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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議批准了經過調整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這個“學科目錄”的頒布順應了我國藝術學界長期的、強烈的訴求，“藝術學”由一級學科升格為“學科目錄”中的第13個學科門類。當時我曾撰文，認為“藝術學”的升格主要不是學理建構的效應而是學域擴張的影響。我曾指出：對於藝術學的學理建構，事關學科門類獨立後的學科品質。藝術學各藝術樣式學理建構的特質，在於其具有極高藝術含量的實踐性。如何將這種“實踐性”上升為“實踐理性” ，是藝術學學理構建的核心課題。兩年過去了，我總覺得藝術學學理建構似乎還缺點什麼，而這個所“缺”之“點”不只是在“實踐性”上升為“實踐理性”方面顯得薄弱，而且在“學理性”轉化為“學理對策”方面顯得極度疲軟。
一、必須正視藝術學研究的“短板”現象
我們所説的藝術學“對策研究”不是藝術學“研究對策” 。我在有些學術機構做這一講座時，主持人往往會説成“藝術學研究對策” 。或許在其潛意識中感覺到藝術學研究的某種不足，認為需要在“對策”上加以考量。其實，我們所説的“對策研究” ，是對既往“應用研究”或“現狀研究”的一種更具針對性、更講有效性的表述。
對一個事物水準高低的總體評價，不在其“高圍”而在其“短板” 。儘管多年來藝術學學理建構成就斐然，但它在“對策研究”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1 .對策研究的“短板”在於“問題意識”的薄弱
我們所説的藝術學“對策研究”不是藝術學“研究對策” 。我在有些學術機構做這一講座時，主持人往往會説成“藝術學研究對策” 。或許在其潛意識中感覺到藝術學研究的某種不足，認為需要在“對策”上加以考量。其實，我們所説的“對策研究” ，是對既往“應用研究”或“現狀研究”的一種更具針對性、更講有效性的表述。相比較而言，應用研究過於把重心放在基礎研究，強調的是基礎研究的“應用” ；而現狀研究則過於把重心放在現狀的描述，不強調提出“問題”並進而提出“對策” 。很顯然，我們較少提“對策研究” ，本身就意味著針對性“問題意識”的薄弱，也意味著有效性“價值關懷”的缺失。
這可能意味著，我們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的關聯性出現了某種“斷裂” 。基礎研究是普遍性的學理研究，對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學識研究；前者是後者的累積與昇華，後者是前者的推演與修正。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關聯性的斷裂，可能主要在於“基礎研究”研究程式的“內在化” 。也就是説，“基礎研究”過於沉迷于純粹的學理研究，不關心“對策”因而也難以在對策研究中獲取新的“學識” 。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的關聯，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聯，這個“關聯”的斷裂，在於我淡忘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這一哲學命題。基礎研究的學理，是對既往眾多“特殊性”的分析與歸納，是藝術學研究的存量；對策研究的學識，是在新的“特殊性”面前將既往的“普遍性”加以推演與修正，是藝術學研究的增量。我們當前亟須的，是不斷通過增量的“特殊性”學識去構建存量的“普遍性”學理。
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關聯性的斷裂，雖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對策研究的明顯不足，但對策研究的“短板”使基礎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板短” 。基礎研究的“書齋化”與對策研究的“急就章”是這一“斷裂”必然給雙方都帶來的後果。事實上，當基礎研究沉湎于“本本”之時，也同時是對策研究失語于“現象”之際。一方面，是基礎研究的“書齋化”隔絕了“源頭活水” ；另一方面，是對策研究的“急就章”呈現為“水上漂萍” 。這需要我們同時加強基礎研究的“對策”指向和對策研究的“基礎”意識。就藝術學對策研究的“問題”意識和“基礎”意識而言，我以為近年來《中國藝術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並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僅今年以來，就有顏榴《叩問國家美術館》（1月14日） 、楊瑞慶《期盼戲曲新流派脫穎而出》 （1月18日） 、陳友軍《青春偶像劇中的“人”與“城” 》 （1月2日）、喬燕冰《能否詩意地棲居在自己的屋檐下》 （2月4日） 、趙勇《從搖滾到民謠：“批判現實”的音樂軌跡》 （2月4日）、周思明《對當前相聲的思考和諫言》 （2月25日） 、慕羽《中國音樂劇發展要樹立“多變目標” 》 （3月4日）、劉厚生《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戲曲怎麼辦？ 》 （4月15日） 、喬燕冰《中國舞者，為何難走出生存魔咒？ 》 （4月17日）、汪人元《優秀戲曲唱腔的“新”與“高” 》 （5月15日） 、賈方舟《寫實主義在當代的可能性》 （5月29日）、劉星《中國民族管弦樂隊之思》 （6月17日） 、章旭清和付少武《西方“藝術終結論”對中國藝術發展的現代隱喻》（6月19日）等多篇佳作問世。可以認為，關注對策研究不僅強化了《中國藝術報》對藝術學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而且極大地提升著該報的影響力和美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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