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

王曉莉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教授

黨的二十大報告圍繞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條主線，提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産黨的使命任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遵循了現代化的一般規律，更走出了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之一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它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認識新突破，在更高層次上拓展了人類現代化的道路選擇，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西方式現代化是控制和征服自然，人與自然形成對立並逐漸走向失衡的模式，有其內在的歷史局限性。習近平同志曾講，“18世紀出現了蒸汽機等重大發明，成就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社會現代化歷程。”蒸汽機等重大發明帶來了生産力的變革，進而提高了製造業生産率，也變革了陸地與海上的長途運輸，這些變化又帶來了廣泛的城市化、早期的財富增長、國際貿易的增長以及國家領導權的轉移等。它充分展示了人類採用機器大工業對自然的征服，將人類社會帶入了工業文明。隨著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前所未有的提高，它逐漸造成了全球性的環境惡化、資源匱乏和生態危機。

2018年因《增長的極限》轟動一時的羅馬俱樂部推出新作《翻轉極限》，印證了他們在45年前所做的預測，世界增長方式延續傳統工業化老路，帶來了人與自然之間前所未有的緊張對立。書中提出了“空曠世界”和“擁擠世界”兩個模型，以1900年為分水嶺，在“空曠世界”中，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對立但不緊張，西方先發現代化國家通過掠奪五大洲的資源，並以産業結構調整的方式轉移污染來緩解問題。但進入“擁擠世界”後，世界人口由10億增至76億，發展中國家紛紛加入了現代化的浪潮，“大量生産、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模式使人與自然的關係前所未有的緊張。

儘管依靠技術進步、政府干預、市場化手段以及社會參與等，能帶來一些局部改善，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陳學明在《誰是罪魁禍首》一書中，將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追求效率和增值原則，視自然為客體，視人的貪慾為進步和發展的動力。習近平在《之江新語》中就對此提出了深刻認識，“從工業文明開始到現在僅三百多年，人類社會巨大的生産力創造了少數發達國家的西方式現代化，但已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續。”歐洲環境政策研究所（IEEP）和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SEI）的一項研究顯示，到2030年最富有1%人群的每人平均年碳排放量將達到70噸，幾乎是全球每人平均年碳排放量2.3噸的30倍。

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有我們的制度優勢、理論優勢、文化優勢和後發優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産資料所有制是公有制為主體，發展生産力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這與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與自然對立的資本主義制度有本質區別。此外，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成為凝聚各界共識的最大優勢所在，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這與西方停留在部門和公民社會層面的“替代性方案”有著根本不同。

西方各類綠色思潮，始終在“自然”與“人類”的關係問題上各執一端，易脫離歷史背景、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等抽象地、碎片化地談論生態危機及解決方案。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從生態價值、生態生産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我國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如何把生態優勢轉變為發展優勢，為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指明瞭目標方向、提供了行動指南、繪就了實現路徑。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沒有明確的主客體區分，認為人與非人萬物處於一個連續譜係之中，“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人絕非超越于自然之上。相信存在一種整體性的秩序，人道與天道是內在一致的，“萬物皆是一理”。儒家強調“存天理，滅人欲”，但不是勸誡人們無所作為，而是“讚天地之化育”，主張以“弘道”的方式張揚人的主體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大不同於西方人之征服自然、永不知足地追求財富增長。

以生態學、系統論、資訊論、耗散結構理論、混沌理論、複雜性理論等新興學科為代表的科技轉向正在成為現實，新科技不再把自然當作征服對象，而是當作對話夥伴，力求在理解自然的前提下調適兩者間的動態平衡關係。我們正迎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同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匯期，能夠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中直接引進一些先進的治理理念和技術，如深層生態學、可持續發展、景觀恢復等理念，又如垃圾處理技術、長期能源技術、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碳捕獲和儲存技術等。

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歷經曲折探索，不斷發現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逐步走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特色。改革開放後的短短30多年，中國從低收入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乃至幾百年才完成的經濟崛起之路。2012年，第二産業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被第三産業追平，城鎮化率達到52.57%。簡言之，黨的十八大前後，我國傳統産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生産力發展到達了質變的拐點，傳統工業化和城鎮化目標基本實現。與之相伴的還有另一個“拐點”，即衡量人民群眾滿意度或幸福感的指數拐點。2013年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人民群眾不是對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速度不滿，而是對生態環境不好有更多不滿”“生態環境在群眾生活幸福指數中的地位必然會不斷凸顯”。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態文明建設，在較短時間內推動生態環境保護髮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

