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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聯動“截污” 一泓清水入黃河
汾河新一輪治水,山西連續三年開展執法檢查；汾河入黃口廟前村斷面水質累計17個月退出劣Ⅴ類
汾河，三晉大地的母親河，黃河的第二大支流。今年是山西啟動新一輪汾河治水的第三個年頭。
三年前，習近平總書記于2017年6月在山西考察時強調：“一定要高度重視汾河的生態環境保護，讓這條山西的母親河水量豐起來、水質好起來、風光美起來”。
新一輪汾河治水隨後啟動。三年已過，汾河的水清了沒有？水量豐了沒有？風光美了沒有？9月21日至25日，中華環保世紀行2020宣傳活動採訪團從汾河源頭山西寧武縣管涔山雷鳴寺泉沿河而下，一路到達汾河入黃口，探訪汾河是否實現了一泓清水入黃河。
創制性立法
中華環保世紀行2020宣傳活動啟動前，太原理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部分師生，剛參加完該學院組織的行走汾河活動，同樣從源頭，一路來到入黃口。該學院教授袁進説，師生們有一個共同感受，“不少人覺得就像逛公園一樣，沿線的重點工程，比如濕地公園，很美。跟2017年之前相比，汾河確實大變樣了。”
“中流軋軋櫓聲清，沙際紛紛雁行起。”明代詩人張頤的詩句，描繪了當年古晉陽八景之一“汾河晚渡”的勝景。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口急劇增長，汾河流域出現水量減少、水土流失等問題。一些千古名泉面臨斷流危險。工業排污、地下水超採、煤炭大規模開發等讓汾河不堪重負，最嚴重時幹流全線近70%為劣Ⅴ類水質，以汾河支流磁窯河為例，國考斷面主要污染物曾經超標高達數百倍。
近年來，山西曾數次大力度治理汾河，但由於汾河河道徑流中，天然徑流佔比不足10%，城鎮、農村生活污水和工業企業廢水佔比高達90%以上，污染排放量大是造成汾河水質改善不明顯的現實原因。同時，協同治理能力不強也是造成汾河水污染防治整體成效不大的重要因素。
新一輪汾河治水該怎麼辦？袁進是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委員，他記得很清楚，2017年，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態修復與保護條例》，對汾河流域內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責任、流域生態修復與保護規劃及産業政策、河流源頭和泉源修復保護制度等作出具體規定。這部《條例》屬創制性立法，雖然各地關於水、河道、環境、生態等有不少法律法規，但針對一個完整流域的生態修復保護進行立法，在全國是屬於前列的。
一年後，2018年9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印發《以汾河為重點的“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修復總體方案》，山西開啟汾河的生態化、全流域、系統性治理新探索。
“流域治理基礎制度建設和法律保障非常重要。”袁進説，《條例》和《方案》對於整個流域各級政府的職責有了更加明確的法律要求，對於沿線企業和各類開發活動有了更明確的規定。
治汾先治污
在太原市汾河景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張平國看來，水量豐起來，水質好起來，風光美起來，其中最迫切的是讓水質好起來，“影響汾河水質的最大問題就是‘截污’，如何防止污水入河”。
汾河新一輪治水啟動後，太原將“截污”作為重點任務，實施了城市污水治理、農業污水治理、工業企業廢水深度治理、排污口資訊管理等六項工程。太原市生態環境局副局長許德茂説，其中，排污口資訊管理共對太原市近千個排污口實施了整治，“從2017年750個排污口，到現在剩餘428個排污口，分類處置，該堵的堵、該封的封、該治的治，現在入河排污口全部實現達標排放”。
據介紹，精準“截污”後，今年6月底，汾河流域國考斷面水體全面退出劣Ⅴ類，特別是曾因水質超標被約談的國考溫南社出境斷面，水質改善明顯，由劣V類改善為Ⅲ至Ⅳ類。
