這時，突然響起Hotel California的旋律，我問主策展人Anselm，那是作品之一嗎？他説，不是。
採訪剛開始，Anselm就説，雙年展首先是個節日，是嘉年華。對徹夜未眠準備作品的藝術家而言，能在如此美妙的空曠空間來一曲最愛的音樂，已是無上幸福。
節日，是雙年展最元初的意義。
空間
許多評論家都認為，2000年和2012年這兩屆上海雙年展，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
2000年，首次由中外策展人組成策展團隊，共有18個國家和地區的67位藝術家帶來了包括油畫、國畫、版畫、雕塑、攝影、裝置藝術、錄影藝術、媒體藝術和建築等各種藝術樣式的300余件作品。
本屆雙年展參展藝術家徐坦向記者回憶了1982年來上海看盧浮宮大展時的場景：“那時候剛剛改革開放，很多藝術家都很熱愛藝術，很認真，但認真的內容不是很現代，以架上的、古典主義繪畫為主。”
2000年的上海雙年展，徐坦也在現場，他看到了外國策展人帶來的變化：“真正開始呈現亞洲當代藝術，乃至世界當代藝術的風貌。”
引進外籍策展人，拓展了上海雙年展的國際空間，是它走向國際舞臺的重要推動力。
策展人高士明告訴我們一個有趣的細節：“2004年，我發現歐美藝術家開始把參加上海雙年展寫進簡歷裏了，這説明我們在上海做的事情算數了，在國際藝術界也有了影響力，往深裏説，對藝術界之外的公眾而言，上海這座城市也通過雙年展，逐漸建構起一個文化態度。”
2012年的上海雙年展，則有兩個層面上的空間拓展。首先，主場館從原先的上海美術館遷移到世博園的未來館，“搬家總是一件大事”。
邱志傑告訴記者：“老美術館當然跟上海歷史有更深的結合，但是那樣的建築説實話完全展不了裝置，是非常不好用的，每一個木線條都不能碰，展個錄影投影機都得擱地上，挂在天花板上都是不行的。”新的場館，可以任意改造、騰挪，巨大的空間對策展人來説，頭疼，又令人興奮：“雖然還需要時間再磨合，但有這麼一個館可以折騰真是幸福太多了。”
“雖然地理上偏了一點，但是它的氣場大，英國泰特美術館的館長非常興奮，因為這跟他們的場館非常像，”高士明説。
在展覽模式上，上一屆上海雙年展首次引入了城市館項目，阿姆斯特丹等全球近30個城市參與，成為一次前所未有的盛會。邱志傑早在2004年就想做城市館了：“這是定大局的戰略問題，只要堅持做，上海雙年展一定會成為一流雙年展，因為中國會成為一流國家。”
邱志傑一度以為這屆雙年展不再有城市館項目了，非常生氣。他希望城市館將雙年展“平臺化”，這樣，即便主題館因為種種因素的博弈而水準平平，城市館卻可以因為其開放性，讓不同藝術家群體“打擂臺”，互相競爭而呈現最好的作品。
本屆雙年展依然延續了邱志傑開創的“城市館”項目，不過，是另一種思路和呈現方式。
與邱志傑“平臺化”的想法不同，本次展覽的城市館更強調“在地化”，城市館的場地上海新天地、上海K11購物藝術中心、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和上海靜安嘉裏中心，鬆散有致地座落在淮海路沿線及其延伸地帶。近代以來，綿延6公里的淮海路(舊稱“霞飛路”)猶如上海的文化臍帶，源源不斷地為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供給著活力充沛的文化養分。
項目總策展人朱曄的研究領域之一是城市社會學，他希望把場館置入城市空間內，和公共空間和城市生活發生關係：“我自己考慮更多的是要跟城市空間發生關係，內容更重要。觀眾不光是觀看作品，而是通過行為參與到藝術行動中來，他會覺得這樣更生動一些，我想這是城市館設定的用意所在。”
擔當
聯合策展人劉瀟參與了好幾屆的上雙工作，在她看來，上海雙年展跟中國當代藝術的脈絡是聯繫在一起的，對整個藝術界和藝術生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次我們提到轉型都會把上雙作為一個標桿，它在藝術界、體制、藝術生態之間，一直做權衡和推進，你可以觀察到整個藝術生態是怎麼被這個雙年展撬動的。”
本屆上海雙年展開幕的前一天，民生現代美術館新館、震旦博物館等私立美術館也迎來了新展。“為什麼要跟著上雙的時間開？這個還是很明顯的，雙年展對整個上海藝術生態的帶動是非常明顯的，”邱志傑説。
朱曄向記者分析了世博會以後上海的藝術佈局，西岸藝博會、龍美術館、余德耀美術館、喜馬拉雅美術館、上海雙年展……新美術館的開館，世博地塊的不斷活動，激活了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
樂大豆策劃了震旦美術館新開幕的展覽：“當代館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已經成為一個靈活的空間，説明上海有這樣的需求，鮮活而年輕。我們可以思考的是，怎麼把當代藝術這個系統做得更好，比如可以幾個美術館合作，做一個聯票，一起做事，同舟共濟，提高上海的藝術氛圍。”
除了對上海藝術氛圍的帶動，上雙在主題上的延續性，也成為它與眾不同的特點，這是業內人士的共識：“前幾年解決的是合法性問題，接著進入到城市自戀的階段，從海上上海、都市營造、影像生存、快城快客，一個個短語可以連成一篇文章，是一場連續的、竭力的書寫，而巡迴重演、重新發電、社會工廠，則開始關注社會議題——這條線索極其鮮明，跟威尼斯雙年展這一屆否定上一屆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帶來了顛覆和斷裂，”邱志傑説。
不過，未來上海雙年展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採訪到的所有策展人都提及緊張的時間，他們希望能夠更加從容地工作。一方面，可以有充分時間尋求贊助，另一方面，長期的計劃能夠帶來更精彩的作品。樂大豆説：“現在還需要做那麼快的東西嗎？東西如果做不好，那非常可惜。時間長可以做得更加細膩，尊重觀眾，尊重藝術家，尊重自己，差不多跟完美的區別很大。”
總策展人Anselm希望藝術生態能更加靈活：“藝術家是非常有活力的群體，與他們一起工作，要做充分的準備，希望相關環境能夠適應藝術家的工作方式。”
高士明則認為，未來的上海雙年展要更有態度：“大膽、堅定地改變這個遊戲，改變雙年展的模式、套路。要考慮一個雙年展、美術館，對於城市、公眾和社會到底意味著什麼，怎麼去克服現代的藝術系統，這個克服不是在外面去克服，而是就在裏邊，我是它的一部分，但是我仍然從自身去克服。”
藝術家徐坦的思考是，藝術首先是社會的文化消費品，這是市場的部分，此外，藝術還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説，僅僅提供産品是不夠的，雙年展要強調對社會的關切，這也是當下的一部分。
“我期待未來上海雙年展對世界所承擔的使命越來越重，對中國所承擔的使命越來越小，所有人都是靠付出、靠投入來獲得的，要拿出這種胸懷來，”邱志傑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