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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吳懷中
日本選舉季正在跌宕中展開。這種政情動蕩會否導致中日關係雪上加霜，值得關注。
至少2020年春夏至今，日本政情就是造成兩國關係持續震蕩並不斷下滑的重要原因。這集中體現在，執政黨自民黨內的保守右翼與鷹派勢力不斷挑戰中日間的政治共識和互信基礎，針對雙邊關係進行了廣泛活躍的干擾破壞。
中日關係發展苦於日方政情政局，已非時短。
右翼和鷹派勢力坐大逞強
儘管日本政壇過往不時冒出針對中日關係的不和諧聲音，但近期自民黨內某些勢力的負面言行已嚴重踩線越界。
粗略拈來就有：以“民主”“人權”為由，圍繞涉港、涉疆等議題，詆毀干涉中國內政；高調染指台灣問題，近期典型動向就是自民黨與台灣民進黨舉行“防務外交2+2”對話會；炒作領土與海洋權益、國家安全等雙邊矛盾，尤其針對中國出臺《海警法》煽動對華採取強硬措施；以經濟安全保障為藉口，成立多個黨內或跨黨議員聯盟，干擾中日經貿往來；藉口新冠疫情溯源，對華實施污名化操作，等等。
不可否認，國際政治環境尤其美國“拉日制華”、日本國內輿情氛圍等，誘使自民黨某些勢力在對華關係上示強逞硬。除此之外，再明顯不過的就是日本政情加劇了這種強硬反華的氣焰。
安倍執政期間有著較強的黨政控局能力，“一強”地位加之“以右制右”，使其大致能駕馭右翼或強硬勢力，把控在對華態度上高度複雜的國內政壇。
其後繼者菅義偉無派非閥，登臺是黨內各派系博弈妥協的結果，執政以來盡顯黨政雙弱、控局乏力等短板，導致黨內外右翼與鷹派勢力坐大逞強。
菅義偉開始執政時，曾一再表示要構築穩定的中日關係，但結果是這一年來的中日關係嚴重倒退。
菅作為務實派政治家，並無明顯意識形態色彩，亦無系統對外戰略和外交經驗，中日關係在其任內糟糕于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作為弱勢黨魁和首相，需要迎合黨內外強勢的新老保守右翼勢力的訴求，以部分讓渡外交和安全政策主導權換取相應的執政支援和背書。
中日關係經歷“範式之變”
當前，日本選戰正趨激烈，勝負未明，但至少可觀察到，以下三點可能導致中日關係出現不確定性。
一是不管誰當選，短命概率都較大，繼任者同樣面臨執政基礎不牢的難題。
作為一種規律性現象，長期政權後的日本政局往往進入一段首相頻繁更換的震蕩期。這容易導致政策缺乏連貫性，政令統合及決策成效出現問題，對外關係出亂生禍，2010年和2012年日本對影響中日關係的“撞船”及“購島”事件的處理就是如此。
二是“厭華”“反華”“抗華”正成為日本國內政治正確，未來新領導人為維持政權可能會迎合保守右翼及鷹派勢力，難免被操控、綁架或牽著走，在對華政策上很難革故鼎新。
三是所有參選人身上皆有“隱患”，屬於“帶病”上崗。參選群體作為中生代或少壯派政治家代表，親美保守、對華抗衡是基調，或者即便本人相對溫和穩健，但為在當下氛圍中造勢拉票，也要對華示強示硬。
因而，日本政情及其變化正對中日關係産生越來越多直接衝擊和肆意干擾，日方也不再因中方感受或抗議而加以節制收斂。
這實際是當下中日關係“範式之變”的一種體現，即雙方的基本相處之道或關係模式由於日本內政因素而發生重要改變。過去中方熟悉的一些工作方法，可能不再那麼適用於與這個時代的日方政客群體打交道或是雙邊關係的處理。
與此關聯，以下兩個影響今後中日關係的日方政情變化，需要引起關注。
第一，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段時期，自民黨的黨政領導層很可能無力或無意壓制黨內“非健康勢力”攪亂、禍害中日關係。過去的自民黨“領袖”並非如此，基本上能“鎮住”在對華關係上的“過分造次”之輩，但現在，其黨政領導層的“自凈”或“築籬”功能喪失殆盡。
第二，此次選戰的博弈角力，包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可能被以“下克上”形式逼退，也在促壓“友華派”加速萎縮及邊緣化。
日本對華溫和派或穩健派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感全面走弱，將使中日間的有效溝通渠道和高層人脈關係更加不暢。這也意味著，日本對華決策勢力版圖中曾有的一定平衡將被打破，發生難以恢復的負向改變。
轉進改善才是中日關係正解
當前，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及對華輿論強硬化仍在持續上揚。東京目前的政治氛圍，已沒有多少可以理性溫和討論中日關係的空間，因而缺乏形成對華新路線的內外條件。在“制衡防範”方針下，外受美國慫恿牽動，東京對華不斷踩線越界，莽撞激昂。
“後菅義偉”時代的中日關係，普遍被認為是消極連續性更強，改善空間有限，重大拐點難現。
並且，日本體制缺陷也助長了這一態勢。“無責任中樞”被認為是日本獨特的政治文化和體質特性，即明知事態朝著不好方向發展，卻無人舍我做出決斷，挺身力挽狂瀾。政治人物們是運氣來了碰一碰，見勢不妙撂挑子，或者見好就收、適可而止。
如此形勢，亟需自民黨出現具有高度戰略眼光與政治智慧的政治家。放眼四顧，如此“大人物”似難尋覓。即便安倍，也更像是一個大“機會主義者”：“形勢所需”遠遠大於對公理與正義的追求和堅守。
日本政治精英及戰略界人士，一門心思都用在琢磨“制華”上。然而，過度制衡或遏制一個並無敵意的相鄰大國，最終引起的反噬損失，可能遠遠大於保持適度平衡戰略的收益。世界歷史上的大國悲劇，已經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自民黨的黨政領導層，在1972年以來的中日關係歷史進程中做出過多次正確抉擇。實踐證明，這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在菅義偉執政後半段，中日關係實際走進死衚同，日本政權更替至少理論上提供了一個關係重置的機會。
兩國關係是維持現狀或跌跌不休，還是止跌求穩、轉進改善？後者無疑艱難，卻是唯一正解。
剛剛結束的東京奧運會期間，中日雙方並非沒有默契和善意，日方也在不同渠道表示配合北京冬奧會舉辦。明年將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希望日方以政權更替為契機，守正革新，推動中日關係轉圜並健康穩定發展。
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長
（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