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小人物
“一個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體制,也能養活自己,這才是一個男人。”陳佩斯説。
陳佩斯第一次作為一名演員介紹給北影導演王好為時,還不是個光頭,他跟在父親陳強身後,很文靜,那是1979年,導演王好為正籌備一部名叫《瞧這一家子》的電影,這是“文革”後中國第一部輕喜劇電影。
為了45斤糧票
1979年,陳強回到大銀幕,參演王好為導演的《瞧這一家子》。
陳強在《瞧這一家子》中確定出演車間主任一角。他把兒子拉到王好為面前:“這是佩斯,他想試試這部,行嗎?”“行啊。”王好為説,“之前,我看過他演的話劇,很不錯。”
試戲時,陳佩斯和扮演劇中小紅的方舒合作了一段小品。
在向《中國週刊》記者回憶陳佩斯的這次試戲時,導演王好為連説了三遍“太好了”。“我一看他的戲,就覺得這個人是喜劇演員的好料。況且在劇中,他和陳強本來就要扮演一對父子,天作之合。”
就這樣,陳佩斯得到了他演藝生涯中第一個重要的角色:扮演車間主任的兒子嘉奇。在最初設定中,嘉奇是一個樣貌斯文的文藝青年,但陳佩斯頭髮稀少,為此,劇組特地給配了假頭套。
此前,作為一名剛剛進入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年輕演員,陳佩斯只扮演過“匪兵甲”和“路人乙”。
實際上,陳佩斯從來沒有想過成為一名演員。
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哥出生時,父親陳強正在匈牙利訪問。到布達佩斯,北京來報:老婆生了一個兒子。陳強説:“那就叫布達吧,如果再有第二個孩子,就叫佩斯。”
兒時的陳佩斯並沒有顯露出作為一名演員的天賦。他不愛學習,成績不好,經常打架。1969年,15歲的陳佩斯被送去內蒙兵團下鄉,每日耕作勞動。他回憶:“我半年沒吃過肉,讓父親給我寄錢,父親不給。後來,還是母親給我寄錢了。”
很長一段時間內,陳佩斯都覺得父親更偏愛哥哥和妹妹。自己作為老二,上下不靠,不受待見。成名若干年後,他去過一次布達佩斯。夕陽西下,他站在布達山上,望著遠處山腳流淌著佩斯河,感慨:“佩斯,真的很美。我這才慢慢理解父愛的偉大。”
為了能吃飽飯,他央求父母讓他返城。可那時,父親陳強因為扮演過“反派角色”被打成右派,沒有單位能接收陳佩斯。唯一能調動戶口的地方就是文工團。
父親把沒有任何表演功底的陳佩斯關在家裏,親自教授他臺詞,吊嗓子,走臺步。陳佩斯完全是硬著頭皮學下來,因為進文工團可以發糧票,他不想再挨餓。
他報考了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話劇團,先後被刷下來,原因是他的長相“到河北、河南去,一拉一大把”。那個年代,文藝院團偏愛招收的是唐國強這樣的英俊小生。陳強找到了八一電影製片廠的老朋友田華老師幫忙。八一電影製片廠答覆:“我們這裡正缺演匪兵流氓地痞的演員,如果他願意演就來。”
父親陳強回憶:“到第三次考八一電影製片廠時,我才覺得,這個孩子在表演上確實是有才華的。”
陳佩斯的第一部話劇叫《萬水千山》,他演一個被紅軍追著跑的匪兵,三十秒的時間,他跟總政話劇團的另一個演員一起出場,湊成一對跑。排練時,他跟那個演員商量説:“咱們給自己加點戲,我跑著跑著,回頭放槍,正好打到你腦袋上,你就把帽子扔天上。”綵排時,導演看到誇讚:“這個小子不錯。”
在演藝道路上,陳佩斯並沒有太多想法。他只滿足於自己終於能吃飽飯了。在八一廠,他每個月有45斤糧票。每日三餐,他必去食堂打五個饅頭。終於,食堂的大師傅忍不住探出頭來問:“你每次打飯都是一個人吃嗎?”
