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2006年首提“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國在每人平均GDP達3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後，由於不能順利轉變增長方式，矛盾集中爆發，經濟長期停滯，遲遲難以邁入每人平均100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一階段，其所依賴的從低收入經濟體轉變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不能繼續指導其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以往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各種矛盾集中爆發，如果不能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將難以産生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進而導致社會問題突出，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詳細]
    “中等收入陷阱”是發展模式轉變滯後導致發展持續動力不足的結果。對正在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無疑是“達摩克利斯之劍”。[詳細]
    每人平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高發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迅速躋身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問題不斷凸顯，加之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了明顯的放緩趨勢，引發了對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

    從2004年“郎顧之爭”，到2006年“反思改革”，以及最近關於改革模式的討論都表明，中國的經濟改革已步入一個新的時期：一方面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漸次顯露。過去一度顯得有效、也一直在推行的許多制度和政策，是否足以保證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開始成為人們思考的對象。[詳細]
    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階段，怎麼分蛋糕就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如果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就會對經濟發展産生負面影響。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經驗性的概念，因而不能以一個僵硬或者明確的標準來認定。這一現象的産生不是由單一原因導致的，是多種複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判斷是否落入“陷阱”的標誌，但它加劇了社會階層的不平等，導致的社會問題會侵蝕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一旦落入，徘徊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
    要提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在取得輝煌的經濟增長成績後，一旦國家的勞動生産率增速趕不上成本增速，出口下降而內需又無法足夠快地被拉動，這個陷阱就會張開。[詳細]

    中國未來5～10年的轉型與增長，不僅對中國中長期發展具有歷史性影響，而且對世界經濟的再平衡與恢復增長也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從經濟增長的長週期看，未來10年，儘管國際市場有可能繼續動蕩與萎縮，中國經濟仍將處於上升通道。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是，由於人口規模、經濟結構等因素，中國並不缺乏新的增長點。
    增長不等於發展，我們需要增長，但不要“增長主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長主義導致“成長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要強調把人的發展放在突出位置；二是走出忽視資源環境的非綠色發展陷阱；三是走經濟創新的路子；四是克服腐敗陷阱。[詳細]
    上世紀70年代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基尼系數普遍居高不下，嚴重超出0.4的國際警戒線。反觀新加坡和南韓，不僅重視科教立國和企業創新，也比較注重社會的公平效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絕非單純的經濟問題，也絕非擴內需、調結構所能完全解決，而是涉及社會、政治、文化和制度等多方面的一個系統性工程。政府不是萬能的，但在推進公平正義、遏制貧富分化、縮小收入差距方面，卻理應擔當主角。[詳細]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普適的理論命題，是在某些國家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為什麼人們開始把這個假設運用於中國經濟？這是值得深思的。中國的增長和發展，有三個歷史鏡子可以照一照。一個是拉美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故事，這是經濟發展失敗的例子，也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型；另外兩個是成功的例子，一個是“亞洲四小龍”，這是經常被人提起的，還有一個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後經歷的“黃金年代”，即所謂Golden Age。對這兩個成功的例子，國內還鮮有研究。研究失敗的例子和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樣重要。[詳細]
    與拉美國家相比，中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有相似性和差異性。相似的是社會風險，比如收入差距過大問題。不同的是經濟風險，比如，經濟增長的傳統比較優勢在退化，面臨産業空心化、産業結構升級困難、經濟增長的內驅動力不足等問題。
    但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相比，我國的確具有獨特優勢：一是大國經濟特徵，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點明我國“生産力發展水準具有多層次性，迴旋餘地很大”；二是處於工業化、資訊化、全球化“三化”同步時代，三種動力疊加，有機會“彎道超車”。過去三十年我國就是在不斷打破常規中從貧窮、落後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未來仍有潛力實現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但前提是實現經濟社會轉型，續深化改革。[詳細]

    有學者樂觀表示，到2020年我國內需規模有可能接近百萬億元的級數，如果潛在的消費需求能夠得到比較充分釋放，就有條件支撐未來10年7%—8%的增長。根據我國GDP總量粗略估算，2012年我國每人平均GDP約6100美元。若未來10年能保持7%-8%增速，到2022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將翻番，超過1.2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中國過去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發展方式，積累了資源環境問題等諸多矛盾，未來10年是加快發展方式轉型以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未來10年，關鍵是以改革攻堅加快發展方式轉型，以體制創新保障經濟社會平穩發展。”[詳細]
    驅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力量，應該是經濟體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我國近幾十年體現為“改革紅利”，比如放權讓利、政治集權與經濟分權導致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等等。[詳細]
    有學者提出指導改革的理論框架，“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化解“滯脹”、“中等收入陷阱”等潛在風險。其基本政策主張概括為“雙創、雙化、雙減、雙擴、雙進、雙到位”，即通過鼓勵創新、創業，加快城鎮化、産業優化，減稅、減少行政審批，擴大對亞非拉開放、擴大基於品質和效益的投資，國企和民企共同進步，政府和市場“雙到位”，實現中國之必然選擇的“三步走”趕超戰略。

    如果説“人口紅利”使中國從低收入國家成功邁向中等收入國家，那麼未來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則要靠改革和創新形成的“制度紅利”。
    最大的陷阱始終是中等收入國家也可能掉進去的“貧困陷阱”。這種陷阱其實隱藏在發展的各個階段——尤其是在社會動蕩和財富分配極為不公時；只有改革分配製度，實現社會安定，促進科技創新和不斷改革，中國才能擺脫這一陷阱。[詳細]
    “中等收入陷阱”並非命中註定，要想跨越，中國政府需做出改變。中國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增長模式要從依靠外需向立足內需轉型，從投資拉動向消費驅動轉型。事實上，轉型的關鍵是繼續深入市場化改革，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全面推進城市化建設和完善法制建設。[詳細]
    “淪陷”歸根結底在於舊有發展模式紅利已盡，又未能及時挖掘新生增長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模式一直相對粗放，很大程度上依賴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如今面臨人口紅利消失、資源環境制約，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行政、社會轉型勢在必行。[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