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費理論的漩渦及後現代陷阱
去年末，在由中央美院舉辦的“首屆青年藝術批評獎”研討會上，有位資深批評家對《缺席的“在場”——試析紀錄片〈東〉中的現實感》（以下簡稱《缺席》）一文的“消費主義”結論提出質疑，認為其將問題簡單化了。
《缺席》一文的作者根據波德里亞的“倣象”理論提出：紀錄片《東》不過是劉小東、賈樟柯利用跨界合作表演了一場藝術的“在場”秀。他們所謂的尊重現實，終究難以遮掩其強調肉身“在場”的表像及精神“缺席”的本質。因而，其背後不過是策略使然，毋寧説，就是一種利益共謀。因此其斷言：“正是通過藝術行為、媒體宣傳、市場操作等策略，劉小東和賈樟柯建立了可迴圈的商品生態系統。至於其真實性，也由於圖像所呈現的符號化特徵而大打折扣。”而這在波德里亞看來，便意味著“商品的價值規律已經被代碼的結構規律所取代，生産無法指涉任何東西，只能發揮著一種代碼和編碼功能。在強大的價值自律的震撼下，真實已經死亡，確定性已經死亡，非確定性主宰了一切。生産的真實和符號的真實已經消亡。”顯然，這位資深批評家所不能認同的正是這樣簡單的解釋，他認為這本是一個很好的題目，論述可以逐漸延伸到倫理及文化政治的向度。可是，一旦從後現代——比如波德里亞——理論出發，其必然導致問題的經驗化、教條化，其已經切斷了問題深入的可能，並瓦解了問題內在的本質。
比起這位作者，當下諸多所謂的後現代批評家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的後現代解釋無疑更具批判性和顛覆性。譬如有位批評家便通過對尼采與巴塔耶思想的洞識，揭示了當代藝術所遭遇的空間之爭這一後現代困境。他説，“當代藝術都一個樣，根本不值得去看。”“所謂當代藝術就是糟蹋錢，看誰耗費得多，誰就更當代。2007年，艾未未參加卡塞爾文獻展的作品《童話》之所以引起全球關注，不是因為它有多少意義，而在於它耗費了3000萬人民幣。”按他的邏輯，當代藝術僅只是資本和權力的一個必要載體和符號象徵而已。權力意志主張積蓄能量，當積蓄到一定限度的時候，自然需要釋放。耗費盡後，又需新的積蓄，新的釋放。由是便形成了一個“永恒輪迴”的“積蓄—耗費”過程。貫穿這一過程的正是無盡的空間之爭和價值僭政。不消説，這一後現代批判和解構的確揭示了當代藝術背後的真相，但也潛在著當代藝術本身被徹底瓦解的可能。
消費、資本理論就像漩渦一樣，一旦與其有所關涉，便可能陷入其中。如果説這源自一種理論預設或概念先行，那麼即便是方法淪為目的，也無可厚非。問題就在於，現實是我們中間更多的可能已經身患類似的“病症”，且缺乏應然的自覺與反思，缺乏對相關理論本身的自省與檢討，以至於一不小心，便陷入其中而無法自拔。後現代主義的確很迷人，迷人得就像毒品，也正因如此，它才會這樣“殺死”真理及其一切可能。表面上它為我們揭示了我們看不到或不可能看到的內裏——比如消費、資本背後的策略、“倣象”及權力關係，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揭示這些又能怎麼樣呢？或者説，應該如何面對這些真相？
我們總以為問題出在現代性之事實與價值的二分化，並試圖通過“身體與話語權”（福柯），“色情與耗費”（巴塔耶），“書寫與延異”（德里達），“遊牧與千高原”（德勒茲）、“消費與倣像”（波德里亞）等理論實踐化解這一二分化的現實。殊不知，這非但沒有化解這一二分化現實，反而前所未有地推進了這一二分化及其虛無主義。
“話語（權）”的泛化及意識形態症候
所謂“話語”（discourse）是指人們説出來或寫出來的語言。“話語分析”是指對人們説（敘述）什麼，如何説（敘述），以及所説的話（敘述）帶來的社會後果的研究。根據福柯的研究，“話語”是特定社會語境中人與人之間從事溝通的具體言語行為，包括一定的説話人、受話人、文本、溝通、語境等要素。他説，知識就是權力，“話語”也是權力，簡稱“話語權”。不消説，“話語權”這個詞也是近二十年來中國當代藝術批評的關鍵詞之一。
通常而言，“話語”論者主張並不存在客觀的歷史和絕對的真理。一切歷史和真理都是值得懷疑的，都是不可靠的。因為歷史與真理本身就是“話語”，就是“權力”，即所謂的“文本之外，一無所有”。所以，他們常常以身體、底層、個體等非中心、非精英化界定為其建構合法性，毋寧説，其生長本身就是為了反抗中心、精英，反抗霸權及其意識形態。以至於“話語”的泛化及對“話語權”的濫用已成為後現代主義及其理論的典型特徵。這意味著，一方面其已身患“話語”毒瘤，錯誤地以為“話語”代表終結。殊不知，“話語”並不能代表一切，更不意味著終結，“話語”背後還有著不可捉摸的“意識”，即“心靈哲學”。雖然“話語”、語言還是可以被分析、把控的，但是其背後的意識、心靈則是不確定的，是無法分析的。而另一方面，這種簡單的立場化非但沒有揭示問題，反而遮蔽了真問題，並瓦解了其深入的可能。表面看上去，其意在反意識形態、抵抗主流意識形態霸權，實際上，其已經深陷意識形態的陷阱或身患意識形態疾病。因而，即使被賦予合法性，其抵抗也是無效的。按照貝維斯（Timothy Bewes）的説法，後現代主義的典型品性就是犬儒。的確，看上去它似乎是一種“反抗”，但歸根還是一種“投降”，即一種“有條件的投降”。筆者以為，這樣一種批評本質上還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一種消極的意識形態。
事實上，後現代批評只能作為一種解剖，當一個可能身患重疾的對象被其拆解得支離破碎之時，儘管其分享了肢解過程本身所帶來的愉悅和快慰，但遺憾的是，此時其已經沒有能力恢復到對象原初的形態，更遑論建設性地予以重構。可見，“話語”更像是一種病毒，一旦染上，便不可救藥。其本身所主張的前衛性、異質性，掩蓋了其內在的破壞性及其傳染性，一不小心，便瀰漫全身。更為“恐怖”的是，“話語”非但被賦予“萬金油式”的功能，更使我們逐漸失卻自我反省的自覺及能力。表面上，“話語”對任何批評對象都是有效的，在其眼裏，任何當代問題背後無非是種族、階級、性別等被稱為文化研究的“三駕馬車”而已。可事實是，問題本身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得多，很多時候，“話語”根本不具有進入問題本身的能力或可能，在這一前提下，種族、階級、性別等意識形態話語只會將問題簡單化，只會以虛假的套路和説辭遮蔽真問題或問題深入的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