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拜登上臺後，中美還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嗎？4月6日，CCG創始人王輝耀教授對話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創始院長、“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對話聚焦“新時期的中美新競合”，圍繞歷史視角下的大國競爭、如何來規避“修昔底德陷阱”的路徑建議、安克雷奇會談後的中美關係、氣候變化的全球應對等話題展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參與研討。本次對話由中國網與全球化智庫聯合推出。
中美有能力制衡雙方的衝突和對抗
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一旦發生核戰爭，兩國都將不復存在，基本上沒有人類可以在激烈的熱戰中倖存，我們必須通過合作來避免一系列會導致這一結果的事件。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怎麼能成為美國的對手呢？記憶中的中國只是一個弱小、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同樣，中國人也在審視中美安克雷奇會談。如果瀏覽中國輿論和社評，就會發現中國媒體對美國也有所不滿——中國可以變得更加強大，中國應該更自信。兩國政府有能力把握、制衡雙方的衝突和對抗。
王輝耀：如果用KPI衡量中國國內表現，正如鄧小平曾講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這一描述對於中美競爭的解決同樣適用。兩國需要避免互相挑對方的“毛病”，應真正著手解決問題。雙方應該更高、更快、更強地解決各自內部問題，這也是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精神的體現。
您在《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暢銷書中提出了如何避免中美戰爭的12個建議，我認為您的一些建議具有重要價值，所以接下來想與您探討這12個觀點。
首先，您談到國家高層領導人可以幫助國家不經戰爭就解決國際衝突與對抗；其次，您提到國家可以將其嵌入至國際上更大的經濟、政治和安全體系中，從而限制歷史上所謂更耗損實力的“速戰”行為，對於全球局勢也是如此，當今世界已經擁有更大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機制來約束國家行為，格局的擴大使得個體行為受限，國家因而可以保持克制的態度；第三，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們以必要性作為決策標準來區分需求和慾望；第四，時機也同樣至關重要，面對全球發展的關鍵時刻，當前時機對於未來7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第五，文化上的共性可以幫助防止衝突的出現。第六點，您認為在陽光下除核武器以外，沒有任何新事物，即“相互保證毀滅”。第七點，核大國之間的熱戰不再是合理選擇。第八點，超級大國領導人必須對無法取勝的戰爭的風險作出充分準備，世界需要國際協調機制來防止熱戰發生。第九點，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增加了戰爭成本，從而降低戰爭的可能性。第十點，結盟有致命吸引力。第十一，國內治理表現將起到決定性作用。國內問題應放在首要考慮的位置，它是獲得國內民眾支援的重要因素。中國使8億人擺脫貧困，這或許是中國人權發展最大的成就。除了這些，兩位教授是否還有持有其他建議呢？
李晨：艾利森教授提到了兩國領導人的作用，他們有決心穩定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但艾利森教授還不確定國內民眾是否認同中美之間的競合關係，或遵從上層領導者的意圖。冷戰能夠提供一個相對正面的教訓。，冷戰可分為兩個階段，其中一個是雙方的動員階段，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對於武力抱有希望，並希望壓力能起到作用。而後來，雙方認識到壓力和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他們不再寄望於此，並且意識到國家穩定發展在競爭中至關重要，在這種情況下，競爭進入相對穩定的階段。在這兩個階段轉換過程中，危機管控非常關鍵，不僅防止了危機升級和失控，而且促使決策者、民眾和輿論冷靜下來，總結上一階段的經驗教訓。在此基礎上，各方意識到有效地溝通對話，互相了解，以及合作的重要性，並且要真正解決實際問題而不只是維持和平。
艾利森教授還提到第三方的重要性。在大國競爭的狀態下，依然需要互相合作，並與第三方合作、建立能夠包容各方利益的安全秩序與機制。上世紀70、80年代的歐洲，通過美蘇和其他各方的努力，建立了安全秩序，因此冷戰主要表現為軍備競賽。
美蘇都對二戰感到疲憊，溝通與對話非常關鍵
格雷厄姆•艾利森：冷戰的開始起因于兩大彼此對立的制度體系，但無法相容就要互相摧毀嗎？這將導致戰爭與毀滅。雖然當前中美競爭與上世紀的冷戰截然不同，但我們仍可以從冷戰中汲取經驗，例如在華盛頓和莫斯科，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冷戰時期，我們雙方也熱衷於深度溝通，所以裏根總統經常因與蘇聯領導人溝通而遭受指責，但他認為溝通與對話非常關鍵，因為核戰爭從來沒有贏家。
裏根總統對與蘇聯協商非常熱衷，以至於達成武器控制協議，美方放棄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蘇聯為此付出去做美方希望蘇方做的事。在每一個事件中，都有信任的問題。這一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穩定雙方關係，而且可以避免可能會導致局面失控的潛在危機。在中美競爭中，兩國沒有理由不從過去的教訓中汲取經驗，需要在深度溝通、危機管理流程，甚至危機防範等不同層面上以史為鑒。這是我對中美合作提出了12條建議的補充，避免掉落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戰爭的發生。
