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尊敬的胡院長，各位同事和媒體的朋友們，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榮幸地請到了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成員，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先生，蒞臨中國網，作《見智》的首場演講活動。
今年10月份即將召開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審議有關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時間節點，整個“十三五”規劃要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一個戰略目標來進行規劃。我們國家有一個大的戰略安排，就是在“兩個百年”的時間節點上，正好“十三五”處在“第一個百年”，2021年建黨100年的時候，所以説“十三五”時期在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史階段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很關鍵的作用。胡院長所領導的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對整個“十三五”規劃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為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決策性的參考。我們現在隆重地請胡院長就《“十三五”大戰略》向大家作演講。
胡鞍鋼：首先介紹一下《“十三五”大戰略》這本書，這本書是我們的新作，兩個禮拜之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現在噹噹網上都有。這本書是我第四次研究“2020中國”了。為什麼會有四次呢？
黨中央研究“2020中國”，到目前已經有三次。首先是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總目標，我們主要研究全國各地如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第二次是2006年10月，有關部門委託我們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成目標的研究，主要是為黨的十七大報告服務，為此我們做了背景研究《2020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11月版）。黨的十七大報告又進一步對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進行了更深入的設計。第三次是黨的十八大正式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此之前，2012年4月我們已經提交了一個很重要的報告，題目即為《2020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版）。最近的一次，也就是第四次我們的研究《“十三五”大戰略》，是依據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基本思路撰寫的。我本人也作為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成員，對2020年目標作更全面、更專業和深度的研究和分析。這本書是我們這個團隊的集體成果。
如果我們去理解“2020中國”這個發展目標，必須首先了解中國的一些決策機制。中國有一個非常好的決策機制就是對國家發展目標的提出會持續性、連續性多次設計。中國不會像其他西方國家如美國，政黨一輪替、領導人一輪替，它的目標就全變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總目標始終是一致的就是實現“第一個一百年”目標。它的設計有自身的歷史邏輯，從這點看，中國的政治決策機制有著獨特的優勢。
中國的五年規劃是怎麼設計的？在我們這本書裏作了簡單的介紹，大體分為四個階段，可能會有具體的詳細步驟十幾個。
第一個階段主要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決策。黨十八大報告本身就為設計2020年目標提供了一個大綱式的設計，它既是“十三五”規劃的指導思想，又是“十三五”規劃的主題主線，還涉及到“十三五”的主要目標，有定性的，有定量的目標。
第二個階段就是十八屆五中全會決策。今年10月份黨中央就要提出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這個建議我們把它稱之為“十三五”規劃的詳細大綱，它實際上是一個十八大報告大綱的演替、演化，大約在1萬字左右，但是這個詳細大綱已經經過了多方的、上上下下多次的醞釀和討論，這個決策過程是我今天不詳細介紹了。
第三個階段是國務院決策。在黨中央公佈這個《建議》之後，國務院會委託國家發改委以及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來寫成我們説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再次徵求各方面的意見，為第四步做好準備，即明年3月5日召開全國人大會議之前。
第四個階段就是全國人大決策。正式審查討論修改“十三五”規劃綱要，大會還將通過表決方式通過關於“十三五”規劃綱要的決議，隨後正式公佈。
在此之前，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或者全國政協專門委員會其實都早已經從前面的調查研究、專題研究、討論介入進去。這種體制安排和西方不一樣，像奧巴馬總統提出一個議案，在此之前，他也沒有和國會協商，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否決機制”，他提出的議案國會否決；國會又分為參議院、眾議院，國會內部又分為民主黨、共和黨，也會出現民主黨提出的議案共和黨否決。
但是中國則不同，通過協商溝通達到共識。它實際上是從不同的視角調查研究，我們一般把它稱之為民主與集中制，就是先民主、後集中、再民主、再集中；從徵求意見的角度來看，就是先徵求意見，意見是發散的，再集中以後就變成了共識，再徵求意見，中間一直有很多的成果。
事實上，像黨的十八大報告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研究和設計，客觀地説是從2011年就開始了，這就是為什麼前面我們會提供這樣的一本書，這與和其中都是相關的。
因此中國的五年規劃，首先我們將其稱之為目標治理，五年規劃是什麼核心目標是非常關鍵的。這就不同於一般國家了，它是要通過目標提出來進行國家治理。所以我們界定國家治理能力的含義就是實現國家目標的實際能力，也包括國家目標怎麼通過民主化、科學化以及制度化來提出的。
第二就是重在落實。有了一個好的規劃還不行，關鍵是看你能不能落地，就像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非常清楚，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所以説我會在後面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專門有一章來談“十二五”規劃的中期評估，特別是2011年到2014年，我們還搞了一個打分。怎麼樣不僅能夠進行設計、調查研究，最重要的是落實，因此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講到，美國就缺一個發改委，更缺一個五年規劃，他這麼講是非常嚴肅認真的去講，為什麼，因為他很熟悉中國的發展規劃過程，還是聯合國的顧問。昨天我還接待了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專門為調查“十三五”規劃來的，我這一看他們也挺專業，就是怎麼樣去研究“十二五”，又怎麼去研究“十三五”的可能性。因此現在從全球來看，在重新認識中國的五年規劃，因為中國的五年規劃將影響全世界，我將在一個小時之內介紹我的核心觀點。