太原市城鄉管理局局長張建偉記得，國考溫南社出境斷面的第一個達標日是5月16日，此前一天，即5月15日，汾東污水處理廠開始運作，“5月15日，污水處理廠進行調試，截住生活污水。第二天下午，國考溫南社出境斷面水質就達標了”。
地處汾河側畔的靈石縣等沿河市縣，也採取了相同的“截污”行動。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源頭治污問題，不讓一滴未經處理的污水直排入汾河。”靈石縣常務副縣長籍永利説，與工業污水治理相比，該縣生活污水治理有歷史“欠賬”。“十三五”至今四年多來，財政累計投入超過10億元，其中的“大頭”就花在了污水處理廠的建設中，全縣建成2個城市污水處理廠、8個鄉鎮污水處理廠、14座農村污水處理站和17個農村污水收集池，形成了“戶戶接通官網，污水集中處理”模式。
晉中市生態環境局靈石分局局長李建富説，四年多斥資10億余元治水，效果明顯，目前，靈石縣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和農村生活污水處理站出水水質全部達到地表水Ⅴ類標準，工業企業外排廢水達到地表水Ⅲ類標準，“現在的水質穩定達標，能養魚，以前不可能”。
貫穿上下游的“截污”，帶來了汾河水質的轉變。
9月25日，汾河入黃口廟前村斷面水質自動監測站內，8組線上監測設備實時檢測汾河的水溫、溶解氧、pH、濁度等11項指標。“廟前村國考斷面是汾河水質的一面鏡子。”運城市水務局汾河站站長武新朝對新京報記者説，從2019年4月至今，汾河入黃口廟前村斷面的水質，已經累計17個月退出劣Ⅴ類，正在實現一泓清水入黃河。
治水思路的轉變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山西廣播電視臺主播李桂琴提交了《關於加強山西省黃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建議》。
她認為，水土流失問題是汾河流域、黃河流域難啃的硬骨頭。比如呂梁山區，長期以來，由於過度耕作和資源開採，導致這一區域林草植被損壞、土地肥力不足、水土流失嚴重，農民廣種薄收。2018年，全國糧食單産為375公斤/畝，山西為293公斤/畝，排名第28位。
破解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問題，被汾河沿線各市縣列為重要任務。
寧武縣管涔山，汾河的源頭，古稱“汾源靈沼”，自古有靈山秀水之美譽，地下蘊藏著豐厚的煤炭資源。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煤炭過度開採和亂砍濫伐，導致汾河源頭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直至山體殘破、河源污濁。當地百姓曾經編了段順口溜：“雨季過洪水，旱季沒流水，平時流污水。”
據不完全統計，寧武境內的大小煤礦曾一度達到200多座，全縣95%的財政收入和煤炭有關。寧武縣東寨鎮人大主席楊超軍説，煤炭産業曾對汾河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影響，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水量減少了10%至20%，尤其枯水期，水量減少更為明顯。
新一輪汾河治水啟動後，寧武縣將“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作為汾河“凈源”的突破口，2018年投資4500萬元，進行了汾河源頭水土保持生態及河道治理工程；2019年，開工總投資80495萬元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修復保護項目。
位於汾河上游、呂梁山東脈的靜樂縣，有著“汾河之腎”的美稱。但由於地形地貌複雜，降雨量小，溝壑縱橫，生態環境非常脆弱。
“原來一下雨，河水就變成了黃色的渾水，泥沙俱下，從山上衝下來流到了汾河裏。”靜樂縣濕地公園主任徐文玉回憶。
靜樂縣縣委副書記宣文曉也表示，“水土流失嚴重，雨水少了，莊稼長不出來，雨水多了，土又流走了”。水土流失還對水量造成了嚴重影響，慶魯溝的歷史最低水流量，曾經每秒只有1到2立方米。
