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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美術曾經大師輩出：高劍父、關山月、黎雄才、賴少其、王肇民……可今天，我們卻陷入“出名家易出大師難”的困境。無論如何，我們對大師的呼喚不曾停止。因為我們深知大師的意義，不是門面的裝點，而是鼓舞前進的精神高標。廣東美術怎麼了？廣東美術如何再出大師？羊城晚報社社長黃斌對話美術界名家，試問路在何方。
嘉賓：
黃斌(羊城晚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羊城晚報社社長)
許欽松(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美術家協會主席)
梁江(中國美術館副館長，博士生導師)
大師應有階段性標準
許欽松：首先，對於大師應該有一個基本的標準。我覺得至少要有這樣幾個必備條件：一，必須是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精彩之作，伴隨其整個人生的過程，從青年、到中年，直到老年；二，稱為大師，要能人之所不能，藝術的高度是別人代替不了的；三，必須要有自己的藝術主張和思想；四，是影響一代甚至兩代三代人的，影響力持續不斷的。符合這幾點，就可以進入大師行列。我認為大師應接受歷史檢驗。我們很難評判在世的藝術家是否大師，當然也有特例，成就擺在那裏的，比如潘鶴先生。
黃斌：這四條標準，我都很贊同。但我覺得還應該加上一條：應該是具有實踐性和時代性的。不同的時代應有不同的大師標準。哪怕是在美術發展最黑暗、困難的階段，也會有相對於這個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這就是大師。
從藝術發展規律來看，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發展環境當中，能不能出大師，一定要看這個領域和領域內的代表人物有沒有適應這個時代的需要。譬如，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産生了一批美術大師，是那個時代政治的産物，他們有他們的創作激情，與當時的政治需要高度吻合。但今天，如果我們還希望從政治上賦予廣東的美術家這樣的地位，不現實。
如果説當年是政治美學的話，今天應該引入實踐美學的概念。在市場經濟最發達、改革開放最前沿、對外交流最充分的背景當中，廣東美術界面臨的是這樣一個時代需要。我們今天要看，有沒有廣東的卡梅隆、廣東的張藝謀。在這個意義上説，廣東目前還沒有凸顯出跟這種實踐性、産業性、開放性相吻合的集大成者。
梁江：真正的“大師”或“大家”，只能從藝術的歷史邏輯來判斷。他的藝術作品真正以創造性標示時代的先聲，他的成就或造詣在某一轉捩點上推動了藝術的發展。或者説，“大師”是站在歷史轉捩點或時代潮頭之上，而且必定是標新立異，開一代新風的。惟其這樣，才有可能獲得藝術史的承認。
我贊同黃社長的看法。更想説，廣東當今的文化處在一個持續的繁榮期而非轉折期，出名家易，“大師”則可能需假以時日。當然，今天以藝術以外的理由也有可能獲得名聲，成為名家，但不配稱“大師”這樣俊偉，這樣磊落的銜頭，歷史會披沙瀝金。
黃斌：這就是炒作出來的，偽大師。
許欽松：實際上大師的行為、意識往往是特立獨行的，可能會有很多與社會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光用社會的標準來衡量還不夠，只能是一個參照。
黃斌：能不能出大師，涉及一個條件：當時社會環境當中思想的衝突性，有沒有這樣的思想氛圍。之所以叫大師，首先要承載他的思想性，體現在他作品裏要有自己一以貫之的思想內涵在裏頭，這一定與他所處的社會、時代不可分割。老實説，廣東現在在思想深度方面是欠缺的。
許欽松：從某種意義上説，思想高度決定了他的藝術高度。
黃斌：人的思想高度不能脫離他所處的社會。廣東此前為何大師輩出？19世紀、20世紀之交，封建社會正向現代社會轉型，這時廣東是一個思想的橋頭堡，任何最新的思想先從廣東開始，所以容易出大師。這個時候，如果一個藝術家敢於思考、善於思考，哪怕是産生了為當時社會所不容的思想，他通過作品表達出來，回頭再看，可能也能成為大師。其二是個人的創造激情，這跟思想基礎是相關聯的。一個藝術家應該是很焦慮的一個人，內心很緊張。在安逸中就沒有這種創作力，今天也缺乏了當年出大師的時代背景當中那種“我要吼，要抒發自己”的感覺，更多的可能追求商業的成功、炒作，浮躁了。
許欽松：我覺得還是要假以時日，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大家的生活安穩還不一定是主要原因，是不是一定要在痛苦、憤怒當中才能産生。像李白，他的生活也並不差。
黃斌：確實，有不少宮廷藝術家，生活無憂，也有偉大的作品出現。但他的創作狀態一定要發自內心。
梁江：亨廷頓1993年在美國《外交》季刊上提出“文明的衝突”觀點時，已忠告人們“現代化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在一個多元時代談論文化，談論廣東的文化強省，前提是對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本體價值有清醒認知。尤應注意，文化産業不等於文化，它只是文化的局部。要讓文化回歸它的本體，回復它的精神本性。這樣來思考如何依託當代廣東這方熱土來拓展文化和學術，才會找到符合文化自身發展規律的真正給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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