第一部分，是對“十二五”規劃做中後期評估。從這一點來看，無論是中央的五中全會建議，還是“十三五”規劃綱要，肯定會在第一部分對過去五年做一個自我評估。我們只不過持續地、多次地進行第三方中期評估：第一次是在2013年對2011-2012年中期評估；第二次是在2014年對2011-2013年中期評估；這次是第三次，在2015年對2011-2014年中期評估。具體來看第三次評估。這個評估是兩個方面的評估，第一是總的評價，這就涉及到“十二五”規劃提出的主要目標和主要任務是不是完成了。第二是以具體的量化指標做更專業的量化分析和評價。因此我簡單給出一些結論，供大家參考。
從總的結論來看，我們認為，中國的“五位一體”的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應當説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再上一個大臺階。當然在“十二五”時期，全球的背景是複雜且低迷的。為什麼這麼講？從進入“十二五”時期以後，全球經濟增長率不僅低迷，關鍵是全球的貿易增長是低增長或者是負增長，今年上半年就出現了負增長，這都是我們無法預見，也無法控制的，尤其是在中國大規模地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外部變化對我們産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十二五”時期，中國取得這個成就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們簡單的概括一些結論：宏觀經濟總體穩定，實現了穩中求進，或者説中國作為經濟巨輪實現了行穩致遠。
第二是經濟總量再上一個新臺階，特別是中國去年GDP總量已經達到了10萬億美元，正好在十五年前（指2000年）美國的GDP總量上了10萬億美元的臺階。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GDP總量在10萬億美元以上，從時間上看，我們相對美國滯後了14年。此外來看，中國實現了每人平均GDP達到了7千多美元，這意味著我們已經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指每人平均GDP超過4000美元），也意味著下一個目標就是進入高收入階段。
第三是擴大內需取得明顯成效，特別是消費需求，這也是多年希望能夠提高都沒有實現的目標。在此之前，“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都沒有實現這一目標。再一個突出特點是中國的基礎設施現代化，不僅是加速，而且是世界超大規模的，無論是高速鐵路、公路、高速公路，特別是農村公路，包括網際網路、能源特別是發電能力、超高壓、特高壓輸電通道等等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就不在這裡闡述了，只説一個數據。其實，我們對這個數據更敏感，更重要，全世界現在還有10億無電人口，其中像印度還有25%的人口沒有電，大約是3億人。中國是什麼概念呢？中國今年將消除25萬最後的無電人口。我一般把有電沒電稱之為有無現代化因素。大家可以回溯、回想一下，有電才有現代化因素，無論是一個家庭還是一個農村，還是一個地區，都是如此。我們對這個數據進行過計算，比如1900年的時候，中國的發電量相當於美國的0.01%，也就是説美國的現代化因素是中國的1萬倍；1949年的時候中國發電量相當於美國1.2%，美國的現代化因素實際上相當於中國的80多倍；但是今天我們的發電量已經大大超過美國了，相當於美國的1.4倍，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在960萬平方公里消除無電人口，這些都很難被人們所認識到。因為印度跟我們的人口已經快接近了，13億不到，但是她的國土面積不到300萬平方公里，現在還有3億人無電，因此莫迪前兩天剛剛在印度獨立日，他就講到現在還有1萬多個村莊，幾億人無電，他希望他在任的1000天內所有人能夠用上電。我估計這是比較難的，不那麼容易實現，因為我們在“十五”時期就開始解決無電人口，到“十一五”、“十二五”才基本解決。為什麼呢，因為無電人口都是在深山老林中的，成本非常之高，解決一戶農戶的有電問題，不管是集中式還是分佈式，成本非常之高，因此我們可以從發電量以及無電人口的比例就可以看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它（發電和供電）本身是現代化最重要的因素。此外還有其他方面，我們就不展開討論了，這本書都做了詳細的分析。
我們是從什麼視角來進行後評估呢？就是針對“十二五”規劃提出的24個指標，實有指標是29個，進行打分，這個方法也比較簡單，比如在4年超額完成了5年目標，就是2011年到2014年，有10個，佔了34.5%；接近完成5年目標的，就是大體完成率在5年目標的90%以上，是4個，佔了13.8%；進展良好的是9個，佔了31%；還有兩個相對滯後的指標沒有實現，一個是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沒有達到80%的完成率，第二個是基本保障性住房建成數要達到80%，沒有達到，29個指標中有兩個沒有實現。
因此從四年實施的中期評估來看，我們打分是93.1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做到，包括歐盟，我們也給歐盟打過分，比如歐盟提出28個國家經濟增長率必須達到3%，但實際上只達到了1.7%，三分之二的國家沒有實現。我們是通過引入一個完成率，對發展規劃打分有助於我們發現中國的學習曲線是不是在進步。我們用這樣的方法曾經評估過“十五”計劃，打分是60多分，剛剛及格；“十一五”規劃實施達到了87分，就是B+了；但是到了這次“十二五”規劃（2011-2014）就變成了A-了。但是不管怎麼説，從60多分到87分，再到90多分，中國國家治理績效明顯提高，也反映了國家治理能力明顯提高。五年規劃本身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實踐的過程，又是總結經驗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獨特的。當然我們是作為第三方打分，還有待於黨中央自己進行評估，這就要看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也包括國務院總理在明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怎麼評價“十二五”實施情況。我們過去4年完成的情況如何，會為我們實現“十三五”起一些決定性的作用，為什麼，因為它的臺階可以進一步提高。
第二部分是怎麼去看“十三五”時期？我們基本上定義為要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總目標的時期。因此我們把它界定為“決戰期、決勝期、全勝期”，不僅要決戰，還要決勝，更要全勝，“決戰、決勝、全勝”。現在看來是非常有條件的，如果我們能夠制定一個比較好的“十三五”規劃的話，黨中央提出這個核心目標（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完全可以如期實現的。
