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微網志
參與投稿
作者：范玉剛 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導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黨的十九大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作出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為黨和國家的一種戰略安排，文化強國建設要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總體進程中發揮價值先導和目標引領作用，而且建成文化強國又有著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目標指向和重要意義，從而使中國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典範——具有更廣輻射性和普遍性而著眼于全人類解放和福祉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基於筆者的觀察和思考，隨著文化強國戰略的深入實施，當前有的人對文化強國建設理念、目標和價值訴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認知誤區。厘清這些認知誤區，不僅有助於文化強國建設實踐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在調動全社會力量中形成思想共識，還可以切實保障文化強國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中發揮重要作用。
文化強國建設理念：重心應落在增強文化價值感召力上
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既是黨和國家的戰略部署，也是民心所向和社會共識。那麼在實踐中，所謂文化強國到底是指文化繁榮興盛與文化價值感召力強大的國家，還是以文化産業發達來賦能國家使之強大？文化強國建設的重心是應落在價值感召力的強大上，還是文化産業的發達上？厘清文化強國建設理念上存在的認知誤區，有助於動員全社會力量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在合力形成文化繁榮興盛、文藝大師大作不斷涌現的新發展格局中煥發強大的文化價值感召力，使中國成為以社會性成長崛起的世界大國典範。
第一，對文化強國理念的認知直接影響建設路徑的選擇。文化強國建設認知上的偏頗不僅關乎對待文化的態度（目的與手段之別），更關涉文化強國建設的思路和路徑選擇，甚至有可能在實踐中把文化強國建設引向歧路，引導文化強國建設過度倚重文化的外向度力量，過於追求文化産業經濟價值的積累與擴張，而忽視文化內向度價值感召力的增強與對精神文明的引領作用。這不僅有可能誤導文化強國建設偏離社會主義文明的價值追求，還有可能使其背離五千年未曾中斷的中華文明賡續的價值底蘊。對於此認知誤區，需要在實踐中高度警惕。
第二，對文化強國建設理念的認知誤區，還會影響到對文化強國中“文化”與“強國”之間關係的理解。在筆者看來，文化強國中的“文化”既是修飾詞也是目的，而且富含本體論價值，是指要以中華文化繁榮興盛為目的而非單純文化産業的發達來指徵中國的強大，它意味著中國的強大乃是一種文化精神或文明的偉大，最終一定體現在中華文化的價值感召力與廣泛的國際認同感上，其重心落在內向度的文明價值，而不是所謂外向度的文化産業力量上。惟此，建成文化強國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文化由對世界進步的貢獻者向人類文明躍升的引領者的角色轉變。
為此，應抓住機遇、乘勢而上，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一是引領文化強國建設注重價值創新、社會福祉和人民的文化權益保障。文化是國際交往、民心相通和實現價值共用的基礎，以藝通心，更易溝通世界，文化認同意味著對人心的俘獲。在整合全社會力量中通過把文化發展與文明創造關聯起來，引導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不僅注重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積累，而且更加注重全民族文明素質的提升，從而訴諸於一種能夠贏得國際社會廣泛尊重和認同的社會性成長，這是中國文明型崛起的路徑選擇。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積極倡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這一文化理念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和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
二是文化強國建設應始終注重文化價值感召力和文明價值的普遍性表達，及其對世界文化發展方向的引領。一方面，立足世界秩序更疊，從中國的現代性視域和中國現代化訴求目標來看，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應把重心落在加強文化價值的道德感召力上，力求以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社會文明程度新提高。對內不斷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對外有效增強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輻射力，從而在世界舞臺上形成中華文化強大的價值感召力。立足新時代新方位，中國訴求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既不是曾經歷史上某種輝煌的迴響，也不同於現實中張揚外向度力量的美國文化霸權。究其文化産業的時代使命擔當，其與文化強國的內在關聯也必然要求把重心落在文化傳承、價值傳播與文化創新上，這使得文化産業成為思想價值創新的蓄水池，在形成社會創新文化導向中發揮積極促進作用。
