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理論起點

作者：呂文明（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多次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為中國文藝的發展指明瞭方向。其理論起點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人民性”文藝思想。

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傳入中國後，從一開始就與人民大眾緊密結合在一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深受其影響和啟發，並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的口號。但是，受當時革命形勢和社會現實影響，“人民性”文藝思想還未正式形成。1942年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中國革命取得階段性勝利之後，中國共産黨充分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而召開的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這一論斷，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轉變立足點，為革命事業作出積極貢獻。他在第一次講話中開門見山地指出了文藝工作要深入思考的一系列問題，其中重點闡述的是工作對象問題，即文藝工作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第二次講話主要分析了五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服務的；如何去服務；黨的文藝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關係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關係問題；文藝批評問題；文藝界的整風問題。這些問題的核心指向仍然是文藝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即文藝的“人民性”問題。可以看出，整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重要講話精神，都是緊緊圍繞文藝的“人民性”展開論述的。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礎上，深入分析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人民性”問題，建立起比較系統的“人民性”文藝思想理論體系，這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發展歷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一思想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深刻影響中國文藝的發展，“人民性”文藝思想被提升到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對於“人民性”的理解和闡發也越來越有深度和廣度。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人民在文藝創作中的主體地位更加突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指向性更加明確。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紮根人民中進行無愧於時代的文藝創造。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體現了對“人民性”文藝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充分彰顯出中國共産黨對於人民的無限深情。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之所以提出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主要是針對當時大批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他希望在抗日這個大背景下，全體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文藝工作要服從於政治和統一戰線大局。所以，這時候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就是聯合抗日，文藝是革命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著眼點和落腳點是“為人民服務”。今天，我們黨的事業的中心任務是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工作必須服從和服務於這一偉大事業。在這一過程中，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可以構建起中國文藝的人民性、經典性和崇高性，用文藝的光芒照亮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凝聚中國人的精神力量。所以，文藝的“人民性”指向與過去相比更加強調人民的主體地位，“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自己的筆端，謳歌奮鬥人生，刻畫最美人物，堅定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可以看出，兩次文藝座談會是在“人民性”文藝思想的整體發展中立足“為人民服務”和“以人民為中心”兩個維度，它們是“人民性”文藝思想80年發展歷程中的起點和高峰。其中，文藝工作對人民的指向在不斷強化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創作指向與黨的根本宗旨相吻合，強調文學藝術要成為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主要強調文藝工作的努力方向和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指向。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則著重強調文藝工作要突出人民的主體地位，文藝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藝，文藝更要熱愛人民，文藝創作要“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這一創作導向特別注重文藝本體的發展和創作主體精神境界的提升，而這種發展和提升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緊密相連。

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這種創作導向與延安文藝座談會確立的“人民性”文藝思想是一脈相承並不斷發展提升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對文藝工作對象進行了重新定位：“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他不僅強調文藝服務的對像是人民大眾，而且對人民大眾的範疇進行認真分析，這使得文藝思想的“人民性”特質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則是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就從強調文藝工作對象上升到提升精神文化需求的高度，這樣的變化表現出“人民性”文藝思想與時俱進的先進性。毛澤東強調文藝的立足點要轉向人民：“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産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産階級的文藝。”習近平總書記則進一步強調要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從文藝的立足點到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這是人民地位得到尊重、人民利益得到保障的充分體現，這是新時代“人民性”文藝思想的深入發展，站在這樣的立場上，文藝創作才能更加深入人心。而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則與毛澤東強調的文藝批評的基本標準問題相一致。毛澤東認為文藝批評有政治和藝術兩個標準，兩個標準的核心都是看其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今天的文藝批評是將兩個標準合而為一，從審美的高度進行深層次評價，這種審美應該“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毛澤東在講話中批判文藝界還嚴重存在著作風不正的現象，“一切共産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産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習近平總書記則進一步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裏時刻裝著人民的幸福。在這樣的號召中，文藝創作已經與人民的思想和行動融為一體，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可以看出，整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精神，是緊緊圍繞文藝的“人民性”問題展開論述的，這些論述成為今天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理論起點。

如果説延安時期強調的是文藝工作對於民族獨立、民族自由和民族解放的重要作用，那麼，新時代文藝工作的指向則是充滿光明和希望的偉大中國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人民性”文藝思想發展的新階段、新境界，它深深地植根于馬克思主義深厚的理論沃土，植根于中國共産黨人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人民的政治理念和精神傳統之中，其最終指向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