2014年起，汾河川國家濕地公園項目、慶魯溝生態保護修復工程項目先後開工。靜樂縣希望通過項目實施，發揮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的效應，提升河水自凈功能，深度凈化水體，有效維護汾河上游生態平衡，減輕汾河中上游及黃河生態安全保護壓力。
目前，汾河川國家濕地公園項目已恢復濕地植被2000畝。慶魯溝共8個村，8個村的荒山全部造林綠化，其中6個村整村搬遷後，耕地全部退耕還林，森林覆蓋率由3.5%提高到50%以上。
徐文玉説，隨著汾河川國家濕地公園的建設進度，生態環境有了明顯改變，靜樂縣與寧武縣接壤的斷面水質，已由原來的地表Ⅲ類提高到地表Ⅱ類；今年的水流量已經達到29.6立方米/秒，比去年增加了3立方米/秒。
汾河入黃口廟前村斷面的檢測數據也顯示，汾河全線推進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豐富了汾河的水量，“2017年之前，有時會斷流，沒有水。2017年以來，水量一直保持在15立方米/秒以上，特別是今年，水量達到了27立方米/秒，我們很滿足。”武新朝説。
更直觀的變化是汾河沿線風光。徐文玉説，汾河川國家濕地公園已經瞄準“太原後花園”的定位，發展生態休閒旅遊，“濕地公園現在已經成為鳥類樂園，原來，天鵝對於靜樂縣來説只是個傳説。今年2月9日，白天鵝飛到了濕地公園，待了一個月。”
寧武縣副縣長張國偉認為，2017年以來推進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意味著汾河治水思路的轉變。
“原來強調大工程、大建設，以人為干預為主，比如單純的造林。現在強調的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採用貼近自然、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形式，適合什麼種什麼，適合什麼做什麼，宜草則草、宜灌則灌、宜林則林。”他説，在新一輪汾河治水過程中，寧武縣會考慮很多細節問題，每一座山、每一條溝、每一個河道怎麼建？人與自然的關係怎麼協調？生物多樣性如何體現？
比如河道，原來的河壩多采用水泥、石頭等建成的硬質壩體，防洪防汛作用突出，可硬質壩體容易隔離水生物和陸地生物，割裂了生物之間的聯繫。所以換上了“加裝”生物毯的生態堤壩；還有景觀路面，原來多采用彩色路面，但研究發現，色彩鮮艷的彩色路面擋住了動物，動物會害怕，不敢過，因此，現在的景觀路面採用的是瀝青路面。“表面看起來，瀝青路面沒有彩色路面漂亮，但是這種改變有利於生物多樣性。”張國偉説，橋涵、公路現在也做了特殊設計，挖有類似“狗洞”的通道，“這並不是特意為犬類設計的，而是為生物遷徙留出途徑”。
現在植樹造林與以往也有區別，會考慮動物食譜。“寧武縣是山西省鳥褐馬雞的重要棲息地，因此，植樹造林過程中會考慮褐馬雞吃什麼。寧武縣還是金錢豹的活動區，金錢豹要吃野兔野雞，也要考慮野兔野雞吃什麼。”
環境與經濟的“平衡點”
寧武縣和靜樂縣都曾是山西深度貧困縣，也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雖已脫貧摘帽，但統籌好生態保護和脫貧攻堅，仍然是當地發展面臨的課題。
寧武縣累計關停取締汾河干流兩側3公里範圍內各類企業511個，整合大中型煤礦17座，重點保護區域全部退出了煤炭等礦山資源開採。這對曾以煤炭作為支柱産業的寧武來説，經濟發展受到了影響。張國偉説，良好的生態環境造就了地方特色産業，當地優化改造的沙棘林帶動相關産業，定點供應給北京餐飲連鎖企業。依靠養殖業、種植業，實現脫貧摘帽。
宣文曉説，靜樂縣在脫貧攻堅工程中，生態扶貧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實施退耕還林脫貧一批、生態治理脫貧一批、生態管護脫貧一批、經濟林提速增效脫貧一批，全縣生態扶貧受益貧困人口累計達到15635人，全縣近三分之一的貧困人口通過生態建設實現增收致富。將來計劃在村裏成立專門的旅遊合作社，把農民變成旅遊産業的服務員、小老闆。
