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與寂寞

每當想到陳佩斯，史航就會想起《茶館》裏的常四爺。因為“這兩個人很像，都是掙有數的錢，過有底線的生活”。

曾在1990年代和陳佩斯合作拍攝《臨時爸爸》、《編外丈夫》的導演陳國星最近一次見他，是在中國電影的一個慶祝盛會上，陳佩斯以陳強兒子的身份隨父出席。陳國星説：“佩斯啊，回來拍電影吧，別排話劇了。”陳佩斯摸著光頭“嘿嘿”一笑，沒説什麼，陳國星看到他的眼中明顯閃過“一絲酸楚”。

2011年，陳佩斯離開春晚舞臺13年，遠離電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十年，陳佩斯只專心做一件事情：做話劇。

2010年年初，在做客北京電視臺的訪談節目《光榮綻放》時，主持人田歌問：“排話劇苦不苦？”陳佩斯説：“就是一天天的熬，一天天的過的，跟普通人一樣。”田歌説：“怎麼會那麼慘啊？”

被電影傷透心

陳佩斯從著名笑星轉變為老闆，是1993年。那年，他註冊成立了大道影業公司，專門“圍繞自己”打造喜劇生産鏈。

大道影業公司成立之初， 恰好趕上關於電影發行機制改革的3號文件出臺。中影公司不再統購統銷國産影片。像其他大製片廠一樣，大道這樣的民營小公司要自己開始跑發行。

陳佩斯製作的《臨時爸爸》參與了中國電影統銷統購的最後一次看片會；到第二部電影《編外丈夫》時，他拎著片筒到處磕頭。他回憶説：“原來中影公司的統購統銷變成了30個省市自治區的分銷。一個爺爺就變成了30個爺爺。”

1994年歲末，國家廣電總局決定每年進口十部海外影片。這一舉措給國産電影帶來了極大衝擊。一些規模較小的民營影視公司終止了電影業務。1995年，陳佩斯籌備電影《太后吉祥》前，專門針對市場展開了一系列策劃會。在《太后吉祥》的電影策劃書上，他打了“中國第一部賀歲片”的旗號，比馮小剛的《甲方乙方》早了三年。

投資400萬元的《太后吉祥》最終收回了成本。在大道影業公司的電影成績單上幾乎沒有虧損的電影。《臨時爸爸》投資83萬元， 《編外丈夫》投資120萬元， 《孝子賢孫伺候著》投資150萬元。據公司統計，四部電影平均利潤達30%。大道影業公司從最初的註冊資金100萬元資本積累超過400萬元。

但陳佩斯還是“敗走麥城”。當年，電影院線偷瞞漏報票房的情況非常嚴重。明明電影反響很好，但影院的回饋是上座率不高。情急下，陳佩斯曾派出5隊人馬去河北監票，發現有的地方播映7場只報3場，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只報40%。陳佩斯計算過，《太后吉祥》投資400萬，正常情況下，票房能達到1300萬，絕對不僅是30%的利潤。

這是陳佩斯精神最崩潰的一段時期：每一部電影賺的錢剛剛夠下一部電影的前期，他身心俱疲。導演陳國星曾接到陳佩斯一個電話，電話中，陳佩斯説：“一部電影拷貝賣1000塊，交給電影院後，就收不回來錢了。我下去監票，一場明明100個觀眾，竟然告訴我只有10個觀眾。”在爆了粗口後，陳憤然挂斷了電話。

讓陳佩斯徹底絕望的是1997年的賀歲檔之爭。年末，《好漢三條半》和《甲方乙方》同時上映。《好漢三條半》每日票房20萬元左右，賣得不錯。但在主流影院上演五天后被奇怪撤出，安排放入郊區院線，《甲方乙方》卻從聖誕前一直演到春節前後，以4000萬元的票房成為當年最賣座的國産電影，馮小剛成為中國電影的賀歲之王。

陳佩斯曾道出原因：“《甲方乙方》出品方、發行方都是他們自己人。”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訴記者：“《甲方乙方》上映前，發行方想拉攏馮小剛，所以撤下《好漢三條半》為馮小剛堆票房。最終，馮小剛還是選擇了華誼兄弟發行，以結果來看，這件事情發行方‘枉做了小人’。”

