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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域和西天在區域歷史中的能指與時間
歷史的未來和現在不斷提醒著區域人文活動的實效，技術與美學上對城市、村鎮、鄉野的重新定義和宜居的改造，實體或是規劃，以及無時無刻縈繞的理想主義。
西域在今日的在場，其富含古義外所指代的文化發生，與創作的擦邊，或是區域覺醒和本土認知的産生，在當代文藝裏的運用與體驗，只能是一種自我察覺。除此外的方式或類似于對現代原始部落的人類學和醫學上的田野考察。而在世俗中已罕有使用的指代西天的宗教感悟，（我們在想像世界版圖的‘西方’時，尚有一個離感官更遠而腳程更近的‘西天’。 [5]）在除卻封建意識後所攜帶的傳統經驗即余留文化實踐的現場。
顯然，東方語境與西方語境在新疆文化緩衝的現象和潛在景觀古來已久。多種語言文字通行的中央亞細亞地區伴隨其周圍國家和民族勢力的盛衰，總是處於被統治地位，一方面是周圍諸大勢力的緩衝地帶，另一方面相互遠隔的亞細亞各大強國又通過此處連結起來，建立了不可分離的相互關係。東方中國、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臘、 羅馬等諸方文明在此區域的交流傳播在歷史上少為罕見，此地區就東西文明的相互傳播起著紐帶作用，諸方文明在這裡或因相互融合，或因當地民族加進了自己的東西而産生一些變化，甚至出現與本來面貌很不相同的東西，但仍以本來名稱更向東西傳播[6]。
新疆區域歷史上除了喀喇汗王朝和葉爾羌汗國、高昌回鶻王國外，絕大部分年代（綠洲地理下相對獨立的多樣文化與相較頻繁的民族流動）未形成相較獨立統一的政權實體和意識實體。而長期作為中國區絲綢之路上東西方貿易來往，文明交流的重要轉机站，和自然經濟主導下向西開放的平臺，其自海路通達後開始強化地域封建性，直至1884年新疆建省，而後中華民國建立，其區域政治的完整與獨立方顯強化。實質是此地域的經濟和文化多元且豐富，由民族和人種眾多到主要民族形成，再次形成。
此區域在多元文化（或似前次全球化）本土化中一直穩定而有力。漢等朝代對西域的統治主要是防止該地歸於北方遊牧人勢力，保護以西諸國與漢之間的交通貿易安全（見《西域文明史概論》第 117—147 頁），並不追求從這些地方徵取過重稅物的經濟上的利益，也不過多地干預當地之實際政治，（匈奴治下多為苛斂誅求）。這是已具有發達文化的西域人不易同化于漢文化的理由。而直至回鶻部被迫拋棄原來的遊牧生活從漠北遷居天山南路，使用暴力改變原為亞利安係人種據有的此地，突厥人的國家出現[7]（西元840年後回鶻成為新疆的主體民族）。
自漢朝設都護，唐朝直接深入地干預當地的政治後，西遼、元（西遼實行宗教信仰自由、元時期實行三元一體的複合行政體制）實行多元的宗教政策，明清在對中原宗教實行嚴管時卻照顧了新疆各地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顯然這即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文化上自古多元的證照。而作為多元文化表徵豐富顯現的當代藝術，當下在新疆發展異常緩慢的事實，凸顯了作為多種文明成分固有的西域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或其方法缺失的尷尬，同時亦使得新疆可能是試驗多元文化本土化少有的純自然環境。
地理的政治功能與“自然區域”上的人文演進，在中國“政治地理”上的現代政治覺察，將使得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方式在一個“前現代”環境中，或相對“自然文化”（自然文化在維吾爾區域與“平行經濟”或是同型城市模組的矛盾）更加顯現實效。西域的再造必是依據資源整合或是另外的重新想像，邊疆地區與內地的經濟一體和城市標準化所引申的共有現代氣質，在回歸區域和本土的美學與藝術實踐中將愈加指明“西域”的今天必然。而時間上的慌亂則是人類情感的複雜與生物的年齡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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