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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養這一概念從1994年由西方引入至今，業已成為中國內地新聞傳播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可以説，我們在探索適應中國內地媒介環境的本土化媒介教育[2]道路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中國內地的媒介教育無論在理論研究層面，還是在教育實踐層面，仍然存在著偏差與不足，亟需我們去彌補。本文就以媒介生態學的理論範式為指導，探討當下新舊媒介技術交替動蕩的傳播生態下，中國內地媒介教育理論應該給予的若干轉變，希望能為減少和彌補這些不足做出有益的嘗試。
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論內核──媒介生態學
中國內地已有的媒介教育理論主要是借鑒外國經驗並結合中國內地實際進行本土化的改良。在理論基礎上也是以傳統經驗學派的功能理論和西歐批判學派的控制理論為理論構架的。前者從經驗功能主義出發，而後者則從政治經濟學切入。其研究重點也落在媒介傳播內容對受眾造成的影響，以及媒介控制背後，經濟與權力的染指上。
經驗學派的主要關注點一般是所謂媒介影響研究，特點是定性經驗主義、功能主義和實證主義。[3]相應地，在此指導下我們的媒介教育多關注的是分析媒介內容對使用者或消費者的影響，並用經驗主義的實證行為主義方法去幫助受眾抵禦媒介對人短期行為的負面影響。
“批判學派也關注大眾媒介內容對社會的影響，但著重研究的是大眾媒介的政治經濟學，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權，是政治和公司對媒介的控制，以及它們如何在媒介內容的生産、銷售與獲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關注的重點問題是，所有權的集中造成資訊環境對人敏銳的社會意識和文化意識起到限製作用，而這個資訊環境就包括媒介的內容，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多樣化，因為資訊壟斷只會服務於政治、産業和公司的精英。”[4]在這種理論的觀照下，我們的媒介教育也在施行一種政治形態的保護主義。“具體的主要是將媒介教育尤其是媒介分析作為一種消除學生受到傳播者錯誤信仰和思想影響的工具。逐漸培養受眾，主要是青少年，對媒體傳播及運營的理性認識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使其真正學會建設性地使用媒介內容。”[5]
可以説我們的媒介教育領域在這兩個理論的支撐下，無論是從理論研究上，還是實踐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還有許多我們沒能解決的問題，我們忽視之處，尤其是在網路媒介迅速發展，並日益成為主導傳播渠道的時代，我們面臨的是全新的傳播生態。技術的發展使受者轉變為傳受者，但是與技術環境發展脫節的傳受者素養的缺乏卻導致了一系列傳播文化危機的出現，並引起我們所處的媒介環境連鎖式的惡性反應。就像波茲曼説過的：“技術的變革不是疊加性的，而是生態性的。它不是增加或減少什麼，而是改變一切。如果我們把握不好，這種改變很可能是悲劇性的”。[6]但顯然，舊有的兩大理論無法充分解決現在我們棘手的傳受者素養問題。於是，引進一個全新的理論來支撐並指導新的傳播環境下的媒介教育就成為一種必然，於是有傳播學第三學派之稱的媒介生態學呼之欲出。
媒介生態學起源於20世紀末，由北美的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整合而成的媒介環境學派所創立。它採用生態學的概念,將媒介視為一種生態環境,動態地研究媒介資訊與技術及其結構對人類的認知、理解與價值觀的影響,其理論範式的建構著力於詮釋媒介技術和社會文化的關係,認為資訊結構決定資訊本質,並帶來一系列的偏向。它創立了全新的生態研究模式框架,努力研究控制資訊污染和資訊鴻溝等傳播生態問題,以維護宏觀與微觀媒介環境的生態平衡。[7]
它的意識形態和理論視野，和管理學派以及批判學派不同，強調用生態學的路子去理解作為環境的媒介和技術，關注的是媒介和技術對文化和社會在形式上和根本問題上的衝擊。[8]
它以結構主義為基礎,將媒介環境視為感知和符號的結構。由於每一媒介特定的物理法則和符號結構,以及由此而來的時間、空間、認知、政治、社會和內容影響上的諸多差異,媒介生態學認為媒介自身帶來了一套偏向(biases)。[9]也就是説傳播媒介在將資訊從一個地方傳遞到另一個地方時並不是中性、透明或無價值的渠道，每種媒介形式所帶來的傳播模式必然會帶有一種隱而不顯的偏向,而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組織就是由業已內化的主導性的傳播模式塑造的，因而這種理論的研究重點之一，就集中在挖掘這種隱而不顯的偏向在人們的感知、意識或心靈活動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及從此帶來的對文化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資訊領域的生態品質是媒介生態學關注的又一個重要問題，既然媒介生態學將媒介視為動態的生態環境, 那麼使媒介生態環境的創造與維護向有利於人類文明與進步的方向發展也就成為媒介生態學研究必然的題中之義。媒介生態學派致力於研究媒介傳播結構和技術模式的環境影響的同時, 力求在征服與維護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結合點, 以理清媒介與人類社會的交互關係，從而確保媒介環境的生態平衡和良性迴圈。也就是説，媒介生態學不僅關注媒介技術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也強調受眾在通過對媒介技術的使用，不斷塑造著媒介生態環境，這就更全面地揭示了媒介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
具體對於媒介教育來説, 媒介生態學則代表一種理論思維的轉向, 它使我們可以超越技術理性的預設，本著功能主義和批判主義，圍繞媒介功能、媒介內容影響力和媒介機構、市場運作而進行的受眾教育，可以沿著技術批判的思路,以“文化、技術共生論”為指導，把和諧與平衡作為研究與實踐的出發點，使我們的媒介教育真正起到“一種恒溫器的作用”，在印刷技術向電子技術轉變的過程中，幫助社會文化尋求一種保護與革新的平衡，從而對抗現在媒介生態結構失衡帶來的文化成見，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化/技術的惡性迴圈。
在這一理論的全景意義下審視我國內地的媒介教育的研究與實踐，不難發現有許多的不足與偏差亟待我們去彌補和改正。筆者僅從媒介教育的範式、內容、實踐的主體以及實施途徑與方法四個方面，進行粗略的探討，希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促進媒介生態學這一全新的理論體系與我們的媒介教育更加有效、深入、建設性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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