當然，大家就會去問，實現這個目標，到底這個目標應當怎麼樣的認識呢？對這個問題我們也做了一些討論和分析。首先我們就要回顧一下黨的十六大、十七大是怎麼提出的？
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當時提出這個目標的時候只給了一個主要量化指標，就是國內生産總值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實際上只要保持在7%多一點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可以實現了。但當時還提出了另外三個量化指標：一個是到2020年，每人平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大體相噹噹時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準；二是2020年城鎮化率超過50%；三是2020年農業從業人員比重從2000年的50%降至30%左右。
現在看來是什麼實際結果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按不變價格計算，2014年中國的GDP已經相當於2000年的3.7倍，今年實現不了，明年肯定會達到4倍，就等於提前實現了。2014年每人平均GDP（匯率法，美元現價）已經達到了7000多美元，實際上相當於那個時候提出3000美元的兩倍以上了，當然那時提出3000美元是按照當時的匯率和當時的價格來計算的。2014年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5%了，早已突破了50%。最後，農業就業人員比重去年降至為29.5%，也提前實現了目標。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在設計2020年目標的時候又在進一步提高了指標，每人平均GDP不是3000美元，提高為是5000美元；城鎮化率從50%提高到60%；農業的就業比重仍然是30%左右。但是不管怎麼評估，現在我們實質上已經提前或接近實現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提出的主要量化指標。由於我們這個目標是3次設計，它會逐漸水漲船高。
隨著發展的進程，就要與時俱進的調整重要目標。當然大家也會問：為什麼我們會提前實現原定目標？我想這和我前面説的一個核心關鍵詞“國家治理能力”有關，一個國家有沒有治理能力，核心是看你這個國家能不能實現國家目標。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也顯示了中國國家治理的特點，確實它的國家治理是以目標治理為核心、為導向的。它必須保障目標的連續性、可預見性。這是第一。
第二，這個核心目標是一以貫之的、不斷連續的追求，不會變來變去改來改去，今天這個目標，明天又那個目標，所以現在很多外國學者發現中國領導人換了沒關係，但是核心目標沒有變。從具體指標，還是有所變化的，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水漲船高。
第三，中國也確實走出了一條發展道路，也找到了如何實現目標的途徑。我們稱目標是“過河”，能不能解決“過河”的“橋”和“船”的問題，大體上就是五年一個臺階，就是五年規劃。因此實現2020年核心目標就需要花4個五年計劃和規劃才能夠逐步實現，這在全世界是非常少見的。我們和南非等其他國家的學者，包括官員討論的時候，他們也提出很長遠的目標，如2030南非，但是沒有具體的實施規劃，特別是像我們的五年規劃，所以有時候我們自己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放在全世界去比較就很清楚了。
第四，我剛才也強調了，我們要求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習近平同志提出“一九”概念本身就是實踐的創新性。目前29個核心指標，我們現在打分下來是93分了，這就已經相當不錯了，而且這是在外部環境相當多的不確定情況下能達到這個水準。我們給歐盟的《2020歐盟》打分（中期評估），發現他一半目標沒有實現，特別是他前面提出的核心指標，如保持經濟增長率3%的核心目標。
到底怎麼樣來看2020年目標呢？黨的十八大報告給出三個核心的指標，就是GDP和城鄉每人平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同時，黨的十八大報告又提出了我們稱之為五個方面的定性指標。實際上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定性指標定量化，我們稱之為是可量化、可比較、可評估，而且這些指標不僅在全國，關鍵要落地，要能夠分解到省，乃至分解到地市、縣一級。從這個角度來看，指標分解不了，落不到縣一級，這種指標肯定是不行的。
主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大體分為五大類：第一類就是經濟發展；第二類就是結構調整；第三類是科技教育；第四類是資源環境；第五類是人民生活。我們這本書講的比較詳細，所以我想今天就一些重要的考慮，或者我們給中央提交的背景研究的一些考慮，不代表官方，我們稱之為智庫版的建議。
第一個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經濟增長率，這一點有很大的爭議，特別是在“十三五”時期進入到一個新常態背景下，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到底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有多高？或者説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什麼樣的經濟增長率預期目標，不光是中國人關注，現在是全世界都在關注，我們可以説和五年前、十年前完全不一樣，為什麼這麼講？因為G20去年的峰會（澳大利亞）、包括今年的峰會（土耳其）、明年的峰會（中國）主題就是一個，即全球經濟增長，希望二十國經濟體能夠到2018年經濟增長率提高2個百分點，進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
大家知道，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它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一大發動機。中國對過去4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是三分之一，而美國大體上是我們的一半。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已經成為全球最矚目、最關注的問題，而恰恰我們在這個時期提出來“不以GDP論英雄”，這是和我們的發展模式轉變是非常關切的，但並不是説GDP不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十一五”規劃、“十二五”規劃，包括“十三五”規劃，當時提出這些目標是怎麼實現的。我們也做了一些研究和討論，當時提出的“十一五”規劃的預期指標是7.5%，“十二五”提出的預期指標是7%。所以我們也在考慮，“十三五”時期提出的預期指標，我們就加了兩個字，叫“7.0%左右”。大家就會問：“左右”是什麼含義？“左右”的含義是正負之間0.4個百分點，就是在6.6-7.4%之間，只要都在這個範圍內，我們認為基本都是實現。但實際經濟增長率有可能和歷次五年規劃是一樣的，都會高於原來的預期指標，這個情況正好和印度相反，印度每一次提出經濟增長率目標都沒實現，比如他今年提出來要達到8.3%，但實際結果可能是7.5%，而中國是倒過來，只要提出一個經濟增長率指標，就會高於這個經濟增長率。