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斷句不對，你能很好地把古文譯成現代文嗎？”
十六年前，在研究生面試時，我的導師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至今沒有發現該問題的答案。也許，它同我們對待傳統國學的態度相關。按照一般的理解，國學指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包括歷史學、考古學、文學、語言學、哲學、文獻學等。不過，這裡的國學，顯然不包括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化傳統，更未內含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文化，儘管它們在廣義上也屬於國學的範疇。何況，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國學，南韓人有南韓人的國學，但我們很少聽到：德國人的國學和法國人的國學之類説法。在這個意義上，國學更多地同東方人的思維方式相關聯。它是一個封閉的民族在頑固拒絕普世的文化觀的過程中的産物。因為，如果古代希臘人把自己的哲學和猶太人把希伯來的宗教、律法等當作國學來看待的話，那麼，我們今天就不可能分享到源於兩西文明的果實。難怪當代西方人把中國的國學輕蔑地稱為漢學，如同它們對埃及學的稱呼一樣。換言之，國學的説法本身，就是對它的傳播、發展的一種最大的阻礙。
另一方面，在今天漢語學界僅存的那些研究、捍衛國學的學者中，很少有人信仰中國傳統國學的真正價值，除了迷信它能在２２世紀拯救全人類的某些偏執狂之外。對於後者的反駁很簡單，如果國學只是指五四以前的中國文化傳統，如果從先秦以來的國學兩千多年來都沒有拯救中國人脫離殺人和被殺的命運，難道一百年內它就能使我們逃脫這種命運的詛咒嗎？眾所週知，日本人正是在放棄了中國的國學、轉向西方完成明治維新後，才有今天的經濟奇跡。對於國學道士而言，我們發現：他們對國學的執愛遠不及對課題費的感情，更多是為著自己肉體生命生存延續的需要。他們最缺乏的，是如同老子、孔子那樣以道為王的對學問和真理的虔敬。國學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僅僅是用來牟取今生名利的工具。正是這些人，才是國學的掘墓人。
和他們不同，當代學人楊潤根先生，企圖在傳統國學研究中引入以感覺經驗實證和形式邏輯實證為內容的經典科學方法，以挽救國學行將就木的厄運。楊先生再釋老子的《道德經》、孔子的《論語》。他首先把漢代以來的國學同先秦的諸子典籍思想相區別，認為發端于漢代經學的表音理論、假借理論、虛詞理論和考據理論這一套解釋先秦典籍的方法及其結果，不符合科學，因為，它們背離人們的經驗感覺和形式邏輯中的同一律原則。但是，我們放棄了這些錯誤的解釋理論後，並不意味著便能自然地得到一種正確的解釋理論，也不表明楊潤根先生所謂科學的解釋方法具有自明的合理性。數學中的分形理論告訴我們：一個島嶼的周長，隨著人們使用的量具的單位尺度的變化而變化。況且，楊潤根先生所説的“科學方法”，還是一種以感覺實證為基礎的解釋方法。感覺
永遠是個人的感覺，因而是主觀的感覺。你依據什麼斷定自己對先秦典籍的感覺就是客觀的感覺，從而獨斷地宣稱它是惟一科學的正確的感覺？
楊潤根先生對老子《道德經》、孔子《論語》等的“發現”，其另一個立論為：既然李約瑟寫出了《中國科技史》，那麼，先秦也應當有發達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文化，否則，我們的祖先為什麼有如此多的發明創造呢？但是，李約瑟們能再貢獻一部以系統的科學理論演進為內容的《中國科學思想史》嗎？畢竟，科技不能等同於科學，科技史也不是科學史，技術的發明並不必然以科學理論的創造和哲學文化的反思為前提。相反，科學理論的誕生，卻必然會引發技術的系統革命。正當楊先生雄心勃勃地把他的科學的解釋理論引入對先秦典籍的闡釋的時候，他似乎忘記了這些差別，忘記了哲學之類人文學科和古典自然科學的根本差別：前者建立在研究者的體驗之上。他把科學關於真理與謬誤的觀點，挪用到我們對於先秦典籍的解釋結果的評判上，這本身就需要進一步的證明。
同樣，楊先生對老子、孔子著作的解釋，也離不開他的個人性的體驗。雖然他反覆宣稱他有２５０萬字的著作為證據來支援他的解釋觀，但如果他的邏輯前提如上所述有問題，即使他有再多的著作，也等於零。因此，他不過是傳統國學的又一個“科學的”掘墓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