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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多年的“週末2．5天”，似乎有加速落地之勢。相關的討論也在不斷“碰撞”，有人擔心增加休假時間會給企業增加負擔，有人質疑彈性作息是否與現行勞動法規相悖，有人思考這一制度會否僅僅“看上去很美”……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我國多地推行2．5天週末，2．5天休假模式也有望在全國實施。那麼我們古人們有沒有週末，他們又有怎樣的休假制度呢？
西漢： 政府官員五日得一“休沐”
古代官員的正式休假約始自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政府官員每工作五天可以回家休息沐浴一天，稱為“休沐”。唐《初學記》載：“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漢代官員日常辦公和生活必須留居官署，只有在休假時才可拋開政務讀書，閱讀的範圍涵蓋諸子百家經典。漢武帝時將是否通達儒學看作考核提拔官吏的一個重要條件，通過讀書入仕實現崇高政治理想成為漢代儒家讀書人的最高追求，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治的儒家備受皇帝器重。除了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漢代官員閒時爭相閱讀的則是一本《孝經》。據《太平禦覽》載：“故漢制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盡以孝為務也。”蓋因漢以“孝”治天下，政府選官用吏也以“孝廉”來衡量。於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員自然也就將學習孝行寶典《孝經》奉為休假必修課。
唐代 “五日休沐”改為“旬休”
唐代延續漢時的休假制度，劉禹錫曾有詩曰：“五日思歸沐，三春羨眾還。”隨著封建官僚體制的鞏固和完善，唐政府一方面將百官的休假由“五日休沐”改為十日一休的“旬休”，另一方面，動不動就給官員放長假，既有給假七天的元旦、冬至、清明三個“黃金周”，還有給假三天的中秋、夏至、臘日，至於給假一天的節日則多達二十余個。唐代的休假繁多，無疑是官員文士的福音。官員們往往選擇寄情自然，在山水田園中飲酒唱和，吟詩作賦，無形中推動了唐代山水田園詩和散文的發展，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即為唐代山水田園散文的代表。盛唐時期，社會普遍存在著一股好學之風，朝野上下對讀書極為重視。唐太宗常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告誡百官多讀史書，晚年任大唐組織部長的大文學家韓愈也説“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而中唐時代以敢於進諫出名的陽誠因家貧無書讀便去做了抄書吏，偷偷讀官書，晝夜不出門，“經六年，乃無所不通”，則堪稱官員讀書的“勵志哥”。
宋代：休假制度更為完善
宋代的休假制度更為完善。法定的春節、元宵各放七天，加起來接近半個月，緊接著是為紀念趙氏先祖的兩個國忌日各放三天，然後是冬至放假七天，旋即又遇天慶節放假七天，這樣前前後後長達一個多月的春假就誕生了。地方公務加上年終“封印”停止辦公的特殊福利，一年下來竟然可以帶薪休假一百二十多天。宋代君臣假期讀書之風氛圍濃厚，宋太宗和真宗尤愛讀史書，史載“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為樂”，真宗“聽政之暇，唯文史是樂”。至於一代名相趙普、范仲淹等，則更是勤學苦讀的典範。元人脫脫所著《宋史》對宋代官員的讀書之風給予了高度評價：“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宋代官員不僅喜歡讀書，有的也將自己為官理政的經驗寫成書公開出版，如南宋司法幹部宋慈撰寫的《洗冤集錄》可謂中國法醫學的里程碑之作。但宋代過多的節假，不免使得官員隊伍渙散，影響工作效率。為此龍圖閣學士包拯專門給宋仁宗上了道奏折，建議中央削減七天長假，同時要求官員在休假期間熟讀經典，體察民生。