《瞧這一家子》之於陳佩斯就像從天而降的機會:這是他首度擔綱主演的電影。他回憶:“和父親合作,我很不自信。這個戲幾乎是父親手把手教我,他給我做一遍,我就照這個演一遍。當年,也沒有可參照的喜劇電影,我只能一遍遍反覆看卓別林的電影。”
拍《瞧這一家子》時,劇組設在八一廠,陳佩斯家住新街口豁口,他本可以回家住,但卻要求住在劇組招待所。有一次,導演王好為去陳佩斯宿舍,看到墻上貼了整整一面墻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戲的動作語言都寫在了上面。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演員像他這麼用功。”王好為告訴《中國週刊》記者,“凡是第二天要拍到他的戲,當晚,他必定會敲開我的宿舍。”
當年,《瞧這一家子》的成功是轟動性的。電影獲得了文化部優秀影片獎,只有9個鏡頭的劉曉慶獲得了百花獎最佳女配角,陳佩斯和父親的對手戲“教英文”也成為中國電影喜劇史上的經典橋段。
演完《瞧這一家子》後,父親陳強告訴陳佩斯“你就演喜劇吧。我看你演(喜劇)可以,不信,你走走試試。”日後提及這部電影,陳佩斯總是第一個感謝父親:“是他告訴我,喜劇最需要功底,中國老百姓活得太苦了,需要為老百姓帶來快樂。”
1982年,導演王好為籌拍《夕照街》時,陳強又找到她:“佩斯想試試‘二子’這個角色。”王好為説:“這個角色是個配角,戲份挺少的。”“沒事,讓他試試吧。”“不用試了,我很了解他。”
《吃麵條》前傳
2010年,陳佩斯做客北京電視臺節目《光榮綻放》時,和主持人田歌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田歌問:“你現在還看春晚小品嗎?”
陳佩斯説:“看啊,我不上了,還是要看的。”
田歌問:“那為什麼觀眾對現在的春晚小品總是不滿意啊?
陳佩斯答:“這和我無關。”
田歌:“你喜歡現在的春晚小品嗎?”
陳佩斯説;“這也和我無關。”
坐在演播大廳裏,他依舊是那個讓全國觀眾熟悉的“光頭形象”,只是鬍子已花白。2011年的春晚,不出意外,仍然和他“無關”,而30年前,正是春晚舞臺,改變了他的命運。
1984年,時任春晚總導演的黃一鶴聽聞一個消息。八一電影製片廠的演員陳佩斯和朱時茂在私下聯歡時曾表演過一個小品,讓人笑破肚皮。導演黃一鶴託人把陳佩斯和朱時茂請到節目組。
在天壇東側的體育賓館,春晚劇組第一次看到了陳佩斯和朱時茂表演的這段小品《考演員》。朱時茂扮演考官,陳佩斯戴著一頂小帽子,演一個蹩腳的演員。演完後,春晚編導組和一旁看熱鬧的演員都忍俊不禁。
參與策劃的姜昆曾回憶:“他們一演完,我就建議説,去年有過一個啞劇小品,今年做一個説話的,本身就是出新。但沒有人搭理我這個茬,編導組我年齡小,其實我知道大家在想什麼,無非是這樣一個節目,一個演員像傻子一樣聽不懂導演的話,究竟説明瞭什麼主題,這種滑稽是不是很過火。”
在討論是否要《吃麵條》上春晚時,大家有了爭議:一方面覺得這個小品“很有創意”,另一方面又顧慮這種形式“不成玩意,不過是電影演員觀察生活的一種練習”。
最終,春晚編導組決定幫陳佩斯和朱時茂重新編排。先要修改的是臺詞,因為“兩個人的表演每次都沒有準詞,一遍一個樣子,全是蹚路子,即興的。”對此,陳佩斯不適應,私下跟姜昆説:“我腦子不行,一想詞就不知道怎麼演了,你讓我由著性子説,沒準能出彩。”
為了突出重點,編導組掐頭去尾,把“考演員”當中最精彩的一段“吃麵條”提出來。
節目審查時,總編室有位負責人説:“這種節目還要推敲下,不要流於純搞笑,走入純娛樂。春晚分量就輕了。”當時在場的所有編導都傻眼了。這時,官職最大的廣播電視部副部長謝文清拍板説:“這個節目也可以提煉主題,就是對那些不懂裝懂、不學無術的人一個諷刺,別太鬧就行。”
