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7日，“全國民辦博物館藏品博覽會”在西安拉開帷幕，100多家民辦博物館集體亮相，在上海世博會和“5?18國際博物館日”還未到來時，便涌起了來自中國民間收藏的熱浪。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體制的深刻變化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民間收藏展示出驚人的實力。據了解，目前全國有7000萬收藏者,關涉到價值無法估量的歷代民間收藏藝術品。近期每年國內外有關中國藝術品數百億元的拍賣成交額中，民間收藏者貢獻的份額至少在90%以上，許多價值千萬甚至過億的拍賣品都是被民間收藏家收入囊中。在國內大部分國有博物館購藏經費十分有限甚至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龐大的民間收藏無疑是我國文化領域裏一道奇特的風景，也必將成為我國文化産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但是，傳統文博系統和古玩界還有著“民間沒有好東西”的傳言，這一重要領域的現狀目前處在不規範、無保障的狀態。與目前不斷壯大的民間收藏和數量急劇增長的民間博物館的現狀顯然不相適應，這是中國文化遺産保護和中國文化産業發展事業的重大缺憾。 近20年來，民間收藏群體不斷成熟壯大，民辦博物館是一般私人收藏的高端代表。上世紀90年代以觀復博物館、紫檀博物館為首的民辦博物館的興起，展示了強有力的中國民間收藏活力，對國有博物館的資源和責任發揮了積極的補充作用，創辦者的文化追求和公益情懷也得到了充分展現。國家為此制定了一系列針對民辦博物館的規範、扶持政策。1998年國務院發佈了《民辦非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暫行辦法》，把民辦博物館列入民辦非企業法人單位。2006年1月1日，文化部公佈實施《博物館管理辦法》，其中第三條明確指出，“國家扶持和發展博物館事業，鼓勵個人、法人和其他組織設立博物館。鼓勵優先設立填補博物館門類空白和體現行業特性、區域特點的專題性博物館”。2010年1月29日，文化部、財政部、國家文物局等7部門又聯合下發了《關於促進民辦博物館發展的意見》。意見指出，將加強扶持，為民辦博物館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其中包括，規範民辦博物館準入制度，切實幫助解決民辦博物館的館舍與經費保障問題，加強對民辦博物館的專業指導和扶持等內容。 政府的支援是民辦博物館健康發展的必要保障。但是，正如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馬自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的，博物館作為社會公益事業，非盈利組織，要維持其運轉，開辦者除了不斷地付出之外，很難有什麼回報。在民辦博物館發展不長的歷史中，雖然有政策上的不斷跟進，但是在政策指導、科學管理、配套實施方面，依然存在許多不容忽視的缺位。於是，有人退出，有人堅守，還有人加盟，成為民辦博物館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現象。 資金困局 中小型民辦博物館孤軍奮戰 正當“全國民辦博物館藏品博覽會”在西安引起關注的時候，筷子收藏家藍翔坐在自己位於上海多倫路的藏館中為某出版社撰寫著稿件。稿費是這位80歲老人支撐這個面積已經不足20平米的筷子藏館的重要資金來源。 上世紀90年代末，上海多倫路重新修繕並定位為文化街，虹口區政府以十分優惠的條件陸續吸引了包括藍翔筷子藏館在內的四五家民辦博物館入駐。在藍翔的左邊，曾是一家鐘錶館;它的右邊，則是一個收納了眾多老上海舊器物的小型家庭博物館。但當《收藏投資導刊》記者近日走訪這條曾因為這些博物館的存在而名噪一時的街道時，卻驚奇地發現，除了藍翔的筷子藏館，其他幾家博物館早已銷聲匿跡。