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關注大部制改革? |
大部制改革是此次兩會的重頭戲,早在兩會前各種版本的改革方案就傳得沸沸颺颺,關注和猜測的熱情比“人事安排”還高。人們之所以關注此項改革,一是這項改革涉及部委的調整,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二是,相比那些抽象的理念,部委調整是最具體、最看得見的改革;第三,更重要的是,這是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的第一個大動作,由此可能窺見今後的改革走向。大部制改革方案10日出爐,動作不算大,也不算小,與人們的預期和猜測並無多少差別。
媒體的焦點,更多地集中在了這一次的改革內容裏:撤了幾個部委,少了幾個正部級機構,組建了什麼新機構,誰成了“末任部長”,新機構設立後的人事安排,原機構的人員安置,誰家歡喜誰家愁,哪個部門的權力大了哪個權力小了等等。[詳細] |
這不是權力重配遊戲,而是一次放權改革 |
部門更改的資訊,確實是新聞,也是公眾急於想知道的。但這些都只是淺表層的新聞,最深層次的問題並不在此。
很多人都把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間的權力重組。其實,這一次改革並不是部委間的權力重新分配遊戲,而是一次放權革命——向社會放權,向市場放權,向民眾放權。這個問題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馬凱在對機構改革作説明時説得很清楚: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廣範圍、更深層次上加快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重在向市場、社會放權,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同時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嚴格事後監管。[詳細] |
三大亮點,讓改革落實不再懸空 |
一是推進了政企分開,有利於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次改革的一個亮點,就是推進了鐵路政企分開,組建國家鐵路局負責鐵路監管與執法,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負責企業運營,從而厘清了鐵路企業和政府鐵路管理部門的角色。
二是推進了政社分開,有利於加強與創新社會管理,從根本上維護社會和諧和穩定。這次改革採取了一系列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的措施,包括使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探索一業多會的競爭機制;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等四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
三是推進了簡政放權,有利於形成合理的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利於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這次改革堅持權力下放的原則,最大限度給各類市場主體鬆綁,大大改善了中國的營商環境,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包括減少投資項目審批、減少生産經營活動審批事項。[詳細] |
六層進展,讓政府部門變權力為服務 |
一是在綜合交通體系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有利於充分發揮鐵路、公路、水路、民航等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整體優勢和組合效率;二是在綜合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公共服務體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有利於統籌推動報刊、出版社、通訊社、電臺電視臺和網際網路等新媒體發展;三是在綜合衛生和人口公共服務體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有利於整合衛生服務與計劃生育服務兩套體系資源。
四是在綜合食品藥品監管體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有利於對生産、流通、消費環節的食品安全和藥品的安全性;五是在綜合海洋管理與執法體系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有利於統籌配置和運用各種海洋執法資源,提高海洋綜合執法效能和服務水準;六是在綜合能源管理體系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更有利於推進能源發展。[詳細] |
實效第一,才是讓老百姓能讀懂的政治 |
大部制改革很難讓老百姓真正搞懂,因此它們對民生層面産生什麼樣的直接影響至關重要。比如鐵道部的改革應帶來更好的鐵路服務,不能伴隨短時間內的客貨運輸收費上漲,也不能損害幾百萬鐵路部門員工的切身利益。當我們這樣要求時,就會發現這次機構改革的風險和難度要比前網際網路時代高得多。
機構改革的這種政治延伸並非能自然形成,它需要改革的步步為營和環環緊扣,從而防止一項改革在缺少認真執行和後續支援的情況下出現反覆。這次機構改革決不應被看成“權力挪窩”或“權力歸堆”,它們應當帶來權力運作的一些實際改變。這次機構改革是在執政黨狠抓改變工作作風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希望這一大背景會給它注入超越以往的強度,帶來更多公眾期待的實效。[詳細] |
未來“簡政放權”是盤值得期待的棋局 |
無論是從十八屆二中全會到這次的説明,均明確強調“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而政府職能轉變,“簡政放權”是關鍵。相較于行政機構改革,“簡政放權”是一盤更加值得期待的棋局。
“簡政放權”實際上是,讓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地方的歸地方,讓中央職能部門更加注重宏觀管理和法制環境的創造,讓一個社會的權力和權利,各安其位。
相較于轟轟烈烈的行政機構改革,簡政放權或許于外不彰,但其因為觸及目前的行政權力運作體系,觸及幾乎所有部門的利益,所受到的阻力更大。方案釋放了強烈的改革信號,必然也會遭遇空前的阻力。方案也坦言,行政職能轉變“這項任務更加艱巨、更為複雜。”顯然,這也是一盤很不容易下的棋局。這需要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氣。[詳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