當然這背後有一個機制，我認為，國家提出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上就等於給全國各地提出了一個底線，這就是為什麼在“十二五”，當時我們作為經濟學家參與很多討論的時候，都建議是7.5%，而不是7%，但是後來定下來還是7%，黨中央實際上就是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個比較高的目標有所調整，更多的是關注如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現在我們處在一個增長週期的下行期，這是毫無疑問的。大家就問這個下行期時間有多長？實際上是從2002年開始一個新的經濟週期，進入上行期，當時2003年SARS危機並沒有改變上行期這個趨勢，一直到2007年達到高峰（為14.2%），而後開始下降，進入下行期。因為後來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出臺了4萬億刺激方案，實際上使得下行期有所往後推延。我認為到今年基本上達到底點。“十三五”時期可能開始一個新的經濟週期的上行期。
這是從經濟週期的角度來考慮，如果從經濟增長的潛力來看，我們認為中國還有強大的增長潛力，它的實際結果可能比我們估計的要大。為什麼這麼講？我們把它稱之為中國正處在世界上唯一的一個“五化同步”的時代，這五化就是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和網際網路+化、農業現代化、綠色化，這個增長趨勢是不得了的。前面我也到馬雲那邊做過調研，我嚇了一大跳，他們那張商務交易圖根本不是全國960萬平方公里，是整個全球的地圖，其電子商務活動已經覆蓋了可以説是240個國家和經濟體，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中國今天網際網路化也好，還是“網際網路+”，這是第三大發動機。
第四大發動機是我們説的農業現代化。黨的十八大報告創意性的提出“四化同步”，今天我們加上另外一“化”就是基礎設施現代化。我們這本書詳細討論了在當今世界最大規模、最現代化以及最大投資的是中國的基礎設施，這就回到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首次提出“四化”目標，就有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今天我們用的是基礎設施現代化，不只是交通運輸現代化，包括通訊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城鎮基礎設施等的現代化。迄今為止，這個超大規模的現代化遠沒有完成，並且還隨著“一帶一路”拓展，將把中國的基礎設施現代化推向沿線國家，進而推向全球，因為世界最長的橋、最好的橋、最高的橋、最難建的橋都在中國設計的、建造的。
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同時具備這五化，這五個發動機。而這五個發動機本身是相互支撐、相互需求、相互作用的，我們還處在這樣一個五化加速的過程中，所以我們非常看好未來時期中國仍然處在7%左右的甚至更高的實際增長率。可以延續到什麼時候？可以延續到2030年及以後。因此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有戰略定力，不會因為説“中國崩潰論”就慌張，只能越説越強大，從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現在的經濟增長率的底線，我們的考慮為什麼是6.6%呢？因為只要達到6.6%，未來的5年我們就可以確保實現黨中央提出的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這是底線。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説的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率一旦降到7%左右，為實現的其他的指標和目標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有利條件，特別是節能減排。我們也做了一些專業的研究和計算分析，只要經濟增長率一下降，節能減排就會實現，我們看“九五”時期就這種情況。“九五”時期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是8.6%，而幾乎所有節能減排的目標全部實現，而且還首次出現碳排放負增長。但是後來“十五”計劃逆轉，經濟增長率達到了9.5%，為什麼我們打分打了60多分，就是這些節能減排的主要目標沒有實現。有了這樣一個經濟增長率的背景，就會使得中國有了實現行穩致遠的預期，不僅給中國的市場主體（現在已經超過7400萬戶）提供這樣一個資訊，最重要的是給全世界（240個經濟體、貿易體）一個清晰的信號，因為中國只要保持7%，那麼我們對全球的貢獻率是非常之大的。
我再談談創造就業。因為中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從工業化的中期到後期階段，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中國的服務業增加值比重超過第二産業（2013年），同時服務業已經成為巨大的創造就業的機器，2014年佔總就業的40.6%，比2010提高了6.0個百分點。在過去四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超過了5100萬，再加上今年可能會達到1300萬-1400萬，我們首次在五年內創造6000多萬人城鎮新增就業。我們希望在“十三五”時期再創造新增就業，保守的估計是4500萬人。可以通過“十二五”就已經看到了，現在的新增就業主要來源，一是高職高中畢業生每年700萬以上；二是大專以上，這就包括了大本、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後，基本上每年700萬以上。因此現在進入勞動力隊伍，他們的人力資本之高，其實已經大大高於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了，這一點來看就會加速勞動力隊伍的人力資本水準的提高。我們估計2014年全國大專以上人口1.5億人，其中在勞動力隊伍中超過1.1億到1.2億，很快就會達到1.5億，到2020年的時候就有可能會接近1.8億人，這是不得了的人力資本紅利。這是什麼概念呢？現在美國的就業人數也就是1.43億人，我跟美國的專家講，現在中國的勞動力隊伍中，大專以上人口已經超過了美國就業人數，這是一個不得了的人力資本擴大過程。
從結構調整來看，從2010年-2014年，服務業佔GDP比重提高了5個百分點，今年還會增加1個百分點，我們希望在2020年繼續提高4個百分點，那個時候基本上服務業的比重在54%以上，甚至55%以上，甚至於還會更高。它意味著什麼呢？就是從傳統的工業化類型為主的中等收入國家開始向中等發達或者是比較發達的國家産業結構方向轉變，也意味著我們進入到工業化的後期這樣一個階段。我們希望進一步提高服務業在總的就業人口的比重，到2020年能夠達到45%以上。另外，大力發展服務貿易，這麼多的高中、高職勞動力和大專以上人口進入勞動力隊伍，主要是進入一些知識密集、文化密集、資訊密集、金融密集、教育密集、衛生密集等行業，這些都是21世紀最重要的現代要素行業，也是成長最快的就業行業，在這些領域會創造大量的就業，也會有大量的服務貿易、跨境貿易，從而形成中國新的比較優勢、競爭優勢。
