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
2011年12月底,瞿廣慈和徐浩在稀奇銀泰店第一次見面,當時稀奇做包進展非常不順利。徐浩在法國待了十幾年,在世界頂尖的品牌工作過,想回國開創自己的品牌。兩個人一拍即合,一高興喝了一瓶多威士忌,後來徐浩加入稀奇任設計師。
“他們很乾淨,是純粹的藝術家。”徐浩評價瞿廣慈和向京,“我覺得我也挺乾淨的。”他認為中國很多知名設計師沒有信仰,今年和明年沒有關係,作品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老外覺得“很怪”。很多長住國外的設計師又會臣服於國外品牌,“我不一樣,我回來就是想跟他們幹,過十幾年創造出中國自己響噹噹的東西。”
5月,我隨瞿廣慈和徐浩一起到廣州看工廠。廣州市區附近的永泰村是著名的A貨生産基地,不起眼的居民樓裏是一家家低劣的小作坊。有一家能夠做手工繁複無比的“起鼓”工藝,十幾平米的小屋子裏擺著四五台縫紉機和兩張大桌子,攤著各種難看傖俗、模倣各個大牌的包。出門之後徐浩説,其實這些包的皮子品質跟CELINE差不多,成品就天上地下了。
扎到社會底層的瞿廣慈發現現實極其殘酷淒涼,“他們給我一張名片,叫王森,其實他不叫王森。為什麼?他們生活在灰色地帶,這樣方便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他們不偷稅就沒法生存。”
又去了長紅村一家中型皮具廠。這家廠有六七十人,一年能做五六萬個包,主要客戶是南韓以及俄羅斯進出口商。“正月初八我第一次來,廠裏還沒開工,阿權和阿花正在吃飯,很屌的,不愛搭理我,我也不在乎。中國的工廠基本上生活都很艱難,整天都有人騙。”瞿廣慈説。
瞿廣慈和徐浩來了好幾次,老闆阿權才願意為稀奇加工。“他們的設計很另類,做起來工人很累,我又不缺單子,幹嘛要那麼累?”阿權解釋自己為什麼推三阻四。
“假如我們中國的設計師能夠做出些品牌,他們就能夠轉正,從遊擊隊變成正規軍。”瞿廣慈説,“十年後如果我們牛逼了,就能給阿權更多的附加值。”
就在瞿廣慈這次來廣州之前,阿權又不想做了,因為稀奇的設計特別,品質要求高,工人做出來的東西經常出錯,雙方爭吵無數。“其實他們能做,只是以前沒人要求他們。”
第二天,我們又到白雲區江高鎮去看另一家工廠,這家工廠有七八百人,客戶包括UGG和Alexander Wang,工廠更正規,産品品質明顯更好,但一個顏色的包最低下單500個,稀奇只能下單50個,而且成本要高一大截,瞿廣慈和徐浩反覆商量糾結。
稀奇的包包等副産品現在不賺錢,一半成本要付店面租金或者給代理商, 1/6成本是生産成本,還有1/3用於公司其他支出。雖然有資金壓力,但瞿廣慈不打算引入投資者,擔心盈利壓力太大,不能將稀奇發展成理想中的有競爭力的品牌。“我打算用主産品的利潤養著副産品兩年,慢慢找到我們的定位和競爭力。”稀奇不打算引入投資者,不過798已經有人用稀奇的盈利模式找錢了。
“只有藝術家才會做這樣的事情。”郭羿承説。郭是台灣ARTKEY藝奇文創集團老闆,他的公司成立於1997年,從代理齊白石作品的授權開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藝術品授權商。“如果是商人,肯定首先關心盈利。把公司、品牌當作一個作品經營,藝術不一定都是要畫畫。”
郭羿承説,國際上原作和授權比例是1:3,國內連1:1/10都不到,這會是個很大的空間。“更深的作用是幫助中國經濟的復蘇。羅斯福解決金融危機時提出了一個口號,用美成為幫助銷售的一把鑰匙,在那之後美國製造業轉型升級換代,現在中國面臨這個節點。現在中國製造業都是給歐美代工,利潤太微薄,用美幫助這些企業,將‘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本來一個杯子賣100塊,印上齊白石的畫之後,變成150塊,利潤增加好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