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訪人： 胡赳赳
新週刊：《內褲背後的十字架》這件作品你最想表達什麼？
王智遠：我覺得現在的藝術有太多的後現代現象，非常的輕鬆或者是輕，或是動漫，完全的遊戲化，大部分作品不願切入陽性主題。我這個作品正好相反。我探討最根本的問題，靈與肉的問題。所謂靈與肉就是慾望和道德，在我們身體中矛盾，混雜在一起。我這件作品談的是艾滋病，實際上牽扯到性愛。我用的是內褲的形式，內褲作為一個大的形式，首先就給人一個不正經的印象，任何一個正經的嚴肅的主題擱在內褲上來聊，就有一種不正經的感覺，我在內褲上來聊這事就比較對勁。內褲張開，十字架出來，原本內褲是藏起來的，代表污濁骯髒的東西，十字架是一個聖潔的顯露的東西，我把它藏在後面。再加上機器的響聲，以稍微粗暴的形式來闡述這個事情。
新週刊：我第一眼看到這件作品的感受是它帶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種震撼和視覺上的刺激，包括讓人感到一個藝術家生命中的力量感和想像力，那麼這個作品其實也很容易讓人想到與生俱來的力量，在古代的神話中也有所體現，比如無論是盤古開天闢地的那種感覺，忽然裂開了，在我們看來內褲不僅僅是和社會學有關的東西，比如説艾滋病也好，性愛也好，靈與肉也好，他甚至還包括一個藝術家對於這種生活中宗教的理解，比如説上面會有藏族的符號的出現，還有他對十字架西方宗教的這種挪用，這個東西一下就把它豐富化了。面對現實的東西也面對傳統了。所以説中國語境是既具有中國傳統的內容和中國現實的內容，你這個作品就體現了既有歷史的東西也有現代的東西。實際上這個作品本身對我們來看就是一個怪胎，這個怪胎是一個扭曲的不是一個健全的，就是這樣一個病態的扭曲的形象，摧毀了人們的視覺系統，包括他帶來的機械化的聲音，我覺得你的作品實際上是比較好的體現了一種本能的東西，就是還是帶有原生態、爆發力和生命能量。總之，從作品裏可以看出海外經歷對你的影響。
王智遠：我覺得我是在無意識中做的這件作品，絕對是無意識當中，這就與我在海外呆了十多年的經歷有關，在國外呆十年以上，基本上把過去傳統東西丟的很多了，對西方文明社會也接受了很多，他變成一個混雜體，他完全變成一個混雜體，他不清楚了。在我這個作品當中，前邊好像是一個西藏佛教圖像的挪用，東方的那種粗野的感覺，加上後面的十字架，使這兩個不同的元素混雜在一起，也是東西方的元素完全亂在一起了，我不是一個基督徒，但我了解，我也去過教堂，對自己接受的這些東西，自然而然在心裏分不清是你和我，也就自然而然都混雜在一起了。我相信這次參展的很多藝術家，我們年齡都相倣，都在國外呆過十年以上有的接近二十年，對東西方文化，已經掰不開了，完全亂套了。這些形象在我內心産生一種扭曲，一種混雜體，一種嘗試著脫胎換骨的那種掙扎感。
新週刊：剛到澳大利亞什麼感覺？
王智遠：完全迷失方向，找不著北，這是一個混亂的過程，就跟一個蘿蔔剛拔出來，放在一個新的土地上，完全沒地方扎，甚至被曬黃了，到了1994年，才感覺到自己是誰，畫了8副油畫，全是中國美女，真正使我找到藝術語言是在1997年，叫做碎片式墻上雕塑，為什麼叫碎片式呢？過去的傳統、本國的記憶都在淡漠，新的環境、新的文化還沒有完全認識，腦子裏更多的是一種模糊的碎片，所以就做了一批作品，只要這個圖像適合我的尺寸，我就把他雕出來，通過這套作品，我尋找到一種形式，能表達此時此刻的心境，每個作品都離墻有五六公分，感覺在墻上漂著。漂浮感，移民生活的不確定和不穩定感，就是這麼表達出來的。真正的內褲出現，是我自己的內褲，照抄游泳褲高低起伏的樣子，這件作品很幽默，挂在任何地方都産生幽默效果，它就不該放在那個地方，臥室也好，會堂也好，辦公室也好，商場也好，放錯地方了，本來是在褲襠藏著，你卻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下，非常幽默。
新週刊：西方人也覺得幽默嗎？
王智遠：可能受杜尚做尿盆的影響，當時杜尚也是隨便拎一個尿盆，一點沒動，就把它搬到了堂而皇之的美術館。2002年之前，我一共做了16件內褲，全都挂在墻上，粉色，沒有附加任何東西，到了2003年，我又把內褲尺寸加大，80x100釐米，在內褲上加了很多故事，這個階段我一共做了15件。2005年之後，開始想把內褲放大到3x3米，我保留了內容和故事，尺寸放大，讓我有來更大空間敘述更多更詳細的故事，我增加了不同媒體，增加了機器可以動，增加了燈光，音樂，錄影，不同的藝術媒介混在在同一個內褲中發生，極大增加表現能力，還有一個3.5x3 .7 米的大內褲，我增加了燈光音樂，反應的是一種夜總會的狀態，我挪用週旋30年代老上海的歌，本身就是想打亂人們30年代和改革開放30年後的一種時間錯位。
新週刊： 你回來之後覺得中國有什麼變化？
王智遠：我決定回國時有一個事情特別的有意思。2001年回國呆了一兩個月，晚上聽廣播，是一個介紹音樂的節目，他們説話的口氣開始非常溫柔了，談的事情完全跟主流話語沒有關係，談談情調、藝術美，在那個語境中，我發現柔軟性回來了，就是敢説錯了一個詞也不用修飾了。我突然感到了一種改變，一種自我出現了，至少用自己的表達方式去説，以前我們的廣播都是編排好幾次。這個環境讓我感到跟10年前不一樣，我慢慢開始喜歡了，02年年初就回來了。
新週刊：你回來之後覺得又陌生感嘛？就是你跟這個社會沒什麼關係？