城鎮化率進一步上升。當然我們更關心的不是常住人口比例提高了，常住人口比例超過60%是沒有問題的，我們更關注的是戶籍人口城鎮化，到2020年提高至45%左右，也就是轉移3個一個億的人口。現在廣東已經開始採取在全國大規模的、上千萬人、分不同類型的城市來解決外來人口安居樂業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都是廣東對全國巨大的貢獻，怎麼使這些常住人口真正落地、落戶，得到基本的市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因此中國實際上是在解決一個世界性難題，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就是貧民窟，形成了越來越大的貧民窟地帶，中國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中國還需要解決自身的“一市兩制”問題，這個市就是城市，兩制就是兩個不同的制度安排，特別是公共服務體系的差異性。從“一市兩制”變成“一市一制”。其中從勞動力市場的視角看，“一市兩制”也表現為正規就業（指單位就業或職工）與非正規就業，這就要求我們現在要增加非私營單位就業人數（實際上私營很多企業本身也是職工）。我們發現，2010年以後非私營單位就業人數迅速提高，從2010年的1.31億提高至2013年的1.81億，在整個中國城鎮人口的比重，過去是下降的，但是過去這幾年迅速提高，從2010年的37.63%提高至2013年的47.35%。
怎麼樣使所有的從業人員（特別是私營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以及農民工）得到各類保險和基本的公共服務，這對長遠來看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説的五年規劃本質上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規劃，是要以人為核心，這個大寫的“人”是誰呢？是13億全體人民、7.7億全體從業人員。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把它放到一個人的全生命週期來考慮的，因為人的生命週期可以分為出生前後、嬰兒期、兒童期、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如果考慮到80歲以上，我們還可以稱之為高齡期，這是年齡維。另外一個維度我們稱之為能力集維，這就涉及到教育、健康、就業、社保，還包括文化，因為這個人不僅是社會人，也應該是文化人，怎麼樣在不同的年齡段，對不同的能力維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來對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
我們所理解的中國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本質上是十三億人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的年齡段，通過人力資本投資進而促進他（她）的全面發展。因此在這個目標設計中就考慮到，以教育為例，一方面現在我們要進一步推廣學前一年到學前三年教育，能夠爭取到2020年基本實現普及和全覆蓋。因為有學前教育和非學前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它對人的終身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把它稱之為是一個公共物品或者是公共服務，或者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二是進一步鞏固九年義務教育。三是要進一步提高高中教育毛入學率，只要達到90%以上就相當於發達國家或者接近發達國家的水準，我們希望能夠達到91.5%以上。四是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現在看來我們估計有點低，43%，如果創造條件的話，可以超過45%。為什麼？因為很多國家，特別像南韓，它在這個發展階段時，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都是大幅度提高的，也就是説將來進入勞動力隊伍，上大學是基本條件，不管他們上什麼樣的大學，都有助於人的能力的提高，只不過是不同的專業而已。
此外，還要加強畢業之後的繼續教育、終生教育。因此國家就要開設開放大學，幾乎讓所有有意願的人員，包括退休的人員可以註冊和選擇各種課程來學習，建成一個我們稱之為世界最大規模的人人學習、時時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
此外，還有健康的指標。為什麼健康指標也非常重要？因為“十二五”規劃首次提出提高1歲人口預期壽命，結果是什麼？我們估計到2014年，中國的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6歲，美國是78.8歲，因此實際上中國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明顯低於美國，但是我們的預期壽命正在接近美國。現在的上海已經超過83周歲了，北京已經超過了82歲了，杭州這些地區全都超過81歲。因此現在把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寫到國家發展規劃中，是非常關鍵的指標，我認為甚至比經濟增長率更重要了，因為是以人為本，特別是以人的健康為本。怎麼樣才能夠在70多歲的情況下再提高1歲，“十三五”涉及到多方面的人群，譬如説慢性病患者，譬如説特定人群，精神病、憂鬱症等人群，因為和社會變遷轉型是非常有關係的，知識分子群體也一樣，因為各方面社會壓力、精神壓力、競爭壓力等都會引發各種心理的不健康因素。還要涉及到怎麼繼續降低孕産婦死亡率、嬰兒死亡率、5歲兒童死亡率，特別是要降低吸煙率，降低重大傳染病及死亡率，還有降低職業病率、地方病率，還包括降低自殺人口比率，還要降低他殺人口比率，就是百萬人口謀殺率，我們希望中國基本上能夠進入到世界謀殺率最低的國家，大體和極高人類發展指數的國家的平均水準是一樣的，而且現在看來還有潛力，這本身都能提高人口預期壽命。另外，最重要的還是大幅度降低各種生産交通事故死亡率，大頭主要還是交通事故死亡率。中國現在大約擁有的機動車已經超過了1.5億輛，在“十五”末期出現了機動車迅速上升，交通事故直接死亡人數下降，開始脫鉤了，我們希望能夠繼續脫鉤，這就需要搞智慧交通，也需要提高人的素質，這是很重要的，這些都有助於提高人口預期壽命。
現在看來，比較困難的是如何解決城鎮保障性安居住房。從這一點來看，隨著人口和勞動力的變動與流動，特別是大學畢業生、高中畢業生，也包括農民工進城以後，這個基本保障房看起來是一個弱項或短板，需要在“十三五”時期進一步加強建設，再建設3600萬套，使得基本上應該做到“住有所居”，這還是很重要的約束性指標，是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必須完成的指標。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指標，總的來講，我們所提出的這些指標是希望能夠反映最優先的發展領域、發展目標，也要凸顯如何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核心理念。
