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在作家麥家“諜戰三部曲”收官之作《風語》的發佈會上，文學評論家李敬澤、閻晶明、陳曉明以及其他一幹好友紛紛到場，為他這部新作“捧場”。在現場，這些大名鼎鼎的評論家毫不吝嗇對《風語》的讚美之詞，但面對如潮的好評麥家卻講了這樣的話：“《風語》是一本垃圾書，除非面世後能夠得到75%的讀者認可，我才會坦然。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氣球，很多人在吹，但遲早有一天會被吹爆。”麥家的清醒很值得稱道，在正視自己位置的同時，麥家的話也反映出了中國文化界對於將被“捧殺”的擔憂與恐懼。其實，批評本應是文化進步的最大推動力，但如今，吹捧卻成為了中國文化界最主流的做法。
吹捧時代的來臨
不久前，孔子75代孫孔健的一本《于丹的天空》直接將於丹推舉為史無前例的孔子哲學的成功傳播者。而王蒙在新書推出的發佈會上，也力邀被其極力推崇的郭敬明前來捧場。在如今這個名人輩出的時代，“吹捧造星”似乎成為了一種風潮
其實，除了文學界，當下的中國在其他領域裏近乎瘋狂的吹捧也是隨處可見，如當代油畫的“天價”作品不斷地在拍賣會上表演一種火箭式的價格飛躍，並已經到了一種近乎離譜和荒唐的地步。而之所以不斷有一些新買家“上鉤”，是因為近年各種時尚、新聞和藝術媒體不斷在宣傳一種大國崛起背景下的“藝術崛起論”。
2000年以後，中國當代藝術品開始進入國際市場，西方資本的大量進入，對中國藝術家産生了一個很現實的後果，就是金錢開始成為衡量藝術品的標準。而在其中，藝術批評家們對藝術品的價值具有生殺予奪大權，決定著一個甚至一代藝術家的健康成長，於是，一些所謂的評論家們，收個幾千塊錢便把某某的作品吹上了天，而藝術家也因此而賣畫頻頻，搖身一變，由苦難者變成富貴者。這更是將中國當代藝術推上了世界藝術的最高峰。於是，中國當代藝術花了不到3年的時間，將中國的拍賣價格提前做到了“天價”。而在西方，這個過程起碼需要10年的時間。
不僅如此，在其他圈子，“吹捧風潮”也在進行，如在電影宣傳期，章子怡説范冰冰演技出眾，范冰冰説章子怡非常敬業，而後兩人看著台下吱哇亂叫、相視一笑，“非常完美”。在競技場，奧尼爾説：“如果對這些中鋒進行排名，姚明應該排在第一位，而且他還很年輕，還有進步的空間。”姚明説：“我們之間總是非常強硬地對抗，我總是可以從他身上學到新的東西，他是一位偉大的球員。”在商界，潘石屹説王石具有前瞻性，王石説潘石屹最具戰略眼光……
中國儼然已經進入了吹捧的“黃金時代”。
人人都是批評家
吹捧的“黃金時代”造就了無數的文化名人，這本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致。事實上，捧殺卻永遠比棒殺可怕萬倍。
不久前，作家莫言在其作品研討會上説：“人們在説為什麼沒有劃時代的經典作品出現，我要説，那是因為缺少偉大的批評家。俄羅斯偉大的批評家撥開了俄羅斯文學的迷霧，看到了希望。我們希望中國也有這樣的批評家出現，幫我們指明方向，大海航行靠舵手，沒有舵手，我們在大海上瞎亂撞怎麼行!希望有偉大的批評家的出現，使我們躍上一個大家所認可的新高度。”
莫言的話透視出了當下中國文化評論的“捧殺”現象，大多數評論家對作家和作品除了讚揚還是讚揚，沒有批評，此種做法可能會推舉出眾多“文學大家”，但作家面對如此鋪天蓋地的“讚揚”，又如何能夠認識並克服創作上的不足，寫出偉大的作品呢?
