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其人
專家介紹
陶文釗 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前所長
金燦榮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倪 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副所長
朱 鋒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達 巍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余萬里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進入人物庫]
觀點選錄
精彩瞬間
輿論坐標
下期預播
- 下期預播
- 在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特別是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之後，中國經濟的發展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在本屆任期的五年當中，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巨大的潛力等待開發。那麼，中國經濟在這五年當中有著怎樣的進步，經濟體制改革任務完成得如何，未來發展還有怎樣的空間，觀點中國有幸邀請到中國社科院宏觀經濟研究所經濟室主任張曉晶進行深入分析解讀。
以論對策
陶文釗：尼克松訪華是“破冰之旅”
《上海公報》大部分篇幅都在講“分歧”，最後講一點講兩國的共識，這是國際關係史上罕見的。今天中美關係仍然存在諸多分歧，而且大都不會短期內解決，因此我們必須走出一條大國之間和諧相處，互利共贏的道路，中美之間分歧太多，但是大問題上我們有共識，在這個全局上來認識中美關係。鄧小平曾經對老布希特使斯考克羅夫特説過，歸根到底中美關係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 [詳細]
金燦榮：美國回歸亞洲 一要重視二要淡定
別看美國三管齊下，政治上主導中國的地區合作，經濟上搞TPP，軍事上搞駐軍澳大利亞，但你往這個細節上一看，發現他最後做不到。所以我的結論是第一重視，第二淡定。我們還可以祝福美國好好玩，讓美國在中國不會去的地方汗流浹背地挖戰壕，而我們中國在家裏安心悶頭髮大財， [詳細]
倪峰：中美關係四十年的發展歷程
從1972年到現在，中美關係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2年到1989年，中美戰略合作階段。第二個階段，從1989年到2001年，中美關係在動蕩中不斷發展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從2001年“9•11事件”以後，一直到2009年奧巴馬總統訪華，是中美關係相對穩定的階段。自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以來，中美關係可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現在姑且稱之為“不穩定的過渡期”。 [詳細]
達巍：中美要在亞太比拼“巧實力”
如今是中美要在亞太比“巧”的時代。美國搞“巧外交”，中國要更巧，要smarter。當然，這並不是就不要鬥爭，而是要善於鬥爭。要有戰略的眼光，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需要認真考慮外交政策如何超越國內利益集團的限制；考慮媒體的責任、健康的輿論環境；考慮如何更好地協調國內的不同的外交行為體、不同的部門等；考慮如何讓各種意識形態不要過度干擾我們戰略思考。 [詳細]
文字直播
中國網副總編輯張梅芝：代表中國網歡迎各位專家，到我們中國網參加這個活動，這個活動很重要是我們今年對外報道最重大的一個題材就是中美關係的回顧與前瞻，紀念《上海公報》發表40週年，在今年整個宣傳報道當中我們列為重大的項目，所以今天我們這兒有一個開篇，今天請到都是國內頂尖級的專家，我們真的非常非常高興，個人很榮幸，因為我看了一下這個名單，雖然有的專家不是很熟，但是至少我和其中的幾位還是有一些淵源，比如説人大，我本人是人大畢業的學生，曾經是人大的學生我很榮幸，還有一個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曾經差一點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我沒有去經濟研究所，我實在覺得那是一個太尖端的東西，我不是做學問的人，所以我沒有進入到社科院去做各位老師的學生，今天我還是很榮幸，歡迎各位專家到我們網站來做這樣一個訪談和活動。今天上午還在開會傳達劉雲山外宣辦領導對外文局的批示，就是提高宣傳能力和擴大對外傳播的影響，包括中國網，國際傳媒集團，還有雜誌社在這方面能力的建設和提升，今天我覺得要提升這個能力，要擴大我們影響力，應該以靠我們這些專家，這個沒有什麼可説的，這麼多年來專家對我們有很多的支援，今年兩個很重要的項目，就是專題庫和觀點庫，其中觀點庫是我們會聚了中國最好的專家隊伍，包括 在座各位專家在內，能夠加入到這個當中來，這對我們，對外介紹中國，對外傳播中國的聲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就不多説了，表示我的一個非常感謝大家出席，感謝大家參加中國網的這個活動，謝謝大家。
余萬里：謝謝張總監，我們這論壇賦予我們一個很重大的意義，今天我當主持，這個形式看起來好像很正式，咱們這個話題也很重要，但是我想我們還是比較輕鬆的，首先給大家介紹這次參加論壇的五位專家，其實都是我們圈裏面特別熟悉的人，其中達巍（職務），原來是美國所現在是辦公室主任，倪峰是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的副所長，金燦榮是媒體圈肯定不會陌生中國人民大學的，我們一直都是在陶老師的領導下，社科院研究所副所長，我們在他的領導和指導下的，還有旁邊這位朱鋒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我們學術圈裏互相比較熟悉。