據説，陳佩斯曾和朋友説：“瞞報偷報票房我可以扛，但賣票賣得挺好的電影，也可以給生生撤下來。”

離開電影前，陳佩斯曾説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我做的這家民營影視公司，以一年一部到兩部的進度往前走，沒有一部影片是虧損的，這樣的業績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夠做得到。電影公司沒有發行影片的版權，我們每部片子要給電影廠交30萬元的管理費，我們養活了多少電影製片廠。我在做的這些事沒有另一個人願意這樣做，因為很少有人真正把電影作為産業去運作。這也是為什麼我不願意再提到電影的原因，實在太痛心了。我為什麼説自己是‘身心疲憊’，並不是説我競爭失敗了，而是我不敗也要走開，如果再不走就會被生生盤剝了。”

離開春晚內幕

離開電影后，陳佩斯又選擇跟春晚“決裂”。1999年，陳佩斯和朱時茂將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告上法庭，稱未經其許可，擅自出版發行含有兩人在歷屆春節聯歡晚會上表演並享有著作權及表演權的8個小品在內的VCD光碟。

陳佩斯贏了，在拿到33萬餘元賠償後，他再沒有登上過央視春晚舞臺。

時至今日，有關“陳佩斯和央視的恩怨內幕”仍舊引人入勝。在公開場合，陳佩斯一直否認遭到央視封殺，退出春晚的原因是“和這個舞臺理念不合”。

矛盾的種子早在1988年就種下，在排小品《狗娃與春妮》時，陳佩斯曾要求導演單機拍攝，使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未予採納。1991年，《警察與小偷》被刪去了50%的戲。

陳佩斯説：“一年一年的，我們提出的意見總是遭到拒絕，所以矛盾就變成針鋒相對了。現在，我和春晚相距很遠。”

1994年、1997年陳佩斯和朱時茂出演小品《大變活人》、《幽默體育》就已經出現式微。可這正是陳佩斯想要的。他解釋説：“我知道觀眾會説，那個很低層次，好極了，我就要這個，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對春晚，陳佩斯早已沒了興趣，內心深處，他曾流露過反感：“小品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傳聲筒，大家都在歌頌改革開放，一片頌歌，看上去大家都是為了政治目的。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2004年，朱時茂接到了春晚節目組的電話，問他想不想參加春晚。正巧陳佩斯在一旁，他接過電話説：“我們現在的演出計劃排滿了，連續三個月，沒有時間了！”在接受陳魯豫採訪，陳佩斯講這個故事時，魯豫問：“那排話劇怎麼有時間？”“這事我喜歡。”

2011年，各大網站發放的“最期待哪位明星上春晚”的網路調查中，支援陳佩斯上春晚的人居高不下。十幾年了，人們越是呼喚陳佩斯，陳佩斯越是不解：為什麼離開越久，大家反而越來越喜愛我？

1998年的小品《王爺與郵差》是陳佩斯在春晚舞臺上的最後一個作品。演出時，朱時茂的話筒掉了。陳佩斯不得不刻意湊近搭檔，為讓朱時茂能通過自己的話筒傳出聲音。下場後，陳佩斯哭了，像一個孩子，因為“演出效果比綵排差遠了”。

電視機前的觀眾看不到這些細小的失誤，在人們心中：郵差陳佩斯梳著馬辮，涂著紅彤彤的臉蛋，興高采烈地拉著王爺朱時茂下臺時，即是他在這個舞臺留下的最後一個背影。

自此，他告別春晚，也告別電影。在日後接受採訪時，他最不愛多談的也是這兩個話題。

陳佩斯曾説過：“我不拍電影，不演小品，就是不再與人爭鋒。”

重登舞臺

2008年，史航第一次見到陳佩斯時，是作為2008年北京電視臺春晚語言類節目策劃，他要遊説陳佩斯“復出”。

陳佩斯回復史航：“我輕易沒必要回去，如果能回去，只有一個理由。就是能用到多媒體。”史航勸説：“陳老師，你一輩子是想好好排戲，我理解。北京臺的春晚舞臺是先替您試一刀，您自己親自按開關，如果覺得好可以運用到話劇舞臺上。”