放眼當今，無論文壇，還是娛樂圈，都是吹捧風勁刮。儘管沒有出什麼偉大的作品和偉大的作家，沒有一部電影獲奧斯卡獎，但是“大師”“某某大家”的桂冠滿天飛，哪怕演員演了一個俗裏俗氣的小品，也被吹得紅了半邊天。
當然，在過度“捧殺”的另一邊，則是無盡的謾罵，而這也正是評論界走向兩個極端的最明顯信號，如文壇獨特的“余秋雨現象”，便是最突出的代表。余秋雨“革命性”的散文創作使其成為眾矢之的，學界對其人其文大肆評説，褒貶不一的批評充斥整個文壇。起初是讚聲四起，充分肯定其散文的創新意義，後來便是種種指責和非議，甚至是近乎“謾罵式”的非理性批評。
“變質”的批評家
真正的批評家是引領時代的思想者，而中國批評家卻集體失語。今天，在中國缺少令藝術家佩服的批評家。
多元的理論體系和思想資源的不斷涌入，導致了批評實踐領域出現了不同的評價標準，使當代文學批評逐漸失去了以往那種對文學現象有影響的評價，失去了與當下文藝思潮、文學創作互相影響的力量。而這也並不僅局限于文學評論，藝術、影視，甚至攝影界的批評家們都已經名存實亡。
如在藝術界，就有許多人感覺到當代藝術批評進入了一個螺旋式向下後退的境地。策展人皮力表示：“市場開始繁榮後，我發現藝術評論要比藝術作品來得晚很多，而且即使是評論家覺得不好的作品，在市場上也可以高價賣出。很顯然，批評家在今天沒有什麼權威性，根本不能證明他們的能力。”
對此，批評家黃專認為，是藝術市場的火熱傷害了藝術評論的健全和完整。相對來説，正直、誠實的藝術評論在上世紀80年代比較普遍。“在上世紀80年代，主要的評論家像栗憲庭和高名潞，使用了一種精神而不是權威。”黃專認為，市場改變了評論家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可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藝術批評在中國非常有“價值”。“畫廊有錢，他們請評論家給展覽畫冊寫文章，2000字的文章1000美元，然後畫廊付錢在雜誌上刊登幾頁，有時候出現在畫冊裏的文章會刊登在雜誌上。”皮力曾説。
義大利批評家奧裏瓦曾説過，批評家應是藝術家陣營裏的敵人。不過，奧裏瓦的意思並不是説批評家要與藝術家成為真正的仇敵，而是説批評家應保持批評的獨立性。就中國的當代美術批評而言，獨立性幾乎完全喪失。其中的原因很多，金錢則是批評家失語的主要原因。而且，無論是圖書、藝術，還是影視，將金錢摻入其中的批評家已經失去了對作品品質好壞的最基本裁判，如在文學藝術和圖書出版日漸繁榮的今天，面對越來越多的作家、作品研討會，漫天飛舞的是朋友式批評、讚歌式批評、圈子批評、棍子批評、炒作批評、紅包批評等“偽批評”。有專家認為，這正是商業文化的支配，已經不完全是文學理論、文學批評這種領域內部的事情。如今，文學生産的機制在發生變化，出版社要追求效益，作家要賣出更多的書，於是出現了背後都有“無形的手”在操作。
另外，有專家認為，藝術圈的江湖化，也是一些批評家失語的原因之一。人情和利益的關係使得他們局限于一個個小圈子，為了一己私利説假話、説瞎話、溜須拍馬等。不過已有人看穿了他們的面目，所以這些理論家們才會逐漸失去他們賴以生存的陣地和統治地位，被逐漸地漠視和邊緣化，導致他們最終失語。
一個時代，如果聽不到真實的批評，耳濡目染的是被吹捧、被阿諛、被奉迎的巧言令色，這種環境之下能培育出真正的作家、藝術家嗎?我們不禁要問：10年乃至數十年以後，還有幾個人值得尊敬，還有幾部作品值得閱讀?
中國沒有批評家?
“思想在運作中意識到它的行動本身。走向對象，乃是走向自身。”喬治·布萊的這段話道出了批評行為的內在真實。
有專家表示，批評家評述的雖然是別人的作品，但從這個“別人的作品”中發現的卻是批評家自己。他對作品的評述過程，同時也是他的心靈自由創造的過程，是他的心智和潛能充分發揮的過程。當然，批評不能離開作品説話，但它也絕不以解釋作品為目的。它帶上了更多的主觀色彩，更多地強調的是“我”的理解。如莫裏斯·威茨説：“批評家在批評時，要會做4件事中的一件或一件以上：他們對藝術作品進行描述，他們要對它進行評價，他們還要對它進行理論概括。有些批評家主要是從事描述性的批評;有些批評家雖然也進行描述，但主要是為了加深他們的闡釋;還有些批評家要同時進行描述、闡釋、評價和理論概括。”也就是説，藝術批評家所做的事情，至關重要的就是面對藝術作品時如何言説，這種言説應起到使作品打開的作用，因為對於大多數人來説，特別是作為觀看者，評論是在最初的對某個作品的模糊觀感的基礎上，對作品系統的、理性的、更深入的解讀。
“一個批評家要擁有地位。”批評家、新聞記者方振寧説：“他至少需要有基本原則，需要有藝術史的知識和判斷力的潛能，需要有激情——有些人對他們所見的作品永遠無動於衷。然後，你得談論這些作品。有些人看到作品時有很多想法，但他們不會去談論它，和別人交流他的想法，那就不可能成為批評家。批評家必須去議論，即使那麼做可能會導致麻煩。”
也許正如《當代作家評論》主編林建法所説：“在中國需要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那樣的文學批評家，讀者需要閱讀具有強大思想能力、文本解析能力、親切動人——來自批評家生命體驗的文字，這些文字不僅僅為作家和讀者負責，更要為文化價值負責，為歷史負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