王智遠：因為中國變化太大了，儘管大，但是他跟西方的社會制度，各方面運轉體系完全不一樣，你在國外呆時間長了，完全接受它的體系和生活方式了，你已經變成它的一個機器當中的部件了，你完全習慣它了，剛開始回中國的時候有很多地方是不習慣的。因為澳大利亞是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回中國以後有些地方不習慣，首先人多，人多這點就使環境不一樣，包括排隊也好，上車擁擠也好，因為剛開始我是坐公交車，當時的02年的中國情況又跟今天不一樣，隨著住的時間一長我也慢慢的又開始適應這個環境，今天我在北京，因為是一個自由職業者，我可以選擇我想去的地方，比如798，工作室，畫廊，這些變化的跟西方沒有什麼太大差別，你想吃西餐就吃，我所去的地方，我所生活的範圍，跟澳大利亞整個運轉方式沒什麼太大的區別，不過空氣可能偶爾稍微臟一點，在這碰到洋人我也可以隨意聊英語。我覺得我很喜歡今天的北京，非常喜歡。
新週刊：你看到澳大利亞的藝術家們的作品更注重什麼呢？
王智遠：不得不説澳大利亞的整個環境太完美了，有種天堂的滋味。那裏的藝術家就面臨一個問題，這個國家的社會基本沒什麼矛盾，除了孤單，除了年輕時候的心理壓力，對死亡的考慮，他的社會本身沒什麼問題，中國就有問題，有問題就容易出現創作激情，也容易出現有意思有力量的作品。澳大利亞的藝術很豐富，但是缺少粗野的東西，缺少撞擊。基本上比較平和，形式很豐富，但感情上很平和。
新週刊：你這幾年也看了不少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對整個當代藝術以及他們作品有什麼看法？
王智遠：我們的下一輩70後和80後，因為生活環境和我們不一樣，就沒有這麼多的社會沉重感，他們大多受電腦或者媒體的影響比較多，很多藝術家用一些新材料、新媒體，來表達他們自己理解的世界，用的材料就非常新穎，我很欣賞，第一他完全打破材料和媒體的限制，想用什麼就用什麼，直指問題所在，體制問題，環境問題，貧富懸殊問題，東西方文化碰撞問題，這些作品我都喜歡。另外還有新生代的一些人，他們打破任何局限，包括東西方，他們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中，創造一些奇異的作品，也很棒，我覺得這兩塊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我為什麼説他們沒有那些沉重的東西啊，因為他本來就沒有，你非得讓他們裝沉重也不可能，我們這一代有，你讓他忘了也不可能，裝嫩？不可能，説來説去就是一種自然的狀態，本來什麼材料都能夠用，誰説非得畫油畫？你不一定非要那樣畫，如果不想那樣畫而非要那樣畫，畫來就是虛假一大片。在這一點來講，我更喜歡打破所有的媒體界限，不一定非要畫，看你用的材料是不是跟你想表達的恰如其分。就跟你想罵街一樣，突然生了氣了，那就罵唄，憑你的即興，感情上來了，你能説等會兒吧，我拿油畫布去，這就不對了。
新週刊：海外的生活經歷對你今天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王智遠：剛才我説了這种經歷在思想當中有一種中西文化混雜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優點就是在西方呆過，對他有很多的了解，反襯過來看比較清楚自己是誰，從內心來講，還是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中國當代藝術我們還能做什麼，我們的出路在哪？我們怎麼能夠在全球一體化的融合當中，東西方不管社會制度和文化在有什麼不同，在這種現代科技包括傳媒也好，交通工具也好，都變成了一個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環境中我們該作什麼，我的作品都是在這個思想背景下的一個産物，我覺得目前我做的幾件作品，我的感覺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須用這個作品來反映一個你想説什麼，必須要記錄現實，記錄現實包括你對中國現實問題的看法，包括中國進入世界大家庭中你對和對你的文化的一種思考，用你的媒介，你的視覺藝術來反映你的想法。如何反應？我認為必須要用你想要表達的最貼切的語言方式來闡述才有意義，否則的話如果只是在語言上探索，從語言到語言，我認為毫無意義，因為對於今天來講，回顧過去發生的到現在發生的，全球什麼都有，什麼都發生過，什麼都不新鮮，所以説，我們利用所有發生過的媒體來説我們自己的事情和感受才會有意義。
新週刊：你當時有沒有考慮過跟當代中國藝術的格局建立一個關係？
王智遠：沒有，我覺得，我基本上在做我自己的作品時候考慮的更多的是和國際大格局在藝術上的變化發生什麼關係，跟自己的前後文有什麼關係，我怎麼擴展它怎麼開發它，我怎麼用它來表現我此時的新的認識和感受，基本上我只是看別人的東西，你要説我受誰的影響，基本上都沒有。
新週刊：接下來你會做什麼樣的東西？有創作上的計劃嗎？
王智遠：也不好説，可能除了活動“內褲”的裝置作品之外，會做幾件完全三維的裝置，會用一些現成品，包括改造，也是直指問題。我一般的都不做什麼具體的計劃，只是一個大方向，有時是隨著製作會發現新的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