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是在本體論和形而上的目的層面來理解文化，而不是僅僅把文化作為從屬性的手段和支撐性力量來定位，即通過大力發展文化産業提升國家經濟力量。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和世界現代文明史一再表明，所謂文化強國，一定是以強大的文化價值感召力使一個國家變得偉大從而贏得廣泛尊重和敬意。這種文化價值感召力的強大最終顯現為文化內向度的精神自由，可進一步分解為安放心靈與守護精神家園的社會凝聚力，心儀往之的價值感召力，這是一個民族立基於世的一種內在的蓬勃生命力和不竭的文化創造力的軟實力煥發，從中蘊蓄為一種契合時代語境的強烈精神價值感召力。這種文化價值的強大往往通過國家文化主權戰略來拓展觀念性國家利益，從而以大國力量的社會性成長引領國家崛起。
三是建設文化強國要有能力回應中國文化在人類文明躍升中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構想。這意味著在各種文化力量的強勢競爭中如何以文化自主性和價值感召力有效參與界定世界文化和敘述世界歷史，併為世界文化發展和人類文明躍升提供啟示。這是一個大國崛起特別是建設文化強國所應有的一個民族的根本性抱負和自我期待，旨在明晰中國的文化立場、文化價值坐標與展示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意義。面對波詭雲譎的國際形勢，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不可逆轉的戰略機遇期，建成文化強國意味著具備有效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範圍內文化觀念、文化理論創新與文化思潮策源地的能力，使中國價值和中國追求經由文化傳播得以真正彰顯。
文化強國建設目標：把中華民族帶入文明程度更加發達的文化時代
建成文化強國作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之一，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中發揮著先導和價值引領作用。但在實踐中，有的人對文化強國建設目標是階段性目標還是終極目標，存在一定的認知誤區。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認知誤區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和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定位。
從中央的頂層設計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來看，不能將建成文化強國目標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相割裂。2035年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既是目標訴求，也是一個硬任務。如果缺失一種大歷史視野和大歷史觀，把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目標與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割裂開來，只將之視為一個階段性目標，必然會弱化文化強國之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文明型崛起的重大戰略價值，有可能使中國發展偏離世界主流趨勢與人類文明躍升的大勢。從中國共産黨的初心使命、文化理想追求、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歷史大邏輯與世界秩序的變化特別是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動，以及人類文明正面臨躍升的歷史機緣來看，建成世界體系中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既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過程中的階段性成果，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文明型崛起的終極目標指向。也就是説，建成文化強國不僅關乎2035年遠景目標的實現，關乎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實現，更是中國共産黨長期執政和中華民族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的歷史必然，旨在把中華民族帶入文明程度更加發達的文化時代。
從歷史和現實經驗來看，建成文化強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長期積累和多方力量的合力促進，但目標與時間表的設定是必須的。究其根本，文化強國之“強”應落在文化價值感召力的強大上，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長期培育和積累的結果，一定是內有實力、外有魅力，是文化發展實踐中上下互動、內外聯動的結果。對於崛起的中國而言，文化強國固然要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發揮先導和價值引領作用，但建成文化強國無疑又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目標有著指向性和終極目標的意義，從而有能力使中國成為世界體系中人類文明進步的榜樣和示範，使著眼于全人類解放和福祉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具有更廣輻射性和普遍性。因此，我們必須從歷史與現實相統一的邏輯上，充分理解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目標的豐富性與價值指向性，從階段性目標與終極目標相統一的角度正確認知文化強國建設目標。
