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5月3日，杭州崑崙天籟老業主拉橫幅“房鬧”開發商；5月4日，杭州中豪四季公館老業主舉手牌靜坐“房鬧”開發商，同一天晚上，因不滿開發商大幅度降價，鎮海保億•麗景英郡售樓處，約400名業主堵在門口，討要説法；5月5日，杭州江南銘庭老業主，也聚集到售樓處，擺花圈“房鬧”開發商。連續幾天，杭州、寧波接連上演“房鬧”事件，而導火線都是房價下跌給老業主造成巨大經濟損失，開發商拒絕補償差價。

從今年1月至今，杭州各類“房鬧”事件已達近20起，參與者上千人。

輿論更理性，不再一味同情“弱勢”

調查1：業主要求開發商補償差價是否合理？       

數據來源：新浪調查

根據調查顯示，輿論普遍認為房屋買賣是公平的市場行為，而“房鬧”是不理智的。有84%的人不贊同業主們對開發商的要求，超過7成的人認為開發商有權不回應，僅有1成人支援開發商補償業主差價，或者直接退款。

自房地産調控政策實施，房價鬆動以來，各地“房鬧”事件頻發。此次“杭州房鬧”由《現代快報》在5月6日首先報道，強調房鬧連續三天上演，事態嚴重，而今年杭州各類“房鬧”事件就已達近20起。

隨後兩日，關注度達到高潮，媒體輿論的主要力量來自於評論文章，以及專家和意見領袖的發聲。評論文章的主要觀點集中在：房鬧缺乏理性；拷問房屋預售制；違背契約精神；房鬧皆因房地産暴利。一些行業權威人士的參與發言也為“房鬧無理”的輿論形勢添柴。

意見領袖對輿論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

在傳播學中，活躍在人際傳播網路中，經常為他人提供資訊、觀點、建議，並對他人施加個人影響的人物，稱為“意見領袖”。 意見領袖作為媒介資訊和影響的中繼和過濾環節，對大量的資訊進行加工與解釋，從而對大眾傳播效果産生重要影響。

在此次輿論聲浪中，幾位行業專家的看法把公眾視線引向房鬧背後的真問題：

北師大管理學院教授董藩表示，房價下跌引發的“房鬧”事件正在社會秩序、信用關係和司法秩序,危害逐步顯現出來。如果惡化下去,不排除會出現嚴重的流血事件。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表示，如果業主的權利受到了侵犯，都可以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來解決，不能夠打砸搶。如果假定合同或者合約的基礎都沒有了，那麼市場經濟的基礎也就沒有了。

二位學者從社會管理和經濟秩序的角度發表對“房鬧”的看法。而《中國樓市》執行總編蘭洪海表示，很多時候業主的要求是不符合合同的，但也會鬧，這是利益驅使，鬧一鬧多少能鬧出一些好處來，這是“中國式”求解問題的一種方法，且常常管用。

作為地産大佬，任志強在微網志上堅持他一貫的“政府責任論”：房鬧表現出的是購房合同的契約問題，但原因卻在於政府的違約違法在先。

意見領袖闡釋了房鬧表像下涉及到的與社會秩序、市場契約、利益糾葛以及樓市調控相關的諸多問題，讓霧裏看花的公眾對房鬧事件有更深刻的認識。在既得利益趨勢下，業主和開發商都會各執一詞，此時，意見領袖和權威人士作為非利益相關者，他們的話對公眾來説更有引導意義。

“房鬧”背後多方博弈，考驗政府執政力

2011年—2012年房鬧事件盤點

從近期“房鬧”事件統計的表格中可以分析出以下三點：一，房鬧基本集中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這是由於城市規模越大，房價越高，價格的波動反應到實際金額上涉及數目較大，易引起業主的不滿。而這些城市的媒體較為發達，因此資訊相對透明，傳播速度較快，從而引發討論。二，遭遇房鬧的地産開發商都是地産界的龍頭企業，在中國房地産公司排名前二十的萬科、保利、綠地、中海、遠洋、華潤、龍湖均榜上有名。三，房鬧原因是開發商大幅降價賣房或是配套設施與承諾不符，業主要求補償差價或是退款未果。

從參與“房鬧”的業主角度來説，無論是舉全家之力購買的一套“剛需”房産，還是做投資用，業主在還未入住時，資産遭遇縮水一成，心理上無法接受“通脹”強度，最終演變成暴力事件。正如全國工商聯房地産經理人聯盟副主席朱大鳴所言：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無論是“拆遷鬧”、“機場鬧”還是“醫鬧”，引起關注就有得到好處的可能性，這種畸形心態起到了推動作用。

開發商在應對“房鬧”時，因為手握一紙合同，按合同辦事，因此可以理直氣壯的對業主的要求不予理會，頂多是在物業費等其他項目上給予一定優惠。從法律上來説，開發商降價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而道義上卻是有所虧欠。

從政府角度講，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房地産開發帶來的巨大財政貢獻，另一方面又要積極貫徹樓市調控的政策，並且還要防止原本屬於市場領域的糾紛逐漸演變成社會領域的“群體性事件”。

該不該給會鬧的孩子奶吃？

業主買房，開發商賣房，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按合同辦事，這本是自由交易中最平常的環節，難道“房鬧”的業主不知理虧？

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馬光遠總結“房鬧”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地方政府叫一幫人去鬧開發商，因為怕開發商降價。第二種就是開發商慫恿業主去鬧，把事情鬧大以後，地方政府會出面來救市。第三種是業主真的自己來鬧。

“房鬧”的上演，看似集體倒逼開發商，實則是利用法不責眾來壓迫社會輿論，促使政府幫助 “維權”。無論是誰在“鬧”， 這種忽略契約精神的行為輿論是不認可的。

然而，因為認定了“會鬧的孩子有奶吃”，用“鬧”來解決問題的方式被越來越多的行業和群體運用，輿論被頻繁當成炒作工具。如果政府總是被動地做出應激性反應，而缺乏預防性干預的措施，那麼各種“鬧”劇甚囂塵上的局面就無法真正改變。如何給“鬧”的孩子“斷奶”，讓市場秩序回歸契約精神，是社會管理環節中必須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