要進一步增加公共服務人民生活指標，進一步減少經濟發展的預期指標。事實上來看，到“十二五”規劃的時候，經濟發展指標已經很少了，只有三個，佔到整個的比例都比較低，只有12.5%，但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六五”計劃，經濟指標是為主的，大約在60%以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核心詞是“全面”，最核心理念還是要實現共同富裕。當然怎麼樣實現共同富裕呢？有哪些重要的標誌呢？在黨的十六大報告曾經明確提出：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的目標。我們看到，地區差距（指各地每人平均GDP差異系數）從2004年達到頂峰（為75.1%）開始持續下降，到2014年已下降至43.5%；城鄉的收入差距在2009年達到頂峰（為3.33倍）開始下降，到2014年已下降至2.92倍；城鄉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口徑中的基尼系數從2008年達到高峰（為0.491）以後開始緩慢下降，2014年下降至0.469。所以我們也希望在“十三五”時期，這三個核心指標能夠繼續下降，從而來解決我們大家當前更關注的差距問題，到2020年地區差距下降至39%，城鄉收入差距減少至2.5倍左右（2014年浙江已降至2.08倍），基尼系數下降至0.45左右。
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差距擴大也好，還是縮小也好，可以説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於像美國、日本的情況。特別是日本，它的絕對收入是下降的，美國收入絕對水準變化不大，我們是絕對收入水準提高或者大幅度提高基礎上的差距擴大。所以這兩個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有時候大家把差距擴大混淆在一塊，這是應該有所區分的，我們的最終目標還是要走向共同富裕，這是一個長期的目標，也是一個漸進的目標，經過從“十一五”到“十二五”，給我們的資訊已經告知三大差距開始逆轉，從原來的擴大開始轉向縮小，而且我們希望能夠成為不可逆轉的縮小趨勢，這還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動。
總而言之，到那時中國14億人口能夠過上全面建成小康生活這樣一個水準的話，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的。我們從專業角度來計算，人類發展指數（HDI）大體到那時可以達到0.77，現在看起來有可能會更高，是什麼概念呢？相當於世界高人類發展水準，有一些地區像上海、北京、天津已經超過0.80，就相當於世界極高人類發展水準。如果用這些指標來衡量，我們可以當之無愧的向全世界宣告，我們不僅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實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説是比較富裕或者中等發達的標準，基本上還是可以達到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外國人來到中國訪問、旅遊，非常感慨中國人民的實際生活水準並不低甚至不亞於他們，無論是住房條件、吃穿行，包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當中國絕大多數人口能夠過上這樣的生活標準，從人口規模來看，再從所花的時間來看，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凡是來過中國的，親眼目睹了中國人民的，都對中國發展有著超乎預期的高度評價。所以説到2020年中國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不僅具有中國發展的意義，還具有全人類發展的意義。
今天有點講多了，後面留點時間給大家提問。
主持人：
感謝胡老師的精彩演講。胡老師今天結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一些成果，給我們具體介紹了“十二五”的一些情況，也提出了“十三五”的一些發展目標建議，給我們從各個層面描繪了“十三五”非常生動的圖景，還提出來一些非常具體的指標、非常生動的概念使得這個大戰略，雖然是大戰略，但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直觀的認知，下面進入到提問環節，時間有限，只有半個小時，請大家積極踴躍的提問。中國經濟網記者：目前三期疊加以及國內外形勢，這種壓力下穩增長壓力比較大，我們要實現穩增長會不會使一些既定的改革目標擱置或者暫緩，你剛才展望了一下“十三五”，未來的增長點和新的動力能不能詳細的解讀一下？
胡鞍鋼：我對中國經濟動力已經解讀了，就是中國的“五化同步”，現在又加了一“化”，就是綠色化，是指綠色要素不斷投資、強化、擴散應用過程，生態資本從負資産轉向正資産、從赤字轉向盈餘的過程。綠色化是體現在“五化”的全過程中，可以説是“六化”。
這些經濟增長點是每天每日都在發生的。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今年突破40億人次的國內旅遊，如果不是交通基礎設施，特別是高鐵也包括飛機等基礎設施的現代化是不可能達到這一規模的。乘飛機的旅客，去年是3.9億人次，今年肯定是突破4億多人次，是4.5億人次還是4.7億人次説不清楚，但是都和“五化”是相關的。當中國人開始旅遊了，特別是當中國人又跑到國外去旅遊了，其實已經在影響全世界。一個多禮拜以前，國外專門有一篇文章就是“中國遊客在影響和改變世界”。對這個增長來源和動力我們並不擔心，因為它是實實在在的，又是實體經濟的發展，我們比較擔心的是那種突發性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可能會對我們産生一個內部的或外部的衝擊，就像這一次股市波動，就是一個明顯的衝擊。我們能不能有效的去抵禦這一點，這是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研究和討論。
此外來看，剛才你説的確實國際上非常關注我們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今年五月我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訪問，人家有專門的團隊就是專門研究中國經濟，包括中國金融，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全球經濟增長，他們也是看好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尤其是今年4月份發表了一篇很重要的報告《世界經濟展望》，他們已經在預測到2018年。當然它的預測更多的不是基於匯率法，而是基於購買力評價方法。像去年根據最新的數據，中國的GDP按照購買力評價方法計算已經達到了佔全球比重的16.3%，而美國是16.1%，這就是為什麼當中國是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任何表現都會對全球産生極大影響。所以我們也在研究，因為明年就在杭州西湖要召開G20會議，中國能不能拿出中國增長的方案，中國增長的方案不僅是經濟增長，也包括對全球的貿易增長，對全球的旅遊增長，對全球的投資增長的中國方案。因為事實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這一點對全球也是産生的極大的影響。
今天我們討論“十三五”規劃和十幾年前討論“十五”計劃，或者“十一五”計劃最大的不同點，就是中國現在已經處在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心，中國已經是全球增長的最大發動機，也是當之無愧的。但同時你就要約束自己的增長方式，你不能隨便這麼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包括污水，我們已經是世界最大的排放國，你必須要自律，必須要按照科學發展或者是綠色發展這樣的思路來調整自己的發展模式。實際上我們更關心的是經濟增長率7%一下來了，整個節能減排的指標都創造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可能除了“九五”計劃以外，這次“十二五”是節能減排指標執行最好的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既要金山銀山，也要青山綠水，這種關係總書記講得比較清楚，現在我們基本上達到了這樣一個比較好的狀態，這樣來看，因為我們必須從全球視角來看這個問題。