這就要求我們：一是正確領會文化強國建設目標指向的複雜性，在實踐中處理好兩個關係。一個是文化發展的多元化格局和一元主導之間的關係；另一個是文化強國與其他強國建設之間的關係。建成文化強國的目標不是自説自話，而是在世界與歷史的比較中建構的，從而體現了“同一與差異”（所謂“同一與差異”，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構思的一個術語，指具有同一凸顯差異，在本文的語境中是指追問世界各文化強國的共同性與差異性何在）的關係。既要追求“共同性”，又要尊重“差異性”，還要考慮文化強國建設目標在不同階段的流動性。任何世界文化強國都是文化包容的結果，所謂“強”更多地表現在文化的包容性發展和公民文化價值的自主表達與精神自由追求方面。因此，在文化強國建設實踐中，鼓勵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發展與建構文化多元發展格局，必須營造文化包容性發展的社會環境。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本身就是文化規律之一，國內文化繁榮興盛離不開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化，以及形成多元文化發展格局。此外，在文化交流互動日益頻繁的當下，堅定文化自信要充分尊重世界文化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源泉，文明之間的交流、借鑒和相互啟發是人類進步的推動力。事實一再表明，文化差異不是世界衝突的根源，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多樣化文化相互尊重、和諧共處的目標指向，是和而不同、兼收並蓄、取長補短、共同發展，而不是衝突對立。國內多元文化發展格局及其文化治理經驗，有利於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有效化解文化價值傳播中遭遇海外文化強勢反彈的困境。同時，我們還要充分認識到，在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中國”的新時代新方位，中華民族要昂首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全球化舞臺展示可信、可親、可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成為全球化舞臺上的高勢能文化和世界主導文化形態之一，必須大力推進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創新，使主流文化價值觀真正發揮引領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顯著提升。
二是正確處理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與健康中國之間的關係，在“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協同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建成文化強國不是孤立的現象和要求，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中處於基礎性、先導性地位，文化強國與其他幾個強國建設之間是一種相互促進、相互支撐的協同發展關係。“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不是某個領域或維度的單兵突進，而是一種相互協同促進。在實踐中，文化發展一定有所附著，需要強有力的支撐和全社會的支援，只有全社會教育水準的普遍提高和全民族的身心健康，才能築牢文化強國堅實的根基。文化強國創造力的煥發和國際競爭力的增強，無不依賴於強大的人才體系支撐，在一定意義上文化強國和人才強國相互促進、互為依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需要在世界體系和國際大迴圈中，在不斷提升創意創新水準和高等教育競爭力方面，全面掌握文化（産業）發展和高等教育的話語權，從而大幅度提升社會生産力，蘊蓄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的堅強力量。
文化強國建設價值訴求：具有更廣輻射性和普遍性且著眼于全人類解放和福祉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
建成文化強國意味著我們在世界體系和歷史敘述中有能力表述自己，是一個國家精神道統與國民文化身份認同的完成，即在國家層面建構完善的意識形態和精神信仰體系，向世界宣告中國走出了一條有別於既成世界大國“國強必霸”的文明型崛起之路。無疑，文化強國建設有著強烈的價值訴求。當代文化強國建設是訴求“中華文明的特色論”，還是追求“人類文明的普遍論”？當前，有的人對文化強國建設的價值訴求還存在一定的認知誤區。主要表現為以“特色論”來理解和定位當代文化強國建設，使建成文化強國止步于彰顯中華文明的特殊形態，從而矮化了當代中國文化強國建設的文明高度。
這就需要：一是牢牢掌握對“文化強國”內涵的闡釋權和話語權。建成文化強國必須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文化強國的標準和評價體系不是抽象的、一成不變的，在世界舞臺上的文化競爭和價值觀交鋒中，必須對“文化強國”內涵的闡釋權和話語權牢牢掌握。其實，這個話題本身就是建成文化強國的應有之義。歷史和實踐一再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照搬外國模式、跟在他人後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靈魂和底蘊。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始終遵循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行動指南。
二是在文明價值訴求上應超越特殊性，不斷強化對文明普遍性的追求，為世界文明進步貢獻一種普遍性的文明形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一百年來，黨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以自強不息的奮鬥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文化強國建設作為對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中國概念的自明性表徵，需要在多重思維視野中走出對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證關係的認知誤區，這也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前提之一。惟此，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立足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有著鮮明的中華文化底蘊和民族特性。在歷史理性中，所謂普遍性不是脫離和淩駕於一切具體、特殊和個別性的抽象概念，更不是所謂經驗總結歸納獲取的公約數，而是蘊含、貫穿、落實在具體性、特殊性和個別性中的普適性價值。因此，必須要破除認知誤區。首先，中華文明有著獨特優勢。隨著中國的文明型崛起，中國經驗不會止步于所謂的“特色論”，而是要以蘊含其中的普適性價值獲得廣泛的國際認同。