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的離世為一個時代畫上了句點。在70多年的藝術道路上，她堅持不懈地用埋藏在記憶中的激情和靈感進行一個不間斷的主題創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她不僅是抽象藝術大師，也是藝術界可圈可點的女性主義代表。她忠於自我，以飽滿的熱情創作出激蕩世界的作品。無神論者的她説：“我有一種宗教式的性情。我的藝術是一種自我修復行為。”

英國著名的現代藝術家、女性主義藝術代表人之一的翠西·艾敏，稱她的創作曾受到布爾喬亞的影響。在布爾喬亞辭世兩天后，她在BBC電臺的節目中説道：“畢加索去世時世界暈眩了，現在路易絲·布爾喬亞去世了，世界都在哭泣。這是一個藝術界的悲傷時刻，但對於女性藝術來説也是一個輝煌的時刻——天堂裏終於也有一位傑出女性藝術家與那些世紀大師們肩並肩在一起了。”

布爾喬亞的作品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逐漸受到藝評的青睞，她的寧靜被驟然帶到聚光燈下，使人們認識到雕塑創作也可以有別樣的風格，從而影響了一個時代藝術家們的成長。她的作品奇妙之處在於其滲透的永恒活力，如只見作品不識其人，很多人會以為布爾喬亞是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女孩。正如翠西·艾敏説道：“1990年代中旬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時，我以為她是個年輕野性的美國女孩，當得知她已經年屆八旬且從事藝術創作已經四五十年之久，我震驚良久。一位女性擁有如此長久的創作生命，並且能持續奉獻出如此激動人心的作品，當時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她的作品不屬於過去，而是存在於此時此刻。”

如今人們評價布爾喬亞為抽象主義和女性主義的代表人，但她的身份標簽在早期卻並不明確。在廣泛走入公眾視野之前，布爾喬亞一直默默無聞地陶醉於自己的藝術世界中。也許這種堅持自我的態度多少解釋了布爾喬亞早期的不為人知。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女性主義抬頭，人們才給這位固執的小老太太找到了一頂再合適不過的帽子——女性主義藝術家。從此，布爾喬亞被推上了金光閃耀的藝術寶座。

從1949年出道，30多年後，她才迎來了藝術上遲到的春天。1982年，紐約現代美術館為71歲的布爾喬亞舉辦展覽，她成為第一位在此舉辦個人回顧展的女性藝術家，由此，她在藝術界的影響力確立。1990年代布爾喬亞又以一系列以人體為中心，關注性、人性脆弱和死亡的作品而更上一層樓。她總是充滿好奇地不斷探尋自我表達方式，她説：“現代藝術意味著不斷尋覓自我，表達困惑。沒有不變的方式，也沒有固定的方法。現代藝術便是這樣難以捉摸。”

痛苦是布爾喬亞的創作主體。她説：“痛苦是我在創作中探討的主題—賦予憤怒和折磨以意義與形態。痛苦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因此我不建議逃避或補救。”她用無人能及的天賦，將屬於個人的生活體驗轉化成如光譜般敏感複雜的感受，這也正是她的創作如此撼人之處。

曾有藝術評論説：“如果你不了解路易絲的生平，你就很難理解她的作品。”在創作中布爾喬亞從不避諱她不快的童年。她也因此發明瞭一種藝術形式——自白藝術。她作品中的軀體經常充滿著世俗和肉欲的怪異可笑和支離破碎，時常給人以模棱兩可的感覺。

布爾喬亞1911年出生於一個古董織錦畫商之家。童年時父母喋喋不休的爭吵、其父與情婦的10年偷歡以及母親的堅強和辛勤……所有這些記憶碎片和生活點滴都構成了她取之不竭的創作源泉。“從未失去它的魔力，從未失去它的神秘和戲劇性”，她1991年的作品《紅色房間——父母》就表達了對這段時期的記憶。

布爾喬亞曾經常提到她充滿了矛盾的家庭情感的童年。疾病纏身但務實、慈愛的母親，給她的人生帶來正面影響。同時，她那帶有極權傾向及對婚姻不忠的父親，又為她的生命注入了難以磨滅的怨恨和不安全感。如噩夢般的裝置藝術《來自父親的破壞》，使人毛骨悚然，也成為布爾喬亞表達對父親怨恨的告白。

2000年在泰特現代美術館開張時，人們驚奇地發現那只幾乎10米高、名為《媽媽》的巨大蜘蛛雕塑沉著地靜候人潮。將母親的形象聯想到蜘蛛身上，此創意非布爾喬亞莫屬，她解釋説：“這件作品是為母親製作的頌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聰明、耐心、整潔、自給自足、敏感如蜘蛛般，總是辛勤地在織錦機前勞作。” 童年記憶成為了她所有藝術創作的靈魂。從小就幫家裏修補織錦，描繪殘缺的圖案和人物，使布爾喬亞産生了對分解割離的強烈興趣，據她説，人體于她就好比是由多個部件組合而成的整體，因此也就有了後來那具名為《自然科學》的身上挂著多對乳房、無頭蹲立的女人體，還有被冠名《小瓶子》的用乳膠製成的、大膽挑釁的巨大男性生殖器。當布爾喬亞臂下夾著《小瓶子》為她人生中第一個大型回顧展的目錄拍照時，她就被牢牢地和女性主義這個詞聯繫在了一起。而紐約現代美術館只採用了照片中她那張微笑的臉龐。

在藝術世界裏，女性藝術家曾被視為二等公民，在從不鼓勵公開以性為主題進行創作的年代裏，布爾喬亞很快成為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正如布爾喬亞所説，“年輕和美貌在藝術世界裏對女人毫無意義”，她的作品被廣泛地認定為女性主義的宣言，而她的藝術之路也被打上了女性在被忽視的環境中不屈不撓地奮鬥的印記。

布爾喬亞的作品充滿張力和一種無形的權威，她説：“我有一種宗教式的性情，”——雖然她是不折不扣的無神論者——“我未曾被教知如何使用它，我對權力有所恐懼，它讓我緊張。在現實生活中我被視為受害者，這驅使我轉向藝術尋找救贖。我的藝術是一種自我修復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