史航告訴《中國週刊》記者：“我個人認為，陳佩斯並不想露臉。他享過大名了。那時，他最感興趣的事情是多媒體，一直以來，他想用，卻不知道怎麼做。北京臺給他提供技術平臺。他的復出很大程度上是對新技術的渴望。”

時隔十年，陳佩斯和老搭檔朱時茂以《陳小二乘以二》重回小品舞臺。這也是至今為止，陳佩斯春節期間最後一個小品。

2008年年底，史航在家鄉長春做一台話劇。但苦於長春是一個話劇荒漠，他想到了陳佩斯，希望陳能幫他錄製一段宣傳短片。

在連錄了三遍短片後，陳佩斯拍著史航的肩膀説：“哥們，這事(話劇)特別難。我搞話劇前，也好歹算一個明星。可我到很多城市，晚上跟人喝完酒，明天該不買你賬還不買賬。人心我算是認清了。”

2001年的《託兒》是陳佩斯製作的第一部話劇。投資前，製作人告訴他，這個話劇可能賠30萬。他咬著牙説：“我投，我做。”

陳佩斯沒拉贊助，因為知道賺不了錢，怕騙了朋友。當年，他恰好拍了一個廣告，廣告費全投進了話劇。陳佩斯算過賬：如果把自己演一場話劇兩個小時的時間分切成四份來做小品的話，可能一場就是十萬八萬；全劇組三十多人賺的錢，不如他走穴二十分鐘賺的錢。

他回憶説：“我做話劇時，已無所謂悲喜，電影不太好，我的喜劇實踐活動又不能停，所以選擇話劇。至於能不能賺錢，無所謂，這是真的。”

《託兒》的編劇王寶社也是《王爺與郵差》的編劇。之前，王曾寫過一部話劇叫《讓你離不成》。陳佩斯看過劇本後，很想演。但王寶社覺得男主角“指導員”的形象實在不適合陳佩斯。於是，他跟陳佩斯聊起了《託兒》。

陳佩斯立刻説：“你去我山裏的家住一段，馬上給我寫出來。”此前兩年，陳佩斯幾乎跌入演藝生涯的谷底。影視公司難以維持，不上春晚，也沒有太多商業演出，他曾跑去延慶的山裏種樹為生。《託兒》的首筆資金是種樹賺來的35萬元。

“陳佩斯是一個戲蟲，他許久不演戲，會有戲癮，如果我不能馬上給他寫出來，他會一直跟我鬧騰。”王寶社説。

《託兒》首演當日，陳佩斯很緊張，他上一次站在話劇舞臺還是1976年的《于無聲處》。王寶社看到陳佩斯一個人，坐在劇場角落，默詞，誰也不搭理。演出開始十分鐘後，用王寶社的話説“他緩過來了，活靈活現，完全放鬆了”。

對於重上舞臺，陳佩斯有過感慨：“當你抖了一個包袱，觀眾笑了。你滿足了。當潮水一般的笑聲涌出來時，你再把新一輪的包袱扔出去，它再回來……這事太享受，太享受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方式，能夠比得上演喜劇帶給演員的快樂。”

《託兒》第一輪演到三十多場就已收回了投資，全國巡演下來，票房累計4000多萬元，成為當年最賣座的話劇之一。

話劇《託兒》給了陳佩斯極大的信心，他跟王寶社説：“你不用量體裁衣，這次想怎麼寫就怎麼寫。”2003年《親戚朋友好算賬》，是王寶社和陳佩斯合作的第二部話劇。王寶社定義這是一部“心理喜劇”。演完後，陳佩斯問：“哥們，這次能給我打多少分？”王寶社説：“《託兒》，我給你打90分。這部話劇你的表演頂多65分。”

可是，《親戚朋友好算賬》也沒有賠錢，第三部話劇《陽臺》是陳佩斯第一次嘗試自編自導自演。最初靈感來源於陳佩斯看到很多民工為城市建設做了很多貢獻，卻沒有名分。“這讓我心有不平。我的喜劇是表像背後一定要有很深刻的社會危機做動力，催動喜劇結構發展。”