1984年除夕,新聞聯播開始了,整個劇組還是沒有決定《吃麵條》到底上不上。陳佩斯和朱時茂候在演播大廳,一遍遍對著臺詞。陳佩斯回憶:他看到黃一鶴一溜小跑從直播間出來,説:“二位兄弟,我到現在還沒接到指示説這個節目能不能上,但我決定,你們兩個上,出了政治錯誤,我擔。千萬記得,臺詞不能錯。”
最終,《吃麵條》大獲成功,自此,中國電視螢幕上有了小品這種藝術形式。
那年的春晚,臺詞到底有沒有出錯?陳佩斯嘿嘿一樂説:“我從來都是我行我素,你不讓改,我覺得不合適就改。我們的現場直播和和備播帶肯定不一樣。”
吃了整整一肚子麵條的陳佩斯回家後,睡了一覺。第二天早起,上公共廁所,蹲坑。聽到隔壁的小孩子在學昨天小品裏的臺詞。一個老街坊走進廁所,看到他説:“昨天那節目,不錯。”陳佩斯不得已騰出一隻手,回了個招呼。
春晚一夜之間讓陳佩斯成為了火遍中國的笑星。八年後,一個名叫趙本山的東北二人轉演員才登上春晚。
從1984年到1998年,陳佩斯為春晚舞臺貢獻了15個小品。小品也作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日後佔據了電視綜藝節目的統治地位。
喜劇荒漠中的二子
1985年,陳佩斯徹底把稀稀落落的頭髮剃光了。那年,他拍了電影《二子開店》。
從《夕照街》的“二子”算起,自1980年代,陳佩斯和父親陳強陸續合作拍攝了《二子開店》、《父子老爺車》、《傻帽經理》等一系列以“二子”為主角的系列電影。宋丹丹、馮遠征等演員也正是借助陳佩斯的喜劇逐漸家喻戶曉。
在“二子系列”第一部作品《父與子》中:父與子,固執與滑頭,傳統與現代,形成強有力的矛盾和笑點。大螢幕中,陳佩斯找到了自己的黃金搭檔:父親陳強。這個演活了黃世仁、南霸天的“反派”老人,不經意在晚年和兒子的合作中又煥發了光彩。
整個1980年代的電影製作完全按照計劃經濟的生産模式。由電影廠找劇本,完成劇本的創作,再由廠領導規定導演攝製組。《父與子》逆向而行,陳佩斯自己請編劇,請導演,拉投資拍攝。電影做到一半時,電影局發話:電影必須挂靠電影廠才可以拍,看到陳強是老同事的份上,先不追究責任。
1982年,陳佩斯坐著火車拿劇本到西安電影製片廠。當時的廠長吳天明沒有見他,一個副廠長看過劇本後説:“我們以拍藝術電影為主,這類電影不做。”於是,輾轉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北影也不拍。
陳佩斯又找到深圳影音公司,公司勉強同意參與拍攝。但在拍攝過程中,對方希望按照悲劇情節修改,陳佩斯不同意,拍了一半公司退出。最後,陳強到電影局拍了桌子,由電影局出面,中影公司統一收購,這也是中國有史以來唯一一部沒有廠標的電影。
第二部父子系列《二子開店》也是挂靠了電影廠,然後陳佩斯自己找攝製組,拉投資,獨立製片,福建一個公司投資。
長春電影製片廠曾想拍過一部電影叫《嘿,哥們兒》。劇本本來是為陳佩斯父子設計的。請北影廠的彭鳴燕當編劇。彭寫完劇本後交給長春電影製片廠,長影認為“主角一定要是正面的人物,必須高大全”,於是又改了一遍劇本交給導演。導演看過,再修改一遍。最後的結果是陳佩斯父子演不演這片子都無所謂了。
陳佩斯曾説:“電影製片廠對我的喜劇不屑一顧,根本不想拍這類電影。他們重視拿國家獎項,比如‘百花’‘金雞’。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電影廠對喜劇的認知問題,再有就是體制問題,有時想拍喜劇,但等它要真正做喜劇時,所找的人都缺乏喜劇實踐。就是那些沒拍過喜劇電影,或者沒寫過喜劇劇本的人坐在一起,湊一個大家當時的哈哈一樂。拍出的片子到市場就是失敗。”