藍翔也將自己的藏館分出一半面積，出租給一位經營翡翠的商家，“我不想出租，但如果不這樣，我的筷子藏館就會因為缺少資金而關門”,藍翔無奈地對記者説。 資金的匱乏，成為像藍翔這樣小型民辦博物館所遇到最致命的問題。藍翔説，除了用自己原有的一套房子和虹口區文化局換來這個博物館的空間，使得目前在租金方面並不存在較大壓力外，在開館的11年間，自己沒有得到任何方面的經費支援。早先時候，通過媒體的大量報道，藍翔以為會引起社會各界對自己的關注，從而獲得一些商家的資金贊助。“遺憾的是，至今沒有一家企業願意支援，我只有孤軍奮戰。” 和其他幾家曾經同時存在於多倫路上的民辦博物館相比，藍翔老人畢竟解決了藏館的租金問題。而另外幾家民辦博物館，則顯得並不那麼幸運。記者了解到，上世紀90年代末，為了打造文化品牌，虹口區相關部門曾通過免租等優惠政策吸引了這幾家民辦博物館入駐多倫路。但隨著該地區文化品牌影響力的逐漸擴大，並最終成為上海一個重要的文化景點，多倫路的租金比初建時高出很多倍。當時受惠的民辦博物館，也因和相關部門簽訂的免租合同紛紛到期，加重了本來就捉襟見肘的資金困局，終因無力支付房租而被迫關張。 和藍翔筷子藏館一樣，杭州世界錢幣博物館同樣是受到來自有關部門的邀請而入駐杭州最繁華的商業街之一“河坊街”。該館匯集了創辦人儲建國20多年的珍藏，其中包括楚國特大橢圓形青銅稱兩貨幣（6.5Kg）、秦漢各類錢范、王莽十布、三國東吳大泉五百和當千錢樹、唐鐫文銀錠、宋各類銘文金牌金鋌金錠；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金銀紀念幣、流通紀念幣、流通硬幣、紙幣等2萬餘枚錢幣藏品。不過，和藍翔筷子藏館自入駐後，便鮮有得到關注不同，錢幣館受到了來自官方和媒體的更多青睞。浙江電視臺、寧波電視臺、嘉興電視臺、杭州日報、寧波日報等媒體都介紹過其事跡。2007年7月，經北京奧組委批准，吸收該館為2008年奧運會特許商品分銷商。 然而，僅僅在關注層面，並不能阻止杭州世界錢幣博物館落入資金困局。儲建國説，除了優惠的租金外，相關部門依然缺乏為其提供更多配套的扶持方案。而這種租金優惠政策，也正面臨著瓦解。“我們與街區管委會簽訂的《合作協議書》中寫明，合同到期後按當時協商價格出售給博物館，但至今合同未能兌現。”對此，儲建國只有報以無奈的理解，“如果政府相關部門出租這樣的房子給民辦博物館，租金為20萬，而給其他商業機構能達100萬的話，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當然多數人會選擇租給後者。” 儲建國不無遺憾地對《收藏投資導刊》記者透露，目前自己正準備撤離河坊街，關閉這個運營了10年之久的博物館。“為了辦館，我已幾近傾家蕩産”。
政策生態 大型民辦博物館的發展訴求 和因為資金跼踀而制約發展的中小型民辦博物館不同，一些大型民辦博物館由於創辦人本身經營其他産業，有足夠的資金投入于藏館的日常開支，因此，這些大型民辦博物館所面臨的問題則更多地來自藏館本身的深度運營。 佔地2000平米，有著5000余件藏品的“南京長風堂”，被譽為江蘇最大的私立博物館。2004年該館在北京某拍賣公司以6930萬元人民幣拍回的一張陸儼少《杜甫詩意百開冊頁》，創立了當時中國書畫的世界拍賣紀錄。然而，就是這樣一家擁有頂級藏品的民辦博物館，在發展過程中依然擺不脫來自各方面的制約。 館長顧穎向記者介紹説，長風堂的藏品主要來自創辦人楊休的個人收藏，作為民辦博物館，從藏品的精品度以及對公眾免費開放的普及度，其實已經履行著和國家博物館同樣的社會功能。但受到的待遇仿佛“內外有別”。“我們在國外為博物館買回很多藏品，但入關的時候，海關會認為這樣的購買是一種商業行為，1000萬元的藏品，可能會徵收30%的關稅。”顧穎認為，哪怕是最有實力的民辦博物館，也常常受到有關部門下意識的歧視。“如果是國有博物館購買了這些海外回流的藏品，只要開具相關的證明，就能順利過關。而且在徵買過程中産生的人員差旅等費用也都一應由國家承擔。不像我們，不但要繳納過高的關稅，而且全部支出均要自己買單。”顧穎説，“這很不公平。”