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少年時代開始,我就有一種自我審視的習慣,或許這種習慣會帶來某種矛盾性。回想我藝術的歷程,應該説自牧民的獨生子開始,一直到90年代,我的藝術表達了一種憂鬱,或者説一種普遍的人性的痛苦的東西,甚至是悲劇性的。我想這産生於我的幼年時代對這個社會最初的感知,那個時代由階段劃分製造了一種人為的不平等。我比較深切地感受到,由此帶來的關於人性的種種畸形存在,還有一點是關於生活的非理性和野蠻所共同造成的那種普遍的品質低下和痛苦。
我反感東方文明中那種不加價值評判的極權與專制,這一切最終會從生活的末端,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痛苦和歡樂以及作為人的處境中反饋出來。那麼藝術家所做的事情,正是從這末端來感受到那初端的東西。
在東方思想中,我最不讚賞的是“陰陽之道”,尤其他在人格方面的表現。或許這種意識已經成為整個民族生活最深層的處世意識,讓人渾然不覺,以往那些先哲們的思想,都會用這種方式接納和運用,那麼他們就成為另外一回事了。
孔子,作為教育家是完美無缺的,尤其他生在兩千多年前那麼早,他建立了一個似乎完美無缺的道德標準。但遺憾的是,在這所有關係中,他把權力放在了頂端,在我看來,這會産生一種無法調解的記憶體的矛盾性。一個聲音在説:道德是至高無上的;還有一個聲音在説:權力是至高無上的。然而權力是強制的、強力的,在我們身邊可以看到無數因權力而墮落的例子。而道德是軟弱無力的。
坐著的人體 1988 65.5×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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