能源結構方面。煤炭消費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由68.5%下降到2021年的56%，非化石能源消費佔比提高了6.9個百分點，達到16.6%。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增長了2.1倍，突破了10億千瓦，風、光、水、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都是穩居世界第一。掌握第三代核電技術、建立第四代核電站，核能發電量世界第二。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的滿意度超過了90%。

産業結構方面。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5%的經濟增長，能耗強度累計下降了26.2%，是全球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相當於少用14億噸的標準煤，少排放29.4億噸的二氧化碳。淘汰落後和化解過剩産能鋼鐵3億噸、水泥4億噸、平板玻璃1.5億噸重量箱。10.3億千瓦煤電機組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6.3億噸粗鋼産能目前正在或者已經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穩居世界第一。

污染治理方面。2021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比2015年下降了34.8%，全國地表水I—III類斷面比例達到了84.9%，接近發達國家水準。土壤污染風險得到有效管控，出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實施了禁止洋垃圾入境。自然保護地面積佔全國陸域國土面積達到18%，300多種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野外種群得到恢復。

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承諾將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最高的碳排放強度降幅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十年來，碳排放強度下降34.4%。森林面積增長7.1%，達到2.27億公頃。森林碳匯增長7.3%，達到每年8.39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相當於抵銷了我國一年的汽車碳排放量。啟動了全球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場。

把握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內在要求，推進高品質發展。我們還需清醒地認識到，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實踐探索和理論邏輯尚處於探索階段，有關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革命帶來生産力的綠色變革的看法尚未形成共識，工業文明行將結束的判斷遠未得到政治家、科學家及民眾的廣泛認同，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發展任務艱巨，時間窗口偏緊，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仍面臨不少風險挑戰。

需進一步處理好發展與減排的關係。從産業和能源結構看，能源、鋼鐵、石化等工業和難減排行業的綠色轉型進展較慢且代價較高，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改變，解決新能源大規模並網運作面臨較大挑戰，綠色低碳技術存在“卡脖子”問題，仍需在綠色科技、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標準等綠色政策體系上持續發力。從人口結構來看，需要化解需求側“未富先老”、中等收入群體佔比仍然過小，而供給側傳統生産要素的比較優勢不再、可能過早“去工業化”的風險。從結構轉型的推進時序與實現機制來看，需要把握短期經濟波動、中期商業週期和長期結構轉型的關係，在結構轉型期間妥善解決好社會不平等問題，處理好目標設定與實現機制的關係問題，把握好降碳的節奏和力度。

需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係。儘管市場的主體作用有了較大發展，但政府仍佔據主導地位，行政主導機制發揮重要作用，個別地區存在發展路徑依賴，搞“運動式減碳”。隨著重心由治污轉向降碳，有效市場的作用更加重要，包括基於行政主導的委託—外包機制、多元博弈機制等，尤其是在生態修復、碳排放交易等領域。要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環境，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遏制“政績衝動”。此外，公眾參與的價值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他們在生態系統保護、綠色生活方式轉型等方面的作用愈加重要。要夯實參與的制度基礎，推動環境教育立法，建立綠色消費保障體系，優化黨建引領路徑，推進機關、學校、社區綠色轉型，加強資訊披露、支援公眾參與監管。

需進一步處理好城市與鄉村的關係。迄今為止，以綠色方式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城鎮化依然是人類社會尚未真正完成的發展事業，況且中國所推進的又是人類歷史上人口規模最大的現代化。關於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模式仍存較大爭議，農民仍面臨“增産不增收”的困境，人口在城鄉間的單向流動趨勢仍在持續。需將城市更新、部分城市率先實現碳中和目標作為綠色城鎮化的重要戰略抓手，跳出傳統工業化思維對現有城市和老舊城區進行綠色化改造。立足縣域推動新增城鎮人口的綠色城鎮化。關注鄉村的生態價值和文化功能，將數字技術融入農産品價值鏈中，吸引年輕人返鄉，推動綠色鄉村振興。需進一步推進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綠色轉型，推動農機節能減排，優化農村用能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