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是國內首座由民間資本投資建設的遺址類博物館，館長王彬也認為目前國家實行的政策上，對民辦博物館和國有博物館並非一視同仁。“雖然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很多這種‘一視同仁’的規定，允許非公有資本依法運營文物收藏和仿製品開發等業務，但是非國有博物館實際上並沒有獲得同等的地位，比如徵集方面，沒有藏品徵集權；藏品流通方面，不能有價調撥,而民辦博物館向國有博物館借展文物的手續也相當繁瑣。” 王彬還説，對於民辦博物館來説，人才短缺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民辦博物館很難留住人才，”王彬説，“像我們這樣的博物館可以為很多大學生提供就業機會，剛畢業的大學生普遍表示出興趣，但是這些學生進來後，沒有辦法獲得職稱。另外，如果我們想引進國有博物館的相關從業人員，他們來後，原有的諸如研究員等身份可能會失去。”人才的緊缺，是制約民辦博物館縱深發展的一個重要瓶頸，“民辦博物館中的藏品，也是國家的財富，但由於人才的缺乏，這些藏品得不到很好的技術性保護和修復。”王彬認為，國家應該加大民辦博物館人員的培訓力度以及實現對相關從業人員的職業認可，同時，制定針對國有博物館對民辦博物館的人才和技術的幫扶政策。 儘管大型民辦博物館在資金方面遠遠強于中小型藏館，但王彬依然認為政府應該給予民辦博物館一定的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財稅支援。“目前國有博物館實行門票免費後，政府給予它們很多補貼。但是民辦博物館卻沒有同等待遇。因此，就大唐西市博物館而言，開館前10天門票是免費的，以後在經營中門票會實行半價策略。” 其實，許多發達國家對於民辦博物館的財稅支援早已成熟，午縷國際文化傳播公司負責人吳昊向《收藏投資導刊》記者介紹説，在法國，企業會拿出一部分資金成立基金會，由基金會註冊成立博物館，政府會為企業免稅60%。另外，“法國公民去世後，子女如果繼承其遺産，需支付高昂的遺産稅。 這部分遺産稅，可以支付現金，也可以經過專業評估機構評估後，用遺産中的藝術收藏品替代。因此，一些法國藏家，在60多歲的時候，就提前和一些博物館溝通好。比如，該博物館需要一張畢加索的某件作品，藏家就會通過拍賣會或者其他渠道購買一張回來。這樣，在他去世後，後人可以將這幅博物館指名需要的作品捐贈給博物館，以代替高昂的遺産稅。” 今日美術館負責人張子康認為，國家對包括民辦博物館在內的藝術品政策存在一定的“生態問題”,很多環節相互不連接、不配套。“國家各個部門實力不同，這個部門想做的事情，不一定能得到另外相關部門的支援。比如，一些措施是文化部門支援的，但財政部門沒有相應的配套。”張子康説，這是中國民辦博物館在政策方面遇到的最大問題。 其實，張子康提到的政策“生態問題”，已經直接導致了大多民辦博物館處於無證經營的邊緣狀態。據上海收藏欣賞聯誼會統計，在上海僅家庭博物館就達120余家，而在上海民政部門登記註冊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民辦博物館總共只有15家。究其原因，很多民辦博物館均無法達到《博物館管理辦法》中有關成立非國有博物館的規定，“政府對於民辦博物館的審批要求過於嚴格，基本是按照國有博物館的要求來辦民辦博物館，使得大多數民辦博物館無力註冊。” 社會共用 國有博物館的重要補充 儘管步履艱辛，當一些藏館走向衰落的同時，又有不少民辦博物館在各地建立起來。發展的困惑似乎並不能阻擋社會對民辦博物館的需求與熱情。隨著我國藝術收藏浪潮的風起雲湧，民辦博物館能否健康發展則是走向收藏成熟的重要標誌。 據記者了解，博物館的數量和形式的豐富程度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我國目前國有博物館約2900余座，而註冊的民辦博物館只有400余座，僅佔前者的13.7%。和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民辦博物館的比例相當低。