劇本籌備時，陳佩斯窩在山裏創作。寫到一半時，他把王寶社拉到山裏提意見，一進屋，看到床邊擺滿了速食麵、火腿腸。陳佩斯説他要再住半個月，把劇本一口氣拿下。王寶社問：“你這是什麼啊？”陳佩斯説：“那你提提建議？”王寶社開始一二三四地分析，剛説到一半，陳佩斯立刻揮手打斷：“別説了，別説了，我明白了。”

第二天，陳佩斯中斷劇本寫作，開著車拉王寶社回到城裏。王寶社告訴記者：“他沒有讓我説完，因為他全明白，他的喜劇直覺極好，他知道自己不能這麼寫下去了，這不是個‘東西’。”

從2001年初做話劇到2004年，《託兒》、《親戚朋友好算賬》、《陽臺》構成了陳佩斯的舞臺三部曲。據2004年的數據統計，這三部話劇巡演過45個城市，拉動票房6000多萬元，營利近2000萬元。

跑碼頭的話劇人

自1998年春晚後，朱時茂和陳佩斯鮮有合作。朱時茂開過投資公司，迷上了高爾夫球、客串電影主持，昔日的“王爺”依舊瀟灑。陳佩斯也還是陳小二，穿著布鞋，馬褂，光頭，以每年推出一部話劇的速度，在舞臺上打磨時光。

朱時茂説：“我佩服佩斯，他耐得住寂寞。”

話劇是體力勞動，在拍《親戚朋友好算賬》時，陳佩斯規定演員一年不能請假；2006年重拍《託兒》時，一個月下來，他痩了6斤。為拍新戲《雷人晚餐》，他每天工作11-12個小時，形容自己已經“茍延殘喘”。

從《阿鬥》、《老宅》到2011年的新戲《雷人晚餐》，陳佩斯幾乎都親力親為。他五十歲，鬍子已花白。和他搭檔過的年輕演員説：“陳老師有時記不住詞，自己請罪，請我們吃飯。”

陳佩斯説：“舞臺喜劇是這一分鐘你不過去，觀眾就一分鐘冷場，怎麼辦？我必須把場子搞熱。為了降低成本，主角從頭到尾就我一個人，我也花不起錢請大牌搭檔。”

陳佩斯的朋友知道，只要陳佩斯接拍廣告了就一定是要排話劇了。拍《陽臺》前，有一個奶製品廣告找到府、陳佩斯佯裝擺譜説：“拍廣告啊，不行，我沒時間。”其實，心裏在想：“阿彌陀佛，千萬別跑了。”

接受《魯豫有約》採訪時，魯豫問他：“你陳佩斯排話劇還缺錢啊？”他立刻扭過頭，有些不高興地説：“我當然缺錢了，我是一個民營公司，不拿納稅人一分錢。飯都是我一口口吃的。”

史航告訴《中國週刊》記者：“如果評選對中國話劇有‘苦勞’的人，陳佩斯一定排在第一。是他最初把一個個根本沒有話劇文化的碼頭跑出來的。一些二三線城市的人，從來不看話劇。陳佩斯去了有兩個優勢，一是名氣，二是他排的是喜劇，有群眾基礎。試想，如果觀眾最先接受到的是啞語，就可能毀掉一個城市的話劇氛圍。陳佩斯用喜劇開拓了市場，為後來者蹚開了路子，打下了碼頭。排話劇，別人也不至於輕易剝削。一場場演下來，我人在這裡，不會在同一時間複製N場。不至於再有瞞報收入的現象，別人想坑他也得在明處，他賺錢也是在明處。”

他的世界

陳佩斯很老派，不夠時尚，很節儉：一年四季馬褂不離身，腳下永遠是一雙懶漢鞋。冬天穿襪子，夏天趿拉著。他公司的員工説：拍戲時，陳佩斯裏頭穿一件白襯衫，上半身看著平整，掀開外衣，腰眼是一個個的小窟窿。

創作小品《王爺與郵差》時，碰到瓶頸卡住了。朱時茂建議去打高爾夫球。陳佩斯不打，在一旁跟著邊走。朱時茂問：你為什麼不打？他説：費錢。

1980年代，陳氏父子是中國最早的獨立製片人。陳佩斯回憶：“我父親很正直，絕不會想承包一個劇組，然後在裏面黑點錢，也不會和投資方説用100萬，結果花50萬，他不願意擔這種惡名。”