新京報記者：我有兩個問題，因為您是“十三五”編制的專家委員會成員，我想關於編制，其中哪些問題專家關注得特別多，哪一個或者某幾個問題專家之間的分歧比較大。
第二個問題是國企改革，因為目前國企改革都在傳言央企合併，今天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董事長要互換，又引發了這個猜測，您怎麼看待這一輪的國企改革？之前提到民營資本進入，但是今年以來提得又比較少了，您怎麼看待這種合併和民營資本的發展問題？
胡鞍鋼：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了，其實我覺得五年規劃前面我已經講了，它是一個民主到集中，再民主到集中，從發散到共識，再發散再共識，因此實際上每一個核心觀點，包括我們前面談到每一個核心的指標，包括重大的措施都會有不同意見，但是它形成這個機制以後，就會取得我們稱之為更多的共識，因為有些意見是不同的，真正形成決策的時候是選取和採用共識的那部分，這就和你第二個問題相關聯了。
因為改革會有不同的利益集團，也會有不同的觀點，如果能夠在某些共識的方面取得共識以後，就會在改革方面取得實質進展，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也是這麼走過來的，不只是國企改革。另外來看，在全世界，其實企業制度都比較簡單，就是合夥人制，然後就是公司制，但是中國的體制不一樣，按不同的所有制分類大約有十幾種企業制度安排，就是國有還有國有控股和國有非控股等等一系列的企業制度。這個我們稱之為經濟生態，你想想十幾種企業制度，國際上都搞不清楚，為什麼馬雲的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不了，就發現你這個制度我這沒有規定，類似的情況很多。因此實際上我覺得中國的國情複雜就構成了一個新的多元化、多樣化的經濟生態，因此就會有不同的企業制度，也就有不同的模式。所以只是説國企改革就不夠了，可能還要具體分類，所以籠統地説不夠深化，當然這個要專門研究。
至於專家討論的很多問題都是有爭論的，就像我剛才説的經濟增長率，這算是比較核心的指標，就光這個指標就很多不同的意見。有時候專家的視角與領導人、決策者最終的視角不一樣。上一次“十一五”規劃內部討論這個指標時，我們大多數專家的建議都是7.5%，最後的結果是7%，中央不僅要考慮到經濟增長的趨勢，還要考慮到實際情況，就像我剛才講的，這7%等於給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定了一個底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更加強調的不僅是技術可行性，還有政治可行性、經濟可行性，所以應該多方面的角度來討論。
另外來看，上一次“十二五”規劃在提出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標時，我們建議都減少10%，後來環保部提出來有的減少8%，有的減少10%，現在實踐下來以後，那些減少8%的指標都超過10%以上，這就説明制定指標的時候會有不同意見，但是我們更關心的是實際結果是不是達到。當時我們有很大爭議，我堅持10%，他們（環保部）認為我們做不到，只能8%，最後的結果是超過10%了。所以爭議是很正常的，我們有一個什麼樣的有效機制，使得大家能夠達成共識，不僅共識以後，還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實”。這也是中國國家治理一個重要的方針。
中國網記者：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要實現2020的目標，在“十三五”這個計劃當中，哪些風險是我們最需要防範的。
第二個問題也是與2020年的目標有關係，剛才目標中提到城鎮化率必須要達到50%以上，您剛才也提到了。
胡鞍鋼：那是以前提的目標，十六大報告提的是50%，十七大報告是60%。這次我們沒有提城鎮化率，這次提到的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因為我們估計今年會達到37.5%。從37.5%提高到45%，大約提高7.5個百分點。
中國網記者：要達到這個目標，目前我們還需要做哪些工作，不能把農民工進城就簡簡單單當城鎮化了，所以要達到這個目標還有哪些工作要做？
胡鞍鋼：實際上這個指標不是我們提出來的，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的最核心的指標，而且就這個指標專門有各項的政策，特大城市是什麼樣，大城市是什麼樣，中等城市是什麼樣？最重要的是廣東現在已經開始設計了，實施方案已經出來的，廣東有最多的外來人口，也為廣東的經濟增長創造了相當大的勞動就業機會，今天有資格在世界上堪稱大經濟體的，我認為就是廣東，為什麼呢？廣東去年的GDP超過1萬億美元，什麼概念？是中國2001年的GDP總量，也相當於現在的沙烏地阿拉伯經濟總量。所以它的任何一個措施、地方創新，都會為其他地區創新提供經驗。當然現在比較難的是北京、上海，大家都願意去北京上海，它可能會區別對待，分不同的類型。這類問題我們也有所考慮，實際上會在專門的規劃中給具體的設計。
北京水科院：我想問的問題是關於資源制約方面的，我本身是搞水資源研究的，水危機一直是全球特別嚴重的問題，我想請您談一談水資源問題在“十三五”大戰略中的位置，是怎麼考慮的？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生態方面，現在像空氣污染這些問題都是關係到民生的重大問題，水和生態關係也是非常密切的，我想請您談一談在大戰略中對生態問題的一些考慮。謝謝。
胡鞍鋼：你是專業人員，我也是從我們專業（公共政策）的角度來介紹一下。這次我們繼續提出的量化指標，包括兩個指標：第一個是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繼續降低30%，它是什麼目的？我們希望是工業産出增長、工業用水量的絕對量開始減少，我們稱之為第一個脫鉤，工業增長，但是工業用水量到高峰開始下來。第二個是農業灌溉用水有效系數提高到0.55%以上。這是第二個脫鉤。什麼含義呢？就是要使農業總産出繼續增加，但是農業用水量達到高峰開始減少，我們稱之為“兩個脫鉤”，這本書沒有寫到。現在我們開始考慮第三個脫鉤，是什麼脫鉤呢？如果這兩個數據脫鉤，我們就可以加速實現用水總量達到高峰，GDP繼續增長，而後用水總量開始下降。當然在中央的建議，就是今年關於生態文明建議的目標中是提出達到6700億立方，我們覺得太高了，因為現在已經達到了6100多億立方，我們希望能不能夠達到6500億立方，剩下的水就是生態用水。因此實際上現在中國需要增加生態用水，不是要增加農業用水。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走到今天為止，如何實現主要資源高峰脫鉤，特別是用水資源達到高峰，特別重要。現在耕地資源已經基本上降到最低點了，不會再繼續下降了，但是它也佔用了大量的良田了，補充的都是一般品質比較差的耕地了。
接下來是我們談到環境污染，就是經濟增長與主要污染物脫鉤。在我們前面的建議包括這本書的建議還是提出4個主要污染物，現在我們建議增加6-8項，這就涉及到你提到那個水了，比如説水中的總磷、總氮，包括其他工業污水等等，能不能達到絕對量的下降？馬上就遇到一個基本問題，能不能這些指標落地，分解到各省、各地市、各縣，如果落實不到，就無法作為指標。這裡面涉及到大量的科學問題、技術問題。我覺得我們的科學家、技術人員要專門去研究中國最需要的科學，去解決這些問題它的貢獻就跟袁隆平的貢獻就差不多了。像這些科學技術問題都是屬於世界性的難題了，我們能不能在一個收入水準相對比較低的情況下實現脫鉤，總不能拖到2030年的時候在脫鉤，那個是積累起來，你也知道污染是具有積累性的，我能不能這麼回答你這個問題。
