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雨萌 
路易斯·布爾喬亞，-avenza-revisted-重訪阿溫扎-1968-1969- 青銅、硝酸銀制-青銅表面拋光-43.2-x-104.1-x-88.9cm-林冠藝術基金會收藏 路易斯•布爾喬亞的藝術創作與她傳奇般的人生一樣，充滿了謎一樣的誘惑，人們越是想清楚直接地解讀它們，越是在其模棱兩可的符號和語言中不可自拔。同樣，在藝術史的譜係中也難以找到與其作品一一對應的、明晰準確的框架，她那風格多變、充滿情感張力的作品早已打破時空的界限，在藝術風格繽紛變幻的二十世紀始終遵從著有關記憶、身體、性別的自傳性線索，讓一切試圖將其歸入某類風格或流派的舉動顯得淺薄幼稚。 路易斯•布爾喬亞出生於1911年，雖然自1930年代起就開始從事藝術創作，但直到1982年，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才為她舉辦了第一次個人回顧展，這也是她首次在大眾面前完整地展示其私密性的藝術創作，由此奠定了她在戰後美國藝術中的地位。1989年，法蘭克福美術館為她舉辦了在歐洲的第一次重要回顧展，隨後她接連參加了卡塞爾文獻展和威尼斯雙年展，人們在驚嘆她長壽的同時，也對其旺盛的創作力和多變的風格表示由衷的欽佩。 對於大多數人來説，路易斯•布爾喬亞的形象或是停留在《父親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The Father，1974）中那個對父親的背叛耿耿於懷，在成長過程中始終處於叛逆期的小女孩上；或是停留在尺寸巨大、危險醜陋卻又能提供防禦保護的“蜘蛛媽媽”（Mama，1999）上；又或者是那張由攝影師羅伯特•梅普勒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在瞬間拍下的照片，在那裏，布爾喬亞手持自己的作品《小女孩》（Fillette，1968），微笑的表情中帶有些許諷刺。這些形象彼此獨立卻又相互重合，各自彰顯著不同的視角，卻又都將注意力投注在慾望的壓抑與爆發、人類的孤獨與脆弱這一藝術家永恒的創作主題中。 2012年10月27日，林冠藝術基金會在798藝術區舉辦了“路易斯•布爾喬亞：孤身與共存”藝術展，這是布爾喬亞在中國的首次亮相，也是她去世後作品的首次大規模亮相。這些貫穿藝術家七十年創作歷程的代表性作品，再一次引起人們對神秘且憂傷的布爾喬亞的興趣，讓人們重新審視並尋找布爾喬亞的作品對於當下的意義。 無論布爾喬亞的創作風格如何變化，使用的材料如何豐富，都離不開她對身體和性別的記錄與描述，從其創作于1940年的早期作品“女性之家”（Femme Maison）中，就不難發現她出對身體和軀幹的強烈興趣，以及由此生發的對性別的質疑與消解，從而引入對個體交流、社會分工、責任與權力、孤獨與脆弱等問題的思考。女性身體與建築的組合是有機體與幾何體、柔軟與堅硬的碰撞，暗示出家庭不僅是女性需要用一生承擔的責任和負擔，而且是對她們心理及生理的一種束縛和壓迫。身體是布爾喬亞在潛意識中進行自我解放的途徑，她創作了許多關於女性身體軀幹的雕塑，但大多畸形殘缺、破碎斷裂，缺乏傳統意義上的美感，《天性習作》（Nature Study，1984）中帶有性暗示的層疊乳房看起來更像是來自身體內部不斷裂變的腫瘤，表現出她對女性性徵的不滿與恐懼。 同樣的憤怒與厭惡還表現在她對男性特徵及軀體的處理方式上，《迷宮塔》（Labyrinthine Tower，1962）堅硬的漢白玉質地搭配扭曲的男性生殖器造型，仿佛正在無情地嘲笑一個空洞特權的瓦解與崩潰。這種情緒還出現在《懸挂兩面神》（Hanging Janus，1968）中，洞悉過去、預言未來的雙面神Janus正無力地懸挂在空中，對過去的篤定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念如同疲軟的陰莖，在現實面前脆弱的不堪一擊。 這種對身體和性別的矛盾在《父親的毀滅》中達到了頂峰。在這件作品中，腫瘤一樣的球體充塞著壓抑、幽閉的空間，其柔軟的質地仿佛在暗示危險的流動和膨脹，所有的一切最終都將被恐懼吞噬。布爾喬亞對父親的憎恨來自於幼年時父親對家庭和母親的背叛，這種背叛帶來的痛苦始終伴隨著她的成長，她憎惡父親的壓制和束縛，深陷於父親造成的混亂與焦慮，對性和慾望充滿矛盾與困惑。但另一方面，她始終沒有放棄對父親的依賴和希望，只是她越想回到過去，父親的不忠和母親的軟弱就對她傷害越深，當她想要規勸自己時，卻只能得到更多的懲罰。在這裡，弗洛伊德理論中的俄狄浦斯情結得到了彰顯，只不過主角由男性換成了女性，布爾喬亞在解構父親的同時，也暴露出自己內心的恐懼與痛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