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到1983年,我剛從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畢業,這個時期可以説是一個充滿熱情和探究力的時期。我在蒙古草原做了一個流浪式的素描寫生,創作了大量的素描作品,這種方式很快使我的目光銳利起來,技巧不斷地走向成熟。這種努力所起的作用是:我的技巧比較迅速地接近我所感覺到的事物和它的複雜性。
其中有一張素描總是讓我不能忘懷,它似乎擊中了某種要害。我用這張素描作了一張油畫,就是《牧民的兒子》。我為這個素材和印象所吸引。這幅構圖是極其簡練的,人物在構圖中有一種壓迫感——向前的壓迫感,好像能感覺到這個少年的呼吸和他性格中的突破力,這讓我避免了直接寫生的結果。素描寫生獲得了事物非常精確、單純的印象,我曾想過如果這張畫是完全直接寫生的産物,比如説直接畫成油畫的話,我相信那有可能成為一個僅僅是現場性的,而不會有純粹的廣義印象的東西。當我把一個素描畫下來,然後憑印象重新做這幅油畫的時候,我相信已經獲得了對草原遊牧生活的總體的印象,而當我隨後把這種印象這幅素描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便獲得了一種心理方面的認可和流露,這和直接面對自然的寫生的心理空間是不同的,這也是我經常以素描的方式獲得素材,然後進行創作,獲得更加強烈的心理印象的一種最初的試驗。
牧民的兒子 1983 20×30cm
呼哥 1986 37×5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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