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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物的價值，專家學者已經有很多論述，人們在實際生活中也有很多感觸，應該説在全社會已形成相當程度的共識，即：文物是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歷史遺存。從理論上講，論斷沒錯。但社會在發展，生活在翻新，對文物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價值這樣一個問題，似乎也有了再探討的必要。因為，文物是人類文明在傳承中積澱的精華，是民族和國家文化的基因，是民族和國家記憶的實證，是民族和國家身份的名片，是民族和國家特色的彰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文物與社會生活的關係越來越在走近。這是大趨勢，也是好景象。但其中也還有一些值得重視的現象。比如，近年來一個被不少媒體炒作的熱點就是鑒寶。各類鑒寶節目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鑒定過程中專家們雖然也對所鑒定的寶物做一些歷史的、藝術的點評，但最終還是落腳在貨幣價值上，即值多少錢。再比如，前些年對大多數人而言還顯陌生的拍賣，如今也是紅遍大江南北，然而槌起槌落、臺上台下，激動的中心還幾乎是幣值。還比如，隨著以文物景點為內核的文化旅遊不斷升溫，各級政府和一些商界精英，也越來越重視起了文化遺産地的開發和利用，這是好事。但開發利用的指向有時又顯得太功利了點，僅僅用“賺不賺錢、能不能吸引來遊客”一把尺子去衡量，追逐的依然是貨幣。
如果看一件文物的價值僅僅在於值多少錢，看一個文物景點的價值主要是在於能吸引來多少遊客，久而久之，就會影響到對文物價值的認識，不僅不利於我們以健全的心態與積極的行動來保護、管理、利用文物，而且還會滋生和引發贗品氾濫、盜賊四起、走私猖獗等社會問題，甚至可能侵蝕文明和社會的根基。因此，文物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聯繫實際生活，似乎可以這樣説，就整體而言，文物肯定有貨幣、旅遊、投資等價值。但更重要的，人類歷史、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會通過文物來貯存資訊，展示特色;反過來，文物因其所貯存和攜帶著人類歷史創造的結晶和資訊，而具有全方位的社會價值。從文明的形態上看，文明可分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從價值形態上看，文物也就相應地蘊含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價值。
經濟價值
文物的經濟價值當然包括貨幣價值，但更重要的是文物所貯存和攜帶著的各個歷史時期人類應對自然、組織生産、交換與分配的智慧和資訊。文物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她具有的獨特魅力既可以因其價值連城而聞名於世，也可以因其精美絕倫而讓人流連忘返，更可以因其貯存和攜帶著的先人的經濟智慧和經濟資訊，讓人類不斷地獲惠受益。
文物是在歷史長河中穿過時空而遺留下來的倖存者，是歷史上的經濟形態、經濟體制、經濟機制的真實見證。舉例來説：生産工具一般是作為判斷社會生産力發展水準的重要標誌。相當長時間內，西方學者一直認為手斧最早出現在非洲，中國等東亞地區就被劃在沒有手斧的“砍砸器”文化圈內，由此斷言東亞舊石器時代經濟文化落後於地中海和非洲。後來的考古發現證明，在我國舊石器時代人類使用過的石斧，遠遠早于歐洲手斧的使用時期，也就糾正了西方學者的定論。再比如，發現于陜西咸陽等地的秦詔版，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度量衡詔書，作為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後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經濟制度的實物例證，確證了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制度的歷史貢獻。還比如，山西平遙日升昌票號，作為我國歷史上一家專營銀兩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金融機構，鮮活而真實地折射了清朝中後期複雜的社會背景下經濟形態所發生的重大變革。尤其是日升昌票號所執著地堅持著的經營理念，至今還閃爍著智慧的光亮。
政治價值
文物的政治價值涉及面很廣，比如政治體制、政治沿革的脈絡;民族交融、宗教演變的史實;領土領海、疆域王權的實證等等。不少文物由於其作為直至今日所能見到的很少的、甚至唯一的攜帶準確而真實的重大史實資訊的歷史遺存，而具有無法估量的政治價值。
我國現存的長安、洛陽等古代都城遺址，大明宮等古代宮殿遺址，以及故宮、直隸總督府、霍州署衙、平遙縣衙等舊址，較為完整地勾勒出了不同歷史時期的行政網路體系。湖北雲夢睡虎地發現的戰國秦簡，包括官吏任免、徭役徵發、軍爵賞賜以及大量法律文書，較為清晰地展示出那個時代的政治運作狀況。在西藏地區保存的元明以來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員的封誥、詔敕、印鑒、金冊，以及清代認定的藏傳佛教大活佛轉世靈童的金賁巴瓶和簽牌，歷代西藏地方政權及首領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等文物，毋庸置疑地證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事實。多年來，特別是近年來水下文物的考證，不僅展示了中華民族豐富的歷史文化，更為重要的是充分宣示了中國的神聖的海洋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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