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鋻於“大數據”時代的“4V”特徵，舍恩伯格認為它將為資訊分析帶來三個轉變：一是資訊分析“更多” ，我們將面對全體數據而非隨機樣本；二是資訊分析“更雜” ，它要求我們在擴大數據規模時要學會擁抱“混亂”；三是資訊分析“更相關”，這需要我們善於找出原本毫無關係的數據間的“關聯性” 。其中第三個轉變，也即對資訊分析“更相關”的認識至關重要。如舍恩伯格所言：“有了大數據後，人們會認識到：其實很多追因溯果的行為都是白費力氣，都是沒有根據的幻想，會讓思維走進死衚同。如果轉而把注意力放在尋找關聯性上，即使不能找到事物發生的原因，也能發現促使事物發生的現象和趨勢，而這就足夠了。 ”
2 .對策研究需要放棄“因果”尋找“關聯”
放棄“因果”尋找“關聯” ，是學者們應對“大數據”時代資訊分析的重要主張，是這一時代最應強化的思維轉變。我曾讀到錢旭紅院士關於“思維之變”的演講，主題談的是由經典力學促成的“經典思維”向量子力學影響的“量子思維”的轉變。為什麼要強調“思維之變” ，一個重要的動因在於我們需要預測把控未來，而關注理解過去並不能勝任這一任務。在錢旭紅看來，“經典的世界及其思維強調機械、肯定、精確、定域、因果、被動、計劃；而量子境界及其思維帶來的是差異、可能、不準、離域、飄忽、互動、變幻” 。用我的話來説，“經典思維”是基於知識的思維，在對“過去”的關注理解中強調著“因果律” ；而“量子思維”是探求未知的思維，在對“未來”的預測把控中強調著“關聯性” 。尋找“關聯性” ，如舍恩伯格所説：“即使不能找到事物發生的原因，也能發現促使事物發生的現象和趨勢，這就足夠了。 ”這也是我們“對策研究”的主張。
思維是人的思維，是在人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發達起來的。認識世界是關注理解過去，改造世界則需要預測把控未來。馬克思曾從兩個不同的視角來定義“人” ：在論及人的“類本質”時，他説“人是全部世界史的産物” ；但他更認為“就其現實性而言”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很顯然，人的“類本質”指向的是因果關係，而人的“現實性”強調的則是相關關係。在“全部世界史”的因果關係和“一切社會關係”的相關關係之間，我們的基礎研究指向前者而對策研究強調後者。對策研究成為我們研究工作的“短板” ，其實並非僅僅發生在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我們顯然不能因為“彼此彼此”而“安然現狀” 。
“大數據”時代誕生了數據科學家，他們當然知道追求事物的起因是人類的天性，知道人們視“尋找原因”為終級思維。但他們堅信，在大數據時代追求因果的過程往往是無果，通過關聯性而不是因果關係來認識世界，才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世界。這是因為，我們認識、了解的世界是現實的世界，而這個“現實世界”的真相，要從“一切社會關係”而非“全部世界史”中來探求。在這個意義上，扁平地看世界是為了能更透徹地看到“相關性” ，看到更多在傳統思維中原本被忽略的複雜關係。當舍恩伯格告訴我們，認識了解世界“只需知道是什麼，而不需知道為什麼”之時，其實是説真實的、準確的“是什麼”要透徹地去分析種種相關、潛相關、或貌似不相關的“相關性” 。這正是對策研究的思維取向。
三、必須探索藝術學對策研究的“求策”能力
我們的對策研究先要明瞭藝術學研究的本質是“情感與形式”的相關性研究，而要使這種相關性研究具有針對性並實現有效性，就要樹立以“藝術創作”為內核的研究理念。以“藝術創作”為內核的核心層，核心是創作思維，包括思維的材料、邏輯、意象衍生和形象物化等。
如前所述，藝術學對策研究要從“問題意識”導入，要以“價值關懷”應對，這個研究的過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脈相承。
1 .對策研究要反思“歷史—美學”的方法
藝術學研究，曾經有過“新方法”的探索與選擇。探索“新方法” ，本意是使研究具有新視角並呈現新氣象。但因為在整體研究格局上，我們切割成藝術史、藝術原理和藝術批評三塊，同時又糾結于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使得“新方法”的抉擇在藝術學研究中給人一種為方法而方法的印象，給人一種在變著法子闡述既往而非需求路徑預測未來的印象。其實，我們既往“歷史-美學”的方法已經從歷史的因果律和美學的相關性架構起研究理念的坐標，只是我覺得要將這個坐標深化到發生學的“認知建構”和格式塔的“整體把握”中去。因為“認知建構”是指向未來的“因果追溯” ，而“整體把握”是提出對策的“相關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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