村民李全全就是生態管護脫貧中的一員。之前，他的收入來源只有種地。汾河川國家濕地公園建成後，他和靜樂縣的30個貧困戶當上了濕地巡護員，每天騎著電瓶車巡林，為家庭每年增加過萬的收入。他説，未來預計收入還會增加，退耕還林後，他原來的地種上了沙棘、杏樹、桃樹，現在還沒到結果期。
靈石縣是山西的縣域經濟十強縣，但支柱産業為煤焦鋁電等高耗能傳統産業。籍永利坦言，産業結構決定了靈石縣面臨巨大的環保壓力，“先天條件如此，這就表明，別人用10分的力，我們必須用100分的力才能有所收效。”
這幾年，靈石縣也致力於轉型發展，發展新型産業。“發展新型産業的同時，傳統産業也要革新。雖然是傳統産業，也要用現代裝備和現代化管理。”她説，現在對企業排放提出了越來越嚴格的要求，超低排放，“我們工業的用電量是持續增加的，大工業的用電量去年比前年增加了20%。但是增加的這部分，企業是不是全部增加在擴大生産上了？不是，一部分就是用在了環保上，增加環保設施，使排放量能達到最佳標準。”
她認為，經濟、環境協調發展，其實就是三大支撐能不能支撐起來。“第一個支撐，認識上的支撐，全民環保意識的提升，不僅僅依靠行政推動；第二個支撐，財力支撐；第三個支撐，技術支撐。辛苦不怕，資金投入想辦法去籌也不怕，最怕的是找不清楚成因，比如大氣污染的成因、臭氧的成因是什麼？”
李建富也表示，“以靈石來説，這兩年環保投入在山西縣級層面很大，水污染防治投資10個億，大氣投資10個億，工業企業投資50個億，但是並沒有影響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稅收收入平穩上升。”
“經濟和環境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李建富舉例説，2018年以來啟動的靈石縣煤炭“公轉鐵”(公路轉鐵路)項目，“煤炭運輸原來都是開放式的、露天的，‘公轉鐵’項目實施後，站臺全封閉，遏制了揚塵等污染問題，企業因此可以滿負荷生産，經濟和環境相輔相成”。
連續三年的執法檢查
2018年以來，作為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委員，袁進每年都會做一件事情——參加《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態修復與保護條例》執法檢查。他記得，《條例》2017年審議通過後，2018年，山西省省人大常委會啟動了三年連續執法檢查計劃，每年確定一到兩個主題，把上年發現的問題作為下年檢查的重點，推動汾河治理硬指標硬任務完成。
其實，《條例》執法檢查工作在計劃制定之初，曾有過不同的聲音，有人提出，“《條例》剛剛實施一年，相關體制機制建立不久，各項工程才相繼開工建設，汾河治理的效果還未顯現，在此時就開展執法檢查是否為時過早？”
對此，山西省人大常委會認為，立法之後不能束之高閣，汾河生態保護工作刻不容緩。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郭迎光曾表示，“汾河水量一日不豐、水質一日不好、風光一日不美，就絕不收兵。”
執法檢查過程中，經常召開座談會，“曬”出發現的問題。2018年4月，在臨汾召開的座談會上，帶隊檢查的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高衛東談到，在汾河干流洪洞段泄洪槽見到的“黑臭水體”，“一邊是為了美化城市景觀修建的環境優美的沿河濕地公園，一邊卻是汾河干流臭氣熏天、污水濤濤，這樣的景象讓人很不舒服！”
在省人大常委會的帶動下，沿汾河的市縣人大也行動起來。今年7月15日、16日，由太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馮原平帶隊的執法檢查組，赴太原市晉源區、古交市、清徐縣，對《條例》實施情況開展了執法檢查。檢查組肯定了成績，同時就存在的雨污分流還不夠徹底、水質達標還不夠穩定、部分農村生活污水處理還不夠規範等問題提出了整改要求。
山西省人大常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連續三年的執法檢查，有力促進了污染防治、河湖長制的推行、水源地的保護力度等，特別是河湖長制，截至2020年，汾河流域內已落實各級河長6398名，河長制正在從“有名”向“有實”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