這個演藝世家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對外絕不談妻子。陳佩斯曾半開玩笑地説：“這麼多年了，誰知道我媽是誰啊？”認識陳氏父子多年的北影導演王好為評價“佩斯和父親陳強性格相似，絕不會阿諛奉承，非常正派”。

1990年代，被電影傷透了心，轉做話劇時，陳佩斯曾説：“我知道那些潛規則。所有想成功的人首先都要蹚渾水。這些人能適應這個社會，我不行。同樣是魚，種是不同的。我還是清者自清，找一個能適合我的地方去生存。人都是動物，動物這個詞第一個字就是‘動’，我做話劇純屬人的本能，為了生存，畢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不過，我現在非常快樂知足，我的創作和生活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幹我愛幹的事，而且還可以賺到錢養家糊口。”

2008年北京臺春晚，陳佩斯表演的小品《陳小二乘以二》最後一個鏡頭是：他拉著板車，身後的大螢幕構置出一幅北京衚同的景觀。他吆喝著：“走，回家去了。”嘴裏哼著：“墻頭開滿喇叭花，百花深處看月牙……”的民謠小調，緩緩走入衚同深處。

小品策劃史航告訴記者：“其實刪掉結尾這段戲一樣是完整。但大家都覺得還是應該留下，對陳佩斯來説，這麼多年了，一定有很多話想在小品裏説出來。這個結尾是陳佩斯在解讀自己：‘我不為誰而擰巴，我不要扮演那些擰巴的人。我現在過得很舒坦，我看開了。’”

史航曾去過陳佩斯的大道影業公司，在他的辦公室裏，挂著陳佩斯的一幅書法作品，鄭板橋的《沁園春·恨》：

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夭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

單寒骨相難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細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箝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顛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悽清。

史航説：“在這個高速發展的時代，小品有趙本山，電影有馮小剛。兩道大幕拉開，發現遮罩了一張王牌：陳佩斯。他就像一個貨郎，一場場的演話劇，在此地就不在彼地。我感覺他很孤獨，但至少有成就感。”

2000年，姜文拍《鬼子來了》時，邀請陳強飾演其中“劊子手”一角。陳佩斯看過劇本後，跟姜文説：“你應該找我演。我非常懂你的戲。”

這些年，陳佩斯幾乎不接影視劇，除非是“拗”不過朋友。前不久，導演王好為拍《徐悲鴻》時，陳佩斯客串了巡警一角，王好為評價説：“只有兩場戲，但演得非常好。”今年賀歲，朱時茂執導的電影《戒煙不戒酒》讓十年不拍電影的陳佩斯“破了戒”。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饒曙光感慨：“以陳佩斯現在對喜劇的研究，個人的理論水準，喜劇素養，不重返電影，是一大損失。”

這些年，很多人都問陳佩斯：“你什麼時候出書？”陳佩斯説：“我還沒死，不出書。那麼多寫的人，都在找死。”

每當想到陳佩斯，史航就會想起《茶館》裏的常四爺。因為“這兩個人很像，都是掙有數的錢，過有底線的生活”。

2011年央視春晚已通過了終審，作為本屆春晚語言節目類統籌，王寶社不斷接到記者電話問：“陳佩斯上春晚嗎？”前幾日，央視領導找他：“如果陳佩斯找你，我們要認真對待。”

對陳佩斯來説，春晚是太遙遠的舞臺，他曾説：“為了觀眾，我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委曲求全了十年。一旦了斷了，義無反顧，再也不去考慮這事了。我曾在舞臺上為這個國家費盡心思，卻連著作權都沒有，我是受著幾倍的折磨。”

2011年1月3日，北京世紀劇院，是他的新作《雷人晚餐》最後一場演出。那是北京最冷的一個冬夜，門口的票販子搖晃著手中的票，衝行人大喊：“難得了，難得了，看陳佩斯的絕唱。”

那日，父親陳強坐在台下，93歲的老人看完了整整兩個小時的演出。散場後，他走進後臺，告訴兒子：“我還是想演戲。”（來源：中國週刊 記者：張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