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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教育範式的轉變：分析轉向整體，功利轉向互利
在經驗學派的效果理論，以及批判學派政治經濟理論的指導下，國外的媒介教育先後經歷了“批判範式”、“分析範式”及“解密範式”的變遷，現在正在沿著超越保護主義的道路向縱深發展。而中國內地媒介教育現在所採用的多是分析範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批判範式，但是受到理論基礎的影響，無論是上面的哪一種範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立足於一種對媒介的防範意識，對受眾的保護觀念。可以説我們的研究與教育的邏輯還局限在單面的，對立的線性模式，在思辨上採取的也是一種分析的範式，功利的範式。
媒介生態學也關注媒介對受眾思想的涵化作用，認為公眾在適應作為感知與符號系統的媒介環境的過程之中，不斷內化著“媒介/訊息”帶來的文化偏見。它探究符號系統和媒介技術如何對我們構建的“現實”産生影響，而這樣的“現實”又對我們的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和價值觀設定哪些隱含的命題。但是同時，它也強調受眾並不是傳統觀念上消極被動的弱勢個體，每一個人都在與媒介環境不斷進行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互動，受眾生態在一定意義上左右著傳播文化的走向。以此為據，我們的媒介教育應該對媒介環境與社會文化的關係進行生態式的關照。
可以説，我們以往提倡的這種傳統的、以追求受眾的利益為最高目標的分析、保護、功利性的範式存在著深層次的價值缺損,而正是這種共贏互利的價值缺損才使我們的教育始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由人與媒介的關係緊張帶來的種種傳播問題。[10]
因此，筆者提倡採用媒介生態學提供給我們的立體的思考範式，從分析思維轉向整體思維, 從功利性思維轉向互利性思維。對整個媒介環境進行全期、全景的關照, 並在改善人、媒的互動關係上進行多感官技術的努力。我們不應簡單地探討如何保護公眾不受到媒介在施教、改變態度及意見以及銷售商品等方面的影響, 而是促使閱聽人理解媒介對社會、文化影響的長期效果, 並認識到在自己社會文化生態體系中的位置與作用，從而自覺地提高自身包括媒介素養在內的文化素養，以實現與媒介環境的共棲, 與資訊生態的互利。
媒介教育內容的轉變：作為資訊的媒介環境與作為技術的媒介環境的均衡
正如前面討論過的，在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的指導下，媒介素養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于關注媒介的內容對受眾思想、行為乃至社會文化的影響，卻忽略了作為技術的容器的媒介，它本身的性質、結構以及發展變革對人類社會産生怎樣的作用。在媒介生態學者看來，傳播媒介本身就是一種環境結構, 是由一套專門的代碼和語法系統組建的符號環境，這種特定的環境結構在資訊的選擇、編碼、傳輸及解碼的過程中扮演著解釋和塑造性的角色。由於每一媒介技術特定的物理法則和符號結構，以及由此而來的時間、空間、認知、政治、社會和內容影響上的諸多差異，媒介偏向就成為必然。而且這種偏向不僅是資訊內容上的，更是結構技術上的。
而我們現在的研究與實踐卻都忽略了在整個符號系統的互動過程中，作為技術環境的媒介的隱而不顯的偏向在人們的感知、意識或心靈活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況且我們現在正處於媒介技術迅速發展的變革時期，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止是媒介表現、使用方式或者媒介內容的改變。新舊技術的重新定位，媒介環境結構的重組，人的感官比例的重新調整，這些都必然會引起更深層次的我們認識論的改變，我們文化的轉軌。
從這一點上引申開來，我們的媒介教育內容應該劃分為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即媒介資訊認知與媒介技術認知，前者關注資訊載體的媒介素養，而後者研究技術載體的媒介素養，不同的認知對象，也就構成了媒介教育的不同內容。
媒介（資訊）認知包括媒介內容認知——了解媒介的表達內容，以及媒介規則認知——了解特定媒介的表達規則。我們現在的研究與實踐工作主要都是圍繞著這個層面進行的。
媒介（技術）認知同樣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對媒介技術偏向對人的感知、思維、行為影響的認知；對媒介技術變革與社會進程互動關係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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