王輝耀：感謝格雷厄姆教授的回答。您提到了冷戰時期美蘇雖然競爭激烈，但仍然保持了對話機制，比如赫魯曉夫和尼克松在冷戰中有一個著名的“廚房辯論”。回到前述話題，此前我和托馬斯•弗裏德曼對話時他説過，中國有自己的奧林匹克競賽計劃，希望世界能和平競爭。此外，我也非常認同您對中美面對全球的共同壓力而合作的必要性的觀點，例如疫情問題，我們必須並肩作戰。拜登總統一週前宣佈美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中國在基建方面經驗十分豐富，中國已經發起了有103個國家參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或許我們需要建議新的“佈雷頓森林時刻”，中國能否與美國在亞投行的基礎上合作建立世界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找到中美之間的全球利益共通點，把蛋糕做大，使得中美之間利益大於分歧。我的第二個建議是，您談及歐盟。如果把歐盟當作一個整體的話，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並且在過去75年都保持著增長態勢。歐盟和美國之間好像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歐盟或許可以成為一個第三方，歐盟可以從中調和中美關係，歐洲在價值觀上和美國靠近，在經貿上和中國靠近，中美歐或許可以建立一個三方會談機制，而歐盟可以成為中美之間很好的中間人，幫助中美避免衝突和矛盾。
另一個我能想到的事情是，我最近讀了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發表在3月23日《外交》雜誌上的文章，他寫道，全球多邊主義體系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兩百年的西方主導模式或將終結。西方主導的模式不僅會在實際行動中消減，同時也會在意識形態方面減退。他談到了19世紀歐洲協調機制，認為世界需要一種新的協調機制，並提議建立一個六方機制，包括美國，中國，歐盟，日本，印度和俄羅斯。他認為這個新的六方協調機制不應該過度關注意識形態和價值方面的差異，六方需要坐下來互相探討確定全球發展共識，為聯合國帶來新的支撐等。這些也許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還注意到您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最近在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提到，“中美之間，或者是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間最終的問題是他們是否能實現相互理解。如果不能實現的話，那世界就會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的狀態。這個問題非常嚴肅，如果我們失去控制，那我們可能就會自我毀滅。” 我想聽聽您對哈斯和基辛格觀點的看法，您覺得我們如何才能找到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呢？或者説如何讓西方接受中國。因為我發現儘管中國做的很多事都是正確的，但卻仍然不被接受。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扶貧方面都有顯著成就，同時為世界貢獻了三分之一的GDP增長，去年疫情期間中國貢獻了世界50%的GDP增長，但卻仍不被西方國家看好，我們應該如何來思考這些問題？
格雷厄姆•艾利森：基礎設施方面，拜登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我的一個中國朋友説，“這就好像是美國版的‘中國製造2025’”。關於修昔底德陷阱，我在TED的演講上發過一個中美基礎設施的對比圖，非常清晰。我當時還建議説，中國在這方面可以教美國很多。我對比了兩座橋，一座是我哈佛大學辦公室外面那座橋，在肯尼迪學院和商學院之間，橫跨查爾斯河。另一座橋在北京，也是要翻修的，交通比美國這座繁忙很多倍。但你肯定想不到翻修它們在兩國到底花了多長時間，中國在幾十個小時就完成了。美國修了一條從洛杉磯到加州首府的高鐵，花了850億美元，然後就放棄繼續修建了。但中國已經修了12000英里的高鐵了。所以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美國有很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
您關於中美歐三方協商機制的建議我覺得非常有意義。關於理查德提出的新機制，很多人都把今天的情況和19世紀的歐洲協調做對比。但是我認為這兩種情況的差異要比相似處大。所以我認為這個對比不一定特別有幫助。關於基辛格提到的，他也提到很多次了，如果中美無休止競爭，導致一些關乎生存領域的必要合作被扼制，那結果將是災難性的。我同意他所説的。我認為“修昔底德”式的競爭往往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這是瘋狂的，對中美都是如此。所以現在的出路就是我們找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辦法。我們應該盡己所能去尋找，從冷戰中吸取教訓，從美蘇競爭中學習，我們應該盡可能多地學習過去的經驗教訓，在所有的可能中尋找出路。幸運的是，習近平主席對此有著透徹的見解，他提出我們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而不是囿于舊的模式中，他是因時而動的。拜登總統在這方面也有著很深入的理解。他擔心兩國會陷於無休止的競爭，最終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我認為我們是對各種觀點敞開大門的。我認為中國很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可能有些過於含蓄了，所以他們沒有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希望您的智庫可以收集更多的觀點，因為很多像我一樣的美國人只能讀懂英文的材料，我不懂中文，所以我希望您們可以成為我們的牽線人。