相比較西方文化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古老東方儒家倫理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而不同”等文明理念更有普適性價值。今日之中國越來越發展為“世界的中國”，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實踐同樣蘊含著某種普遍性，也必將為更多發展中國家和世界人民提供啟示和借鑒。誠然，中國成功探索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也必然有著顯著的中國特色——中華文明底色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體現了人類文明價值的一般性。其次，儘管西方文明的長處在過去得到了發揮，但不能因此壟斷文明普遍性的闡釋權。基於歷史機緣，西方國家率先邁入現代化進程，在歷史實踐中以具體性、個別性和特殊性以及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實現了一種普遍性，並對非西方世界産生深刻而持久的衝擊。但這種普遍性不是先天的，並無法遮蔽其在崛起過程中同樣是立足某種特殊性的歷史實質。可見，所謂普遍性也是歷史建構的産物，而且要時時與具體、個別和特殊産生互動，不能一勞永逸地變為一種教條。最後，由特殊性上升為普通性是文明價值訴求的重中之重。立足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人類文明躍升的態勢，中國文明型崛起著力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從所謂的特殊上升為普遍，為世界文明進步貢獻一種普遍性的文明形態，彰顯人類文明的普遍性價值，這也是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前先建成文化強國的深層命意所在。立足新時代新方位，中華民族不僅有勇氣和信心，更有能力使中國經驗上升為普遍性的文明價值表達。
三是打破日益僵化的思維定勢。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此應拋棄本質主義的二元論的思維方式，倡導國際交往的一種間性共在的思維方式，推動整體性的文化觀成為文明互鑒和文化交流的主導思想。一定意義上，中國和西方都是某種歷史語境下具體的特殊體，也都有著揚棄特殊訴求普遍的可能。因此，創造一種文明價值普遍性的關鍵在於對普遍性的闡釋權，以及理解視角和話語衝突，究其實質還是話語權的競爭。當下，世界格局和人類文明秩序已經發生變化。在文化強國建設與中國崛起進程中，要不斷厘清文化強國建設的價值訴求認知誤區，走出在價值訴求上的特殊性認知誤區，在文明價值的普遍性訴求中展現中國共産黨的大黨應有的樣子和大國情懷，以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氣魄與從容的心態。從前瞻形態來看，文化強國建設是對中國現代化水準和程度的總體提升，不僅要對全球公共産品、世界主流文化消費品提供有效供給，更要為人類文明發展貢獻理念、精神價值指引，使其成為世界文明體系中的普遍形態和文明典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社會主義理想、制度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質文明形態的生成，對人類文明發展具有引領和示範價值。文化強國作為當代中華文明的成果形態，有利於世界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普適性價值和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觀，是世界體系中以文化理想、人文精神感召和制度創新推動大國社會性成長的典範。
思考中華文化對世界的貢獻，以文化價值的共用來獲得世界認可和國際認同。一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至今仍深刻影響著當代國人，甚至在根本上規範著國人的日常生活，影響著國人的精神世界，成為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惟此，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當然不會以單純民族國家的強大自居，而是彰顯出胸懷天下的文明形象，其文化強國的訴求必然指向文明價值的普遍性。這種歷史境遇決定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文化先行，中華文化只有成為全球化舞臺上高勢能的文化並不斷向四週輻射，才能在世界現有格局和世界史體系變化中，成為中國不斷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支撐。
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奮進新征程中，明確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是中國共産黨和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強的邏輯必然，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文明型崛起的現實需求，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成長為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大國的表徵。歷史經驗表明，只有以文化為目的引領文化強國建設，正確領會文化強國目標的複雜性以及中國崛起對文明價值普遍性的訴求，才能使中國的大國崛起成為人類文明秩序變動中的典範。因而，在文化強國實踐中不斷厘清三大認知誤區，有利於動員全社會力量為高品質建設文化強國夯實思想共識基礎。
【注：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藝工作重要論述與新時代中國文藝理論學術體系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8ZD006）、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項目“到2035年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項目編號：21LLMLA008)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