大唐西市博物館館長王彬認為，“我國的文化遺産眾多，如果只是限于國有博物館保護，是遠遠不夠的。國家應該吸引更多的民間資本參與進來，來共同保護我們的文化遺産。而且民辦博物館的藏品來自民間收藏，是把個人收藏之寶變成社會共用之物。它的多樣化、專題化、精微化、個性化是國有博物館的重要補充。” 儲建國雖然決定將自己的錢幣博物館關閉，但依然認為民辦博物館有著其他文化機構不能替代的作用。在創辦錢幣博物館之初，儲建國到東南亞考察民辦博物館的運營方式，“泰國一個華人聚集的島上就有17家民辦博物館，泰國居民在行成年禮的時候，很多都會在島上居住一週，參觀各類博物館，”儲建國説，這比任何形式的成年教育都有意義。而他同時還介紹説，民辦博物館的另一個功能是促進旅遊業，“在馬來西亞馬六甲市這座海濱小城市中，就有大大小小50多家民辦博物館和1家國立博物館，政府規劃要辦100家民辦博物館，成為當地吸引各國遊客的重要景點。” 此外，民辦博物館除了對公民教育以及旅遊開發具有影響力外，在儲建國看來，還對企業有著令人驚嘆的促進作用。“上世紀90年代初，梵谷的一幅《加歇醫生的肖像》以8250萬美元的拍賣天價，被日本‘大昭和紙業’總裁齋藤收入囊中。之後，齋藤為該作品建立了一座博物館，憑藉作品的知名度以及‘大昭和紙業’本身對造紙技術的深入研究，很快使其從第17位晉陞為日本第二大造紙企業。” 突出重圍 民辦博物館上下求索 也許國家制定一系列針對民辦博物館有效的政策還需一段時日，但一些民辦博物館已經紛紛走向了自救之路。 大唐西市博物館館長王彬向《收藏投資導刊》記者介紹説，博物館在規劃項目和産品定位的時候，加入了一些産業類以及服務方面的內容。“比如，我們設計了一個‘絲路百工體驗展’（百工是西周時期對手工業的一種統稱），觀眾可以參與其中，然後再將自己製作的手工藝品買走，可以説亦展亦演亦銷；在服務設施方面，我們設立了接待各種會務的場所，將來也會辦一些講座和演藝；根據唐文化的主題，還會開發一些衍生産品。比如，開發把傳統文化和現代高科技結合在一起的熱敏體溫測量器，古代錢幣樣式的隨身碟等，這些都拓寬了博物館的收入來源。” 此次上海世博會的18個企業館中，唯一的台資展館——震旦企業館，位於世博會園區的浦西區,總投資1億元,佔地3000平方米。它的創辦人——台灣企業家陳永泰多年來致力於精品玉器的收藏，記者了解到，藏品數量已高達4000多件。陳永泰為自己的藏品在上海申請註冊了民辦博物館。震旦企業館副館長譚白絹介紹説，博物館採用了歐美基金會的運作模式，取得了良性迴圈，“由於博物館的運作已經比較成熟，加之我們和上海博物館以及台北故宮均有長期的合作，因此，和這兩家博物館之間的藏品借展都沒有問題。另外，除了博物館的展覽運營，我們還會有一批人專門從事文創工作。”譚白絹透露，明年年初，上海震旦藝術博物館將由原先的一層擴充至六層。 發稿前，《收藏投資導刊》收到了“全國民辦博物館藏品博覽會”組委會發來的“2010民辦博物館發展論壇”中的《西安宣言》，宣言表示“民辦博物館致力於報答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慷慨賜予，致力於回饋社會，致力於將分散秘傳的個人收藏，轉化為全民共用的博物館館藏。”與此同時，又悉，一個建築群落總面積約20萬平方米的大型民辦晉商博物館在北京剛一開館就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4月23日，民辦博物館的又一利好消息傳來，中國博物館學會民辦博物館專業委員會在京成立。專業委員會旨在準入制度、扶持政策、管理運作和社會作用等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進一步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文化遺産保護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積極性。希冀在政策支援、社會關心和民辦博物館自身發展的共同推動下，種種不利因素終將慢慢消退，而我們的私人收藏也能被越來越多的民眾所共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