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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説我們現在的媒介教育的重點多集中在對資訊媒介影響的認知上，但對於技術媒介影響的認知的教育還處於缺失狀態。我們應該意識到這方面的空白，並開展相關研究、開設相應課程加以彌補。否則當這種媒介技術結構的平衡被徹底打破，或者説某種技術的偏向超出了社會文化可以承受的範圍，那麼媒介環境的惡化以及其伴隨的種種不良後果會使人們成為媒介發展的犧牲者。
媒介教育實施途徑與方法的轉變：多元媒介技術的平衡參與、環境互動模式、傳播文化內省經過上面的探討，可以得出以下推論：我們的媒介教育在實踐上應更加強調受眾的主動地位，更加調動受眾的能動性，在實際的研究與教學中，應該促進各種媒介的參與，發揮它們的現身作用。但是要強調的是，這種媒體的實踐、參與，應該是多元平衡的。
媒介生態學認為，現在人類生活的兩個世界——他所繼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創造的技術圈已失去平衡, 處於深刻的矛盾中。媒介生態失衡導致的如資訊侵略、資訊過剩、資訊污染、資訊匱乏等問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破壞程度呈指數上升趨勢。應對這種媒介技術結構失衡帶來的種種危機的根本辦法，就是將生態學中的生態平衡觀點應用於我們的媒介文化之中，尋求文化的各個側面裏保存和革新兩種傾向的平衡。在實踐上，就是提倡多種媒介技術使用的協調，從而促使人的感官比例的平衡，維護並提升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培育新媒介環境中傳受一體的新型媒介人的資訊生存素養。以此為指導，我們應該改變現在以網路媒介為中心的研究、教育傾向，而提倡多元媒介的認知與使用，尤其是發揮印刷媒介在教育實踐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媒介生態學的研究顯示，以電子媒介為代表的新媒介正在使技術理性代替人的理性，而印刷媒介能夠保存併發展人的理性文化。
應結合媒介技術造成的不同群體的數字鴻溝現狀，針對不同的對象設置差異化的媒介素養目標，採用多樣的立體、互動教育模式，在實施過程中，無論是將媒介作為教育的內容，還是作為教育的工具，都要做到各種媒介的比重整體均衡且有所側重。
在具體的課程設置中，應該採用“環境互動模式”，即不僅要引導大眾深入認識、全面分析媒介的資訊和技術環境，平衡地使用媒介技術，也要鼓勵大眾參與到媒介文化的塑造當中，學習通過各種媒體正確地表達意見，發揮監察媒體的能力，在促進人與媒介環境的良性互動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在教學策略中，不但要堅持批判觀點，還應引導公眾進行“傳播文化內省”，即在識讀、使用媒體時，幫助學生從生態互動的角度反思我們的媒介使用行為會帶來的文化與社會的問題。這樣的最終目標就是幫助公眾本著對自己、對未來負責的態度，正確地認識、使用媒體，從而實現傳播生態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實現人與資訊環境的共生共榮。
媒介生態學承認傳播技術、符號媒介和社會文化間共生、互動的聯繫，並從一個更宏觀、縱深、辨證的角度來探索由新媒介凸現與發展所帶來傳播以及社會文化問題。媒介生態學者期望用自己對媒介生態的理解與研究幫助文化或社會保持一種平衡的狀態。而這些都是應對媒介化社會危機的思想資源。
因此，我們主張將媒介生態學作為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論內核。在它的媒介技術與文化互動理論的視域下，堅持生態人文主義的研究範式和教學方法，真正培育出全面素質的新型媒介人，從而在根本上遏制媒介環境的惡性迴圈，促進整個資訊生態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註釋：
[1] 對於“media ecology”的中文譯名，在學界尚有爭議，以何道寬教授為代表，主張譯為媒介環境學。而邵培仁、陳世敏等學者則支援譯為媒介生態學，而本文的兩位作者也傾向譯為媒介生態學。因為譯為媒介環境學雖然能夠突出此學説重視媒介技術的環境效應的觀點，但是卻沒有體現出人與媒介環境的生態互動關係。因此，本文將“media ecology”譯為媒介生態學。
[2] “媒介教育”在中國內地也被稱作“媒介素養教育”，在中國香港稱作“傳媒教育”，中國台灣稱作“媒體素養教育”。本文作者認為，“媒介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與提高個體的媒介素養，個體媒介素養可以通過媒介教育的有效途徑來得到培養與提高。因而，將媒介素養理論與教育實踐相結合的這一新興學科領域稱為“媒介教育”較之“媒介素養教育”更為合適。
[3] 林文剛：《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頁。
[4] 同上，第12～14頁。
[5] 徐永貴、梁啟冰：《國內外媒介素養教育研究比較分析》，載《中國教育技術裝備》2006年第12期。
[6] 同[3]，第191頁。
[7] 樊佩佩：《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的媒介生態學》，載《國外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8] 李曉雲：《尼爾?波茲曼與媒介生態學》，載《新聞界》2006年第4期。
[9] 何道寬：《媒介環境學辨析》，載《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1期。
[10] 單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態理論的發展及其理論價值與問題》，載《新聞與傳播》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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