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

2011年12月底，瞿廣慈和徐浩在稀奇銀泰店第一次見面，當時稀奇做包進展非常不順利。徐浩在法國待了十幾年，在世界頂尖的品牌工作過，想回國開創自己的品牌。兩個人一拍即合，一高興喝了一瓶多威士忌，後來徐浩加入稀奇任設計師。

“他們很乾淨，是純粹的藝術家。”徐浩評價瞿廣慈和向京，“我覺得我也挺乾淨的。”他認為中國很多知名設計師沒有信仰，今年和明年沒有關係，作品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老外覺得“很怪”。很多長住國外的設計師又會臣服於國外品牌，“我不一樣，我回來就是想跟他們幹，過十幾年創造出中國自己響噹噹的東西。”

5月，我隨瞿廣慈和徐浩一起到廣州看工廠。廣州市區附近的永泰村是著名的A貨生産基地，不起眼的居民樓裏是一家家低劣的小作坊。有一家能夠做手工繁複無比的“起鼓”工藝，十幾平米的小屋子裏擺著四五台縫紉機和兩張大桌子，攤著各種難看傖俗、模倣各個大牌的包。出門之後徐浩説，其實這些包的皮子品質跟CELINE差不多，成品就天上地下了。

扎到社會底層的瞿廣慈發現現實極其殘酷淒涼，“他們給我一張名片，叫王森，其實他不叫王森。為什麼？他們生活在灰色地帶，這樣方便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他們不偷稅就沒法生存。”

又去了長紅村一家中型皮具廠。這家廠有六七十人，一年能做五六萬個包，主要客戶是南韓以及俄羅斯進出口商。“正月初八我第一次來，廠裏還沒開工，阿權和阿花正在吃飯，很屌的，不愛搭理我，我也不在乎。中國的工廠基本上生活都很艱難，整天都有人騙。”瞿廣慈説。

瞿廣慈和徐浩來了好幾次，老闆阿權才願意為稀奇加工。“他們的設計很另類，做起來工人很累，我又不缺單子，幹嘛要那麼累？”阿權解釋自己為什麼推三阻四。

“假如我們中國的設計師能夠做出些品牌，他們就能夠轉正，從遊擊隊變成正規軍。”瞿廣慈説，“十年後如果我們牛逼了，就能給阿權更多的附加值。”

就在瞿廣慈這次來廣州之前，阿權又不想做了，因為稀奇的設計特別，品質要求高，工人做出來的東西經常出錯，雙方爭吵無數。“其實他們能做，只是以前沒人要求他們。”

第二天，我們又到白雲區江高鎮去看另一家工廠，這家工廠有七八百人，客戶包括UGG和Alexander Wang，工廠更正規，産品品質明顯更好，但一個顏色的包最低下單500個，稀奇只能下單50個，而且成本要高一大截，瞿廣慈和徐浩反覆商量糾結。

稀奇的包包等副産品現在不賺錢，一半成本要付店面租金或者給代理商， 1/6成本是生産成本，還有1/3用於公司其他支出。雖然有資金壓力，但瞿廣慈不打算引入投資者，擔心盈利壓力太大，不能將稀奇發展成理想中的有競爭力的品牌。“我打算用主産品的利潤養著副産品兩年，慢慢找到我們的定位和競爭力。”稀奇不打算引入投資者，不過798已經有人用稀奇的盈利模式找錢了。

“只有藝術家才會做這樣的事情。”郭羿承説。郭是台灣ARTKEY藝奇文創集團老闆，他的公司成立於1997年，從代理齊白石作品的授權開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藝術品授權商。“如果是商人，肯定首先關心盈利。把公司、品牌當作一個作品經營，藝術不一定都是要畫畫。”

郭羿承説，國際上原作和授權比例是1：3，國內連1:1/10都不到，這會是個很大的空間。“更深的作用是幫助中國經濟的復蘇。羅斯福解決金融危機時提出了一個口號，用美成為幫助銷售的一把鑰匙，在那之後美國製造業轉型升級換代，現在中國面臨這個節點。現在中國製造業都是給歐美代工，利潤太微薄，用美幫助這些企業，將‘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本來一個杯子賣100塊，印上齊白石的畫之後，變成150塊，利潤增加好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