總而言之，我們要發展高效的農業節水技術，高效的工業節水技術。我曾去寶鋼，寶鋼並不缺水，但是寶鋼的迴圈利用水達到了98%、99%，也就是説它不再使用外部的新鮮用水，這個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們也鼓勵叫做資本替代，用物質資本、技術資本、科學資本來替代生態資本，它才能達到98%，就是所謂重復利用水的過程。我想這些方面，中國都可以在世界上走在前列，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是一個新來者，沒有像美國、歐盟，時間很長了，沉沒成本特別高，這樣我們可以實現一些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實現技術上的跨越發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環球網記者：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關於網路化和移動網際網路化。您剛剛提到説聽了馬雲的講話之後也感到有點意外，説下一步的規劃會覆蓋240個經濟體，我想您能不能具體談一談關於這方面的內容？第二個是關於終身教育，您剛剛也説我們要以人為本，是人的全面發展規劃，終身教育立法，國外有一些借鑒措施，對於我們來説，“十三五”有什麼具體的目標，您能不能具體談一談。
胡鞍鋼：首先來看，真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去了阿里巴巴調研以後，簡單介紹一下，它的大螢幕都是線上的，基本覆蓋了全球240個國家和地區，因為主權國家是193個，正好全世界是240個國家和地區，沒有想到是全部覆蓋，其中活躍的買家是216個，因此我在他那張圖看到的不僅是中國本身的經濟一體化，31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全有，第二在這張圖我也看到了全球産業鏈，第二全球價值鏈，第三全球供應鏈，只有形成這三鏈，才能覆蓋全球。這也説明我們的企業通過跨境電商的方式走出去了，當然我們現在也遇到了一些基本的問題，比如怎麼去進行關稅服務、海關服務，因為它是24小時的物流通關，它不會説上到星期五下班的，因為有冷凍食品一系列商品，你的規則要能夠適應24小時，還要對240個國家的資訊，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看，一個企業怎麼樣從中國企業變成跨國企業，進而變成全球企業，為全球消費者服務，特別是這樣一個平臺，我們稱之為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商業生態平臺，因此總理提出“網際網路+”不是想像出來的，就是靠的這些事實，包括大數據、雲計算等等一系列最新技術開發和應用。所以在這個方面來看，中國可以説在電商或者是服務方面，已經走到世界的前列了。客觀地説，這是説明中國的企業，現代企業只有20年的歷史，因為是1993年才寫到黨中央的決定之中。他們就能夠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們的這本書（指《“十三五”大戰略》），中國怎麼回事，全世界和中國什麼關係講得比較清楚。當然不如我們實際地去看，像馬雲他們那調研去看看。
教育發展指標，國家教育部正在研究討論，我覺得主要是部分缺位的問題，我們現在的學歷教育、正規教育都實現了不同年齡人口全覆蓋，如學齡兒童、少兒人口，一直到年輕人，也包括幹培訓等等一系列，但是恰恰在畢業之後的繼續教育，這是缺位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教育部在搞國家開放大學，也是學的國外，就是選課，比如説中專可以學習考大專，大專又可以考本科，本科又可以考研究生，研究生還可以考博士生。我昨天還接了一個E-Mail，有一個學生就是要考博士生，現在給年輕人太多的機會，恰恰在這方面我們是缺位的，在某些方面，到底是屬於人力資源部管，還是屬於教育部管，所以還是要提供一個我們叫“學習生態”，或者“生態學習平臺”，終身學習是我們的夢想。
剛才我已經用人的生命週期來解釋了，就是你達到80歲，屬於高齡段，由於我們的預期壽命在提高，他也需要學習，這是生活品質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形成專項規劃，只是人力資源和教育的發展規劃，我們在推動這個事情，國際上也沒有什麼特別成功的經驗，這是一種文化現象。歐洲人不像我們，人家看書、讀小説、讀文學作品，這些地方我都去看了，它是一種文化現象，所以我們怎麼樣提供背景和需求非常重要。當時（指1966年）毛澤東指示就是想建一個大學校，他沒説是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但是這個大學校是有利的，就是中國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大學校，就是人人學習、人人讀書，人人也就會創業、創新。2002年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建設學習型社會，到底什麼樣的學習方式、怎麼學習，其實還在探索過程中，你問了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
主持人：時間也差不多了，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環球時報英文版記者：上周富士康宣佈未來五年在印度投資建廠，我是想問問未來五年中國的製造業發展何去何從？因為有人説中國可能會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想問一下胡老師您對中國製造業未來五年的暢想是什麼樣的？
胡鞍鋼：光憑這麼一個事件得出一個結論是不夠的。我們得感謝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在極低收入水準下建立一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世界600多個工業的分類項目，我們差不多覆蓋了500多個，因此它的配套能力非常強，但是勞動密集型産品，我們現在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算下來是比較高的，但是在下降，香港80年代達到高峰開始下降，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下降。中國走出去是勢在必行，現在不只是富士康走出去，現在最大的震撼是小米，小米在印度提供的産品不亞於富士康，我想他們可能會遇到一個什麼問題，就是國際專利（PCT）的問題，你沒有申請專利，就會到那些國家碰到交叉使用專利的事。現在中國的製造業,我認為核心的問題缺少國際專利、國際標準、國際品牌，但是它有一個發展過程，所以我也並不悲觀，而且我認為現在中國是“網際網路+”和製造業有機結合，因為我們考慮“十三五”規劃的時候也提出來，怎麼樣強化生産性的服務業，因為微笑型曲線都是在生産性服務業，所以即便是我們説的加工、裝配那部分有所下降，我們也會朝著兩端走，從中低端到中高端。
謝謝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謝胡院長對大家提問的一一解答，我相信明天胡院長的精彩觀點會見諸各大媒體，今天的活動到此結束，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胡院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