憑藉二子形象和春晚小品,陳佩斯成為了八十年代最受百姓歡迎的明星之一。一次,陳佩斯去湖北拍戲,天氣炎熱,正在乘涼的他從陽臺上望去,家家戶戶的電視都在播一部他主演的電影,每到可樂的地方,笑聲幾乎從每一個窗口散發出來。
那時,他覺得,拍喜劇是有意義的。
小人物的春天
儘管已擁有了相當數量的粉絲,但財富和陳佩斯無關。1986年,他從八一電影製片廠轉業,先分配到宣武區文化館,後又安排去了河北梆子劇團。他感慨:“一個男人三十多歲,也算名滿天下,但身無片瓦。”在八一電影製片廠,他級別低,“人事不通”,走時,沒分到房子,和父親擠在一起過。
1989年,陳佩斯在昌平農村看中一處廢棄大隊部,承包下來,搭磚蓋房。當年,在連接昌平和市區的那條國道上,常看到一個光頭開著一輛麵包車往返穿梭。有時,陳佩斯會停下車,和打招呼的沿途交警抽根煙,比肩而坐,聊聊家常。
困惑時,陳佩斯想到最壞的結局:去離家不遠的十三陵擺攤篆刻,一個字100塊錢。“一個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體制,也能養活自己,這才是一個男人。”陳佩斯説,“我三十歲就知天命了, ‘名’和‘過什麼樣’的生活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日子我覺得舒服就行,不會為‘名’所累。”
1991年,陳佩斯自己註冊成立了海南喜劇製作有限公司。出品的第一部作品叫《爺倆開歌廳》。《爺倆開歌廳》請的是長春攝製組,因為長影的勞務費便宜。影片拍攝結束後,參加第一屆長春電影節和全國電影交易會時,遭遇了徐克執導的《新龍門客棧》,但賣出的拷貝數還是達到了全國第三。
1993年,陳佩斯把公司改名為“大道影業公司”,這是中國最早一家集影視、製作、發行于一體的民營股份制公司。當時註冊登記的17名人員的主要任務是圍繞陳佩斯創作喜劇。已古稀之年的陳強仍然在兒子的電影中擔任重要角色,陳佩斯解釋説:“這樣,我可以少給我爸爸開點勞務費。”
整個1990年代初期也是陳佩斯喜劇事業的巔峰時期。導演王好為在1992年和陳佩斯再度合作拍攝《賺它一千萬》。在接受《中國週刊》記者採訪前,她特地翻出這部電影又重新看了一遍:“現在,我還是覺得這部喜劇的品質非常高,比《瞧這一家子》要好很多。《瞧這一家子》中,陳佩斯的表演努著,有些用力過猛,到這部電影,已經非常鬆弛自然了。”
導演陳國星和陳佩斯合作拍攝過《臨時爸爸》和《編外丈夫》。他向《中國週刊》記者回憶:“《臨時爸爸》在海南拍攝時,為了省錢,陳佩斯找到當地的一些朋友,免了劇組吃住。當時整個創作團隊沒有喜劇經驗,幾乎是陳佩斯帶著我和編劇一起完成的拍攝。我對喜劇的最初理解來自陳佩斯,這絕不是謙虛。”
陳佩斯當年有多火?陳國星説:“但凡拍到他的戲,海南整個一條街都會堵車。”
1993年拍攝《編外丈夫》時,陳佩斯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投入100多萬元。為了降低攝製成本, 影片絕大部分鏡頭在北京市完成。
導演陳國星很少看到老闆陳佩斯為錢焦慮。壓力最大時,他會笑呵呵地跟陳國星説:“如果成本太高,我窮得就只剩下褲子了。”
陳國星回憶:“陳佩斯絕不會像現在很多老闆一樣,拍著導演的肩膀沉重地説:‘你看,這片子拍不好……’我真的難以想像佩斯會説出這種話,那就不是佩斯了,他的不滿會用抖包袱的形式發泄出來。”
作為當年最早下海、成立民營影視公司的明星之一,陳佩斯換來的是自由創作的空間。在接受某雜誌採訪時,陳佩斯叼著一根駱駝牌香煙,躊躇滿志地説:“在電影上,我之所以敢豁出去,是相信我們的電影事業是有廣闊前途的。”
若干年後,他想起那年的自己,説:“小人物的春天不是説來就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