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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作品《西湖》和大型個展《春》，再一次把這個人們並不陌生的名字，推到公眾的視野中。事實上，在本報記者開始採訪的半個小時前，他還“不太客氣”地提前結束了另外幾家媒體的訪問。不少人認為他行事乖張，另一些人則將這些率性行為解讀為他的童心。
蔡國強（前）在個展《春》上向媒體記者講解作品。
對於媒體和輿論評價如何，蔡國強並不十分關心。他曾經這樣説過，“最初運用火藥進行創作的動機，是為了尋找到一種能與自己謹慎小心的性格形成鮮明反差的藝術門類，從而釋放內心情感。小心翼翼是好事，但藝術家小心翼翼就不是好事。”
《21世紀》：作為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開始遷居海外的那批中國藝術家中的一位，你既是一個典型性的代表，但又和他們有許多不同。例如，出國前你並沒有接受過藝術方面的專業教育。今天卻在藝術的道路上走了那麼遠，你怎麼看自己那段“不專業的經歷”?
蔡國強：如果當年我和別人一樣，在藝術學院中學習，用大部分的時間學油畫或國畫，那我就不會有對空間和材料的特別觀念。正是在舞臺設計學習中，我接受到了這種訓練。後來，才有了《為外星人所做的計劃》等系列，這些作品正是建立在空間和時間的經緯度上。就連此次的作品《西湖》，我也是從時間與空間的角度去進行構思和創作的。希望通過這個360度的作品，讓參觀者以另一種方式去感受西湖。
《21世紀》：是的，去了日本之後，你開始創作《為外星所做的計劃》系列。最初，你説自己希望通過這一系列的大型爆炸計劃，向宇宙發出信號，尋找地球和外星球之間的對話。直到今天你依然堅持著這種對話。例如，剛剛在美國洛杉磯當代美術館做的爆破作品《天梯》。這更像是一位研究空間與時間關係的科學家的計劃，很少有中國藝術家會以這個為關注點，此前也沒有日本藝術家以此為關注點，為什麼你會在當時提出這樣一個創作計劃?
蔡國強：對，無論是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日本，這樣的創作主題的確很少見。我到日本的第三年，在一家小畫廊裏做了第一個關於時空的作品《空間第一》。我將一個廉價的紙質窗簾炸上許多破洞，挂起來當作一個裝置，沒想到它竟吸引了日本藝術界的關注和許多媒體的報道。
但我對時空的關注，並不和西方藝術家一樣，畢竟我是一個東方人。遷居美國後，我主要在西方工作，常常聽到藝術家們談論空間問題。但我總是在想如何在空間中展現時間。
在東方文化的宇宙觀中，“宇”是空間，“宙”是時間。但中國人的宇宙觀裏關注的，並不是西方人最關注那些話題，如外太空。中國人的宇宙觀裏更包括了神鬼、風水、氣功等看不見的事物。而這個宇宙觀也影響了我進行作品創作的方法論。
我的奶奶在我爺爺死後還一直與他對話，她跟我説，她常常能看到我爺爺的影像，例如在湖面上，他們的這種交流已經長達六十多年。人們常説怪力亂神，但對我而言，它們都是宇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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