王輝耀：非常感謝您的鼓勵，我們也盡己所能收集更多的觀點，來尋找調和中美關係以及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辦法。另外一點就是，我們現在有“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美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是它的前身。CPTPP在很多方面有著比WTO更高的標準，包括貿易、服務貿易、智慧財産權保護、數字經濟、國企改革、環境保護和勞動力權利保護等。CPTPP就好像是21世紀的一個小WTO，而這個機制是美國在奧巴馬-拜登政府最先創立的。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上表示中國有興趣加入CPTPP，有興趣提升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標準。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中美可以共同對話的領域。我們還可以把CPTPP當作WTO改革的試驗場，同時化解雙邊矛盾，推動多邊關係發展。另外一件我非常看好的事是，拜登總統已經邀請習主席出席4月22日舉辦的全球氣候變化峰會，離現在只有三周了。40個國家的首腦將受邀出席此次峰會，不論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差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氣候變化領域的對話真的是雙方關係破冰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或許還可以建立一個國際氣候變化組織，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這些領域有更多的對話。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機會。
格雷厄姆•艾利森：拜登總統邀請習主席參加氣候變化峰會，同時兩國都同意擔任G20氣候變化工作組的聯合主席。這些意味著他們必定會在今年10月的G20峰會上提出一些關於這方面的切實可行的提案。這也意味著他們都是支援這種既有矛盾的又有合作關係的，那就是在某些領域兩國要合作，而同時又要承認他們關係的競爭性。所以我認為這些想法都不尋常。
需要找出更多關於修昔底德陷阱後果的證據
王輝耀：現在中美處於一種“競爭夥伴關係”中，既要競爭，又要合作。現在中美半導體行業協會已經建立了雙方工作組，這很好，希望能有更多這樣的討論。也許我們可以恢復在休斯頓和成都被關閉的領事館。兩國之間建立互信，我同意你所説的兩國之間釋放信任信號可以相向而行。和平的合作是可以實現的，與此同時，合作中也存在競爭。例如奧林匹克精神，奧林匹克運動員之間是一種和平的競爭。李晨教授你有什麼看法？
李晨：我認為為了避免深陷修昔底德陷阱，我們可能更應該思考修昔底德陷阱所帶來的後果。我想這可能是冷戰時期決策者的優勢，也是老一代人的優勢，因為他們直接經歷的二戰的經歷非常熟悉，甚至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記憶猶新，而且他們也對核戰爭的後果也逐漸有了清醒的認識，所以他們明白大國競爭失控的後果。但而且對於很多像我這樣的年輕人而言，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我們在和平中生活了太久。也許很多人對我們的進步感到興奮，然而並沒有對大國競爭和衝突的後果給予更多的關注。我認為就認知而言，我們需要更加關注歷史上大國競爭失控的後果，因此更加努力避免和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另外一點是，格雷厄姆剛才提到，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更多。但我的觀點是，美國同樣有大量值得中國學習的東西。我將從歷史的角度加以解釋説明。在20世紀早期，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生産力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中國和美國都可以在這方面學到很多。第一是企業要追求專業主義，第二點是改善社會、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合作關係。事實上，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從美國企業界和政府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所以我認為對對方經驗保持開放和學習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
王輝耀：我們必須互相學習。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我們有衝突也有很多共同利益，所以這與之前的一戰、二戰、冷戰的時代完全不同。我們現在處於一個真正共同繁榮的世界。我們地球人也許應該和未來火星人和太空人競爭，而不是我們人類自己。我們將人類送入太空，也許作為地球人，生活在地球村，我們真的需要結伴同行。
責任編輯：蔣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