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藝術網站總有兩類文章，一是不斷指責批評家沒有為當代藝術承擔責任，好像當代藝術搞不好全是批評家的責任；二是不斷在懷念一位被政府“協查”收藏家張銳，好像他簡直是中國當代藝術偉大復興的蔡元培。
我被人稱作藝術批評家也有十五年了，在1994年底，我的一篇討論裝置藝術的文章“裝置的有效性”發表在《江蘇畫刊》，這也算是國內當時少數幾篇早期探討裝置藝術的文章。一個朋友當時説，你要火了，很多美院教授要在《江蘇畫刊》發文章也很難。那幾年我乃是一介文學青年，寫文章只為給幾個上海搞前衛裝置的朋友看，發行量只是複印十幾份而已。
四川批評家王林1994年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做當代藝術文獻展，幾個上海青年在華山美校做了一個地下室裝置展，我此篇成名的處女作被他們作為新聞統發稿用，不料被《江蘇畫刊》編輯顧丞峰拿去重用，直到文章發表後，我還不知道《江蘇畫刊》的地位原來相當於文學界的《鍾山》雜誌。後來過了幾個月跑到江蘇的常州、南京去看前衛藝術展，我開始被人叫做批評家，那邊的朋友介紹我都是説他就是前一陣在《江蘇畫刊》發表某某篇文章的人。
那可能是一個國內精英文化最後的一個黃金時期，回憶起來像另一個年代的事情。現在大家用羨慕的口吻談及某某藝術界的人，都是説他的作品被誰買單了，或者他最近搞到一筆投資了。當年《江蘇畫刊》的編輯出來參加藝術活動，各路人馬都會想盡辦法接近他們，現在這種盛況的主角則是換成暴發戶收藏家了。沒有多少人再會為被一個著名先鋒雜誌的編輯的認可而誠惶誠恐了，而當一個暴發戶“東窗事發”不能再買東西付賬了，眾人卻要惶恐不安。
最直接的一個例子，就是最近幾個月與中國行動通訊高層腐敗案有業務往來的收藏家張銳被帶走“協查”，張因為被協查從當代藝術圈失蹤至今。於是藝術網站專門為此發消息，各種被張銳買過作品的藝術家聽到一絲消息就立馬寫部落格，一會兒欣慰至極的聽説張老闆終於“出來了”，一會兒又出來道歉，又聽説是謠傳，乃是自己思念收藏家心切。某著名報紙的副刊版也根據各種謠傳小道消息，分析張銳到底能不能“歸來”？總之，這類像“孟姜女千里尋夫”望眼欲穿式的文字，看得我又糊塗又感肉麻，如果我是個不認識張銳的白領，光憑文字語氣，我一定以為是哪個為民請命的知識分子或者大亨李嘉誠被關進去似的。
我對張銳本人還是有好感的。比起藝術圈許多噁心的暴發戶，張銳還是學哲學出身的文化人。在市場泡沫時期，他也敢於批評中國當代藝術的沒出息就像“足球”。他後期也試圖帶頭進行市場規範建設，即使可以直接找藝術家，也還是通過畫廊買作品。張銳的收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這促使他後來學習和思考當代藝術的深入程度，甚至超過了很多被他收藏作品的藝術家。
當然，張銳依然是一個“暴發戶”，這種“暴發戶”特徵表現為他有一種毫不掩飾的張揚和表達欲。他喜歡在自己的工體餐廳大宴賓客，一晚上喝掉上千元的紅酒，在郊外別墅請客則是從音樂學院找來一個美女四重奏小組伴樂，在這一切背景下，他最高興的事就是聽他一個人誇誇其談。我跟他一起在湖南衛視做過節目嘉賓，只要他一發言就不可收拾，別的嘉賓就沒機會再插話，這當然很不尊重別人。但更深層原因，可能是新興階層在政治和社會層面尚無法進行真正的訴求和自由發揮，所以他們幾乎都很樂意把當代藝術圈當做一個發言場所。
這些年當代藝術圈太給暴發戶面子，其實張銳這類人並不需要別人給他面子，他更喜歡別人跟他“叫板”，這樣他才覺得有挑戰。記得有一次，他在工體自己的畫廊夜宴上又在自我感覺良好，作家棉棉當場臭他，説你以為自己很牛比嗎，其實你什麼都不是。很多藝術界的大腕都被嚇著了，但張銳卻還很欣賞棉棉的“直言”。藝術界總覺得有錢人需要拍馬屁，實際上這不僅是低級暴發戶的需求，也是藝術界的自卑和精神“低下化”的開始。由於這種“精神低下化”，使得張銳這樣喜歡挑戰的高級暴發戶，慢慢也感覺自己有當代藝術的拯救使命。他曾經當面跟我説：不要怕為了藝術很慘，你只要為精神而徹底了，會有人來救你的。
記得有一次在廣東美術館的一個畫家研討會上，張銳也義憤填膺地指責批評家沒做好工作。那天我也不客氣的反駁，我説，當代藝術三十年，至少有二十年時間，幾代批評家為了中國當代藝術做出了奉獻，那時候你在哪？這個話題怎麼也輪不到你來指責批評家，你最多屬於來當代藝術圈“摘桃子”的。我們當年很多獨立策展人都掏出自己的積蓄做展覽，這至少很大程度也是在為集體理想做事。再怎麼説，收藏家本質上不過是個商人，賠錢的沒好處的事情是不做的，從這一點説，比起那些為當代藝術奉獻的批評家，收藏家的貢獻怎麼也輪不到排第一位。不過，張銳還是有高級暴發戶的大度，他當場糾正説自己只是批評一部分批評家。但不可思議的是，最近一些批評家也開始趕時髦貶低知識分子，弄得好像他自己以曾經是知識分子為恥似的。
知識分子和暴發戶到底誰能拯救當代藝術？這實際上是懷念“失蹤”的暴發戶和貶低知識分子的核心所指。其實，問題的根本所在，是大家都沒有把拯救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身上，都把使命寄託在某種角色或者體制上，這既是中國人一貫的國民性，也是當代藝術圈近十年的一種妄想，好像只要建立一種完美的市場體制或者政府體制，或者出現一群德高才俊並權力在握的殉道者，中國的文藝復興就指日可待。這種完美的角色及其體制根本不存在，我們不能假定有一種理想的角色，又因為這個角色實踐群體離這個理想相去甚遠，又拼命詛咒這個角色。
説到底，暴發戶做收藏家，知識分子做批評家，從高處説，都只是一種悲壯的業餘愛好。這兩個事情並不好做，儘管暴發戶在買東西時被捧得心花怒放，一旦以後明白自己買的是假畫或爛畫，也是很受傷的。正如藝術家中有梵谷式的人物，也有很多是藝術騙子和投機者；從事政治的並不都是政治家，很多都是政客。同樣，批評家中也會有才學淺薄和唯利是圖者。你可以説這個人不夠資格扮演這個角色，但你不能説知識分子、批評家的角色理想本身要受到詛咒。
批評家和知識分子，這些都是精神理想的角色，我們愛好這個角色，即使很多人沒有做好這個角色，或者這個角色在現實社會中越來越失敗，也不能證明這個角色的理想不對。因此，誰也沒有資格可以詛咒或貶低這個角色，即使知識分子和批評家越來越失敗，也不能證明社會理想從此就要靠權力資本的操縱者來實現了。無論是對知識分子和批評家的絕望，還是對資本家和暴發戶的膜拜，這都是一種對自己的不自信，也是一種虛妄的想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