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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風眠作品 資料圖
學習藝術，尤其學習藝術史，更知道情感世界對社會與人生的意義，知道藝術家的理想對於一個時代的重要性。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理想是什麼，其意義何在？尤其是今天，藝術市場如此紅火，藝術已經成為致富的重要途徑之一，許多著名藝術家已經身纏萬貫，對藝術理想的這一追問，就顯得更有價值。
我不想用理論來回答這個重大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回到生活中，回到歷史中，回到我所接觸的與藝術有關的事物當中，去尋找可能的答案。
過去一年，廣東美術館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尋找“失蹤的藝術家”。為此他們為一個叫譚華牧的畫家開了展覽會，為一個曾經當過“歷史反革命”的畫家梁錫鴻開了研討會，正在籌備著為一個下半生成為真正農民的畫家趙獸做大型的回顧展。這三個人在上世紀30年代都曾留學日本，並在日本學到了當時“先進”的“現代主義風格”，都在回國之初有過不俗的表現，並活躍在那個年代的藝術界。後來，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他們“失蹤”了，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無人提起。譚華牧和趙獸終生不改風格，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被徹底地邊緣化。當我有幸看到一幅標明是“1967年”的趙獸的抽象風格的油畫時，內心涌動起一股漣漪。如果這個標年是正確的，那只能説明，在那個可怕歲月中，藝術出現了奇跡：一個完全被生活拋棄的畫人，居然在內心想起了畢加索！當然，由於沒有更確切的資料，我不知道這個標年是否正確。廣東美術館的研究員蔡濤就提醒我，要注意其中的真實性。他告訴我説，趙獸臨終時唸唸不忘自己是“東方的畢加索”，他的後人也如此來定位這位寂寞了大半生的藝術家。這個定位既讓我敬佩，也讓我無奈。如果趙獸知道畢加索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擲千金的派頭，以及十億法郎的遺産，不知道這位“東方畢加索”會做何感想。譚華牧在“文革”一結束就默默地離開了人世，他存世的作品還是王璜生館長偶然發現，從幾乎要被家人作為廢品處理的關鍵時刻挽救回來的。呈現在譚華牧作品中的風格，和我們這個時代真的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正因為沒有關係，無名無利，於是我知道，他後半生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始終自得其樂。梁錫鴻是三人中際遇最不幸的，雖然在廣州美術學院工作，但歷次運動卻無法逃脫，從右派做到歷史反革命。我記得入學時還看到過他，年歲已大，在模特教具科，以為是一般的工作人員。在他的個人回顧展上，展出了標明是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畫于東京的油畫風景寫生。有關研究人員面對他的“寫實”作品，卻不免心存疑慮。從畫面上判斷，他在那個時候那個地點，似乎不應該畫出類似于50年代以後的“蘇派”風格來。當然這只是存疑，沒有多少根據。但如果事實確是如此，就只能説明，梁錫鴻在個人遭到厄運的時候，是如何渴望通過改變風格來挽救命運。可惜，這是不可能的，“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還是落到了他的頭上，直到晚年，在鄧小平時代，才給拿走。
這是失蹤者和不知名的藝術家的個案，他們為了心目中的藝術理想，把生命都捨棄了，其人生挫折，甚至比他們的藝術更有歷史意義。那麼，那些已經成名的，甚至是偉大的藝術家，他們的際遇又如何呢？其中一個典型代表是林風眠，美術史對他的作用早有定評，是當代中國美術教育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其餘兩人是徐悲鴻和劉海粟)，26歲就被任命為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校長，成為這所江南有名的藝術學校的創辦人。但是，就人生命運而言，他卻比徐劉兩人曲折多了。
從史料判斷，林風眠是一個木訥的人，具有廣東人求實、不善交際的特點。他之所以在年輕時能擔大任，和當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有關，算是蔡元培慧眼識英雄的一個例子。到中年時，也就是41歲，林風眠就辭去校長一職，專心做畫。中國是個重權勢地位的國度，即使在危亡時刻也不曾有所改變。僅僅去職不久，林風眠就幾乎被人遺忘。這當然和他不善交際的個性有關。及至解放，林風眠到了上海，進上海美協工作。50年代初他也希望能夠為新社會服務，於是用自己獨特的畫風，畫農田中勞作的農婦，濃墨重彩，畫面質樸，只是不合革命藝術的規範與要求。有一個漫畫家叫米谷，在《人民日報》寫文章，説“熱愛林風眠的藝術”，結果成了右派。林風眠日子也不好過，畫受批判，人在美協也降格，只是普通工作人員，沒有資格做畫家。“文革”期間居然還坐了牢，作品則大部分放進抽水馬桶，親自攪爛，然後用水沖掉。“文革”一結束，林風眠隻身到了香港，從此再也沒有跨過羅湖橋回來。上海美協及中國美協派人去香港探望，被拒絕。著名藝術理論家郎紹君到香港，隻身闖進他的畫室，呆坐十來分鐘，林先生居然一語未發，雙眼對視，朗只好悻然離去。當郎紹君向我描述這一段經歷時，其唏噓之聲，難以言表。他看得出來，林風眠後半生的苦難遭遇，已經給刻進骨髓，內化為思想，其怨結難以開解，直到90高齡去世，無絲毫改變。
林風眠也算是堅守個人風格的畫家。他成名很早，中年因種種原因漸次離開美術主流。年輕時相信藝術本體論，以為“畫無分東西，只有好壞”，並終生秉持這一信念。其畫風具有一種別樣的雅致，是個開一代風氣的領軍人物，卻也仍然難逃厄運。林風眠到香港時，中國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美術界反省半個世紀的革命，檢點風雲人物，才益發體會到他的價值。可惜斯人已去，余香僅殘留孤島，而讓後人去體會藝術理想的代價與艱難。
我希望談論的，其實是藝術的理想。今天已經不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雖然“理想”這個詞每天都出現，挂在不少顯赫的人的嘴巴上，但除了假正經，除了官樣文章，少有人願意真正去談論理想，更遑論藝術理想了。這既是對理想的嘲弄，更是對理想的丟棄。
今天，當藝術日益墮落為謀利的工具時，我所看到的藝術現實是，不少曾經有所自持的藝術中人，早已學會在權力和資本間巧妙週旋，大玩名聲與利益交換的世俗遊戲。
我沒有給藝術理想一個固定的説法，我只是從個人經歷的回憶及對那些不幸畫家人生的追尋，來發現與藝術理想有關的存在。事實上這理想是存在的，而且分量很重，讓太多的人付出代價。但是，再大的代價也值得。藝術和理想既是二、更是一。我很難想像沒有理想的藝術，同時，我也無法理解沒有藝術的理想。從事藝術創作也許有很多理由，但是，讓內心充實才是諸多理由中的根本。我們時代的藝術理想，至少能給人以充實，精神與靈魂的充實。(作者係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本文有刪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