明代：取消“旬休”制度
明代較之前朝逐漸減少乃至取消了“旬休”制度，官員的全年休假壓縮至五十多天，唯有一個特殊群體庶吉士不受影響。庶吉士負責為皇帝起草詔書講解經籍，是大明內閣輔臣的重要來源之一，可享受“五天一沐”的古假。永樂時期明成祖朱棣將元宵放假增至十天，官員可休養生息不奏朝事，民間的放燈飲酒作樂也不干涉，以此“永為定例”。明代統治者重視教育文化事業，圖書作為知識的載體，格外受帝王的青睞。朱元璋時期免除了書籍稅，朱棣亦指出：“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永樂四年朱棣動用文人儒臣三千余人，集古今圖書八千余種，歷時六年編成11095冊、3．7億字的《永樂大典》，堪稱中華文化一大貢獻。在統治者的大力倡導下，明代刻書業發達，書市繁榮，尤以帝京雲集天下書商，書市之大，書籍之全，他處無一可比。而明代官員亦以淘書、刻書為官員休假之一樂，舉凡科舉考試上榜者“必有一部刻稿”。明代雖然節假減少，但官員士大夫休假期間的社會交往頻繁，這種社會交往又常常與讀書講學，諷議時政相關。官員因政治立場觀點而群聚縱談，品評人物，裁量政治是非，於是形成一定的社會和政治輿論，這種輿論由於是眾人共同商議討論的結果，能對朝政施以影響，是以稱之為“清議”或者“公議”。萬曆年間，以顧憲成為精神領袖的一些文官經常利用休假在無錫東林書院讀書講學，議論時政。顧憲成為東林書院題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朝士有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
清代：冬至、元旦、元宵三個節假連綴
清代的休假制度在承襲明代的基礎上，以封印休假的方式將冬至、元旦、元宵三個節假連綴，前後也有一個月時間。每至封印之日，京城前門一帶“萬騎齊發，擁擠非常，園館居樓，均無隙地矣”。官員往往借假日相邀而聚，以詩會友，品評文章。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地方縣令皆流行玩一種名曰曲水流觴的高雅遊戲。一群人圍坐水渠兩旁，在上流放置盛酒的杯子，酒杯順流而下，停在誰的面前，誰就取杯即興賦詩飲酒。和珅蒙寵時就特意將自家宅院一處亭子開渠作此遊戲用。隨著新航路開闢，歐洲主要國家頻頻向東方派出使團和傳教士，一些具有開明意識的清朝官員大量蒐集閱讀西方書籍，了解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歷史地理。在這方面，康熙皇帝無疑作出了表率。他對西方的算學、地理、光學等自然科學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下令將《幾何原理》譯成滿漢文字發給官員學習。及至甲午一役，清朝的官員們終於從虛驕的醉夢中驚醒。於是士林爭講西學，官吏競言新法成為政界的新常態。官員們在政務之餘又多了一項內容——讀書開會。當其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士人發起的強學會、保國會等新式學會，以學術為手段，主張新法，倡言變革。康有為“日出與士大夫講辯，並告與開會之故，明者日眾”。沈增植、李鴻藻、翁同龢、袁世凱、張之洞等朝中大員皆予支援。《申報》載“康有為倡設保國會結黨三百數十人，皆係宦途”，足見官員入會之多。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新式學會接受西方七日一星期及星期日休假之習慣，一般選擇在星期日開展讀書閱報和講學活動等事務，反倒成為中國採行此一休假習慣的推動者。如湖南長沙由譚嗣同、熊希齡發起的南學會負責聯絡全省官紳讀書講學，每七日集會演講一次，每集會聽者數千人，“專以開浚知識，恢張能力，拓充公益為主”。
總的説來，中國古代官員的休假制度始自漢代，唐宋時期最為繁盛寬鬆，至明清之際官方逐漸收緊休假政策。這既與國家政權隨著社會發展對社會事務治理的承載日趨沉重相關，又是專制皇權下嚴格控制官吏的形勢使然。而官員們在休假期間的普遍讀書習慣，熟讀典籍，體察民情，調養身體，則是一個悠久的良性傳統。
資料來源：學習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