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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喬亞的父母從事挂毯的修補行業，她的父親滿心期盼一個男孩的降臨，而布爾喬亞的降臨讓她的父親大失所望，並始終嘲笑她的性別。“你們能明白當我降臨的時候，洇染在家裏每一個角落的那種深度絕望的氣氛嗎?我真誠地為我不是一個男孩而向我的母親道歉......”而布爾喬亞小時候，父親有次在橘子皮上插了一根陽具般的東西，製作成了一件藝術品，並給它取名叫“理想的女兒”，這件事深深傷害到了年幼的布爾喬亞，在那之後的幾十年裏，她始終忘不了餐桌上的那一幕。那些憎恨和厭惡終於在布爾喬亞後來的一個夢中得以報復，她夢見父親的眼球掉在了餐桌上，一隻貓躥上了餐桌，把他的眼球吞了下去。在布爾喬亞十一歲的時候，母親身患重病，而父親將自己的情人接到家裏同住，並藉口是孩子的英文家庭教師，而母親什麼都清楚，但只是一度的隱忍，這讓童年的布爾喬亞內心充滿了憤怒、傷痛。這一切的記憶伴隨著她一生的創作。失去和獲得也同樣維護著這樣一位直接，敏感的藝術家，失去了痛苦也同時獲得了痛苦的象徵，面對藝術我們無法去干預平衡，布爾喬亞維持著這種時間和精神的平衡。
面對她賦予精神矛盾的所謂“身體”的雕塑作品，我們看得到這種過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他開始了佔有物理空間的實體雕塑來表達她的真實存在感的情緒。在這期間不論是作為一個女人還是一個藝術家，布爾喬亞都處在一種被邊緣化的狀態。當時藝術界還屬於邊緣化的範圍，她深刻的感受到現實的這種壓抑，她並不拿政治説事，創作的作品仍是個人的，情緒化的多為表現女性的脆弱男性的侵略，當時的代表作品就是《女性之刃》。這一時期作品都和男性有關係，再現出內心充滿防禦的心理狀態。
六十年代期間進行著女性解放運動，這一時期的雕塑顯示出一種由內而外的空間擴張力，顯的飽滿。進入七十年代後，她開始轉向再現具體的場景，把自己的回憶和幻想揉合到一個真實的空間環境中去，精神“空間”的表達真正開始。90年代的開始是她的創作的成熟期，她對於傷痛挖掘到一種直白的地步。此時她也開始創作出最具代表性的“蜘蛛”的系列作品並一直延續著。同時我們又會反饋到這一概念上，它隱藏和給予了我們藝術家在不同階段對於“母性”的那種無可替代的情感。巨大單體蜘蛛無限制的放置，象徵著藝術家自身的情感已融入人類普遍的情感之中，不會再有情感空間上的限制。談此“歸類”，布爾喬亞見證著從現代藝術到之後的各種藝術的運動和流派包括著觀念變化。富含自身身體感念的情感雕塑對布爾喬亞來説更意味著修復與重生。藝術是她排解情感並依附於真實物體的途徑。
記者：在你看來，布爾喬亞的女性藝術家身份對她的影響在她多年的創作歷程中，發生過轉變嗎?
Jerry Gorovoy：布爾喬亞一直表示，她在處理藝術情感問題方面是先於性別的，在她作品中探討的被遺棄、拒絕、焦慮的個人感受都沒有與性別産生關聯。但是，因為作品是帶有藝術家的個人經驗、經歷的，她作為女兒、妻子、母親的身份都會對於他的作品産生影響。
記者：依你看，在她多年的(藝術)創作生涯裏，布爾喬亞的女性身份是突然轉變的嗎?
Jerry Gorovoy：布爾喬亞的母親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他的丈夫也是。布爾喬亞是非常獨特的。
記者：有人説是她的女性身份造就了她，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你認同這樣的説法嗎?
Jerry Gorovoy：我不認為在布爾喬亞的大多數作品裏能夠偵查到製造者的性別。直到20世紀80年代，也就是在(作品)製作過了40多年後，作品變得完全抽象了。
記者：你覺得她的家庭生活對她一生的藝術創作的影響是否是消極的?
Jerry Gorovoy：我認為，布爾喬亞的藝術使她與身邊的人難以溝通的困境中脫離出來。她認為，幸福的人是沒有故事的。她的藝術是在處理衝突和矛盾的情緒。
記者：直到她60 多歲的時候也只舉辦過少數幾次的展覽，有媒體稱她直到70 歲才真正的開始紅起來，你會如何看待像她這樣作為藝術家在經歷過如此漫長的時間之後才紅起來?
Jerry Gorovoy：布爾喬亞不為人所熟知的原因有很多，不得不提的是她自身的心理脆弱以及當時的社會條件。她需要去創作，但是由作品呈現的展覽與作品敘述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藝術界在其所屬時代有它自己的方式來引起關注，而布爾喬亞的作品很多年以來的位置似乎是在藝術界關注之外。布爾喬亞一生經歷了眾多藝術流派的演變，也參與過許多藝術運動，但她始終孑然一身，拒絕任何藝術風格的歸類。事實上，她的作品在製作中的不同材料、形式和空間問題使得我們很難理解她的作品是關於什麼。她不局限于任何一種“藝術流派”。在今天，許多藝術家在不同媒介中工作，但在當時，這個問題卻是布爾喬亞受到肯定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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