我先把我們今天下午要談的一些話題先集中説一下，再重點請專家做發言，然後再討論，尤其是我希望大家在座的聽的編輯記者，聽的過程中如果有問題或者有什麼想法能夠互動起來，這樣的話整個過程就會更加生動。關於今天的主題我想其實就像這個標題寫的回顧與前瞻，這個時間點上來談這個事情確實恰逢其時，因為今天恰好係40年前《上海公報》簽訂，正好是40年，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時間我們習副主席在美國有一次訪問，這兩個放在一塊這個標題非常有意思，習副主席包括美國包括中國方面都是有前瞻性的訪問，看未來十年這是一個起點，所以我們今天開這個主題可以分成兩部分，一個是歷史部分，40年前《上海公報》對現在中美關係有什麼啟發意義，先請陶老師給大家做一個發言。第二個談前瞻問題，可以分成兩大塊，一塊就是圍繞習主席的訪問，這些年中美關係存在的狀況，請朱老師給大家介紹一下訪問情況。另外一塊就是今年是美國大選，圍繞這個大選中美關係包括中美的政治、安全、經貿這一系列的關係，對選舉的影響，這一塊我想倪峰和達巍可以重點談一談。我們整個結構就是這樣，應該是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希望主題發言時間控制15分鐘到20分鐘，這樣可以有更多時間留給大家討論，可以互動起來。
陶文釗：尼克松訪華是中美關係從敵對、對抗格局轉變到和解，關係正常化的轉捩點，因此説它是“破冰之旅”；從美國的角度講，尼克松訪華有三個原因：首先，蘇聯在第三世界的拓展，讓美國感覺到其霸權受到蘇聯威脅；第二，尼克松想通過拉攏中國達到與蘇聯緩和關係的目的。尼克松1972年2月到北京，5月份就到蘇聯，跟蘇聯簽署了“反導”條約，當時中國批評美蘇兩國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如今回過頭來看“反導”條約，可能是在冷戰時期美蘇能達成的最好條約；第三個原因是美國想從越南戰爭中撤下來，而中國是支援越南的主要國家，美國希望中國對越南施壓。
從中國方面講，首先，當時已經感覺到蘇聯是中國最大的威脅；第二，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在外交史上空前孤立，領導人非常希望在美國這個地方打開缺口，使我們在外交上能夠取得突破，實際上這個效果是達到了。
尼克松訪華對雙方來説確實都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尼克松訪華以後由於種種原因，中美關係沒有馬上正常化，但是對中美兩國關係的破冰，仍然留下豐富的歷史經驗。
第一，要從全局的高度，從戰略的角度看待中美關係。《上海公報》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講“分歧”，最後講一點講兩國的共識，這是國際關係史上罕見的。今天中美關係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仍然存在諸多分歧，而且大都不會短期內解決。我們必須走出一條大國之間和諧相處，互利共贏的道路，中美之間分歧太多，但是大問題上我們有共識，在這個全局上來認識中美關係。鄧小平曾經對老布希特使斯考克羅夫特説過，歸根到底中美關係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
第二，緊緊抓住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中美關係是利益驅動的，當時中美關係分歧很大，但兩國之間有共同利益，就是共同對抗蘇聯的擴張。現在兩國之間共同點遠大於分歧，合作是中美關係的主流。所以，我們既要認真對待分歧，更要不斷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
第三，要培植戰略互信。尼克松訪華之前中美之間沒有戰略互信，但通過基辛格的秘密訪問，與周恩來的長談，雙方建立起了初步戰略互信關係，即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不支援台灣“獨立”，不支援“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1973年基辛格再次訪華，再次表示，美國過去不支援台獨，現在不支援，以後也不會支援台灣獨立。在這個基本問題上雙方真的達成了諒解和共識。尼克松訪華，比基辛格又進了一步，闡述了美國一系列的觀點，所以戰略互信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學習美國的政治智慧，《上海公報》中，有一段對“一個中國”政策的經典表述：“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一直到今天，美國政府或學者要講“一個中國”政策還是要回到《上海公報》，歷經了40年依然能得到認可，美國的政府和學界的主流意見還是認同這一經典表述，這就是政治智慧，也是中美關係的財富。
余萬里：陶老師不愧是國內對中美關係史頗有研究的專家，這四點概括的非常精闢，下面請金燦榮談談。
金燦榮：我不是研究歷史的，但是關於尼克松訪華40週年，有一個視角可以補充。尼克松訪華結果是雙贏，這40年中美關係發展雖然不順，但最終這個結果，當時最樂觀的人也想不到。雙方都有好處，要沒有中國站到美國這一邊，美國就腹背受敵，中國再窮也是一個天然大國，對俄羅斯那邊擺出敵對的架式，蘇聯就必須在邊防線上部署部隊，美國經濟學家拉迪認為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讓俄國人每年白白浪費2000億美元，某種意義上是我們中國幫美國贏得了冷戰，美國戰略家對這一點是清楚的。但是我們中國對這個事情應該也感激，我們中國馬上也改善了安全環境，原來也是兩面受敵，後來可以專門對付北方威脅。
對於中國來講，尼克松訪華最大的意義是幫助我們從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認為現代國家成長有三部曲，任何一個現代獨立國家，成長第一步就是尋求安全，第二步是發展，第三步是尊嚴，按老百姓的話第一步就是我要活下去，第二步我要活得好，第三步我要活得有面子。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現代國家是從1949年開始的，民國的38年，軍閥混戰，其政治結構相當於夏商周的“方國共主”。中國真的有一個現代化趨向的政府，有效控制國家大部分，從而成為獨立法人式的現代國家是以1949年為起點的。1949年到現在分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毛澤東時代，一個是改革開放時代。
毛澤東時代就是求安全、求生存階段，這個階段一定內部是要鎮壓的，對外是要打仗的，這是歷史決定的。我們現在處於城市化小市民階段了，人們開始精神撒嬌了，但看那段歷史要理解當時的背景。那個時代背景就是國家生存沒有保障，人民餓著肚子，求生存是當時最大的任務，其他都是為它服務的，必須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在這個意義上講尼克松訪華意義太大了，世界的一把手承認你的生存權，這個不得了，這樣才有了後來周總理提出四個現代化，否則快要打仗了怎麼談四個現代化，然後才有了後來的全面改革開放。所以按照我的這個現代三步曲説法，尼克松訪華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是一二階段轉換的關鍵。你的生存安全感不是自己決定的，需要別人給你一個訊號，這個訊號誰給的最有效呢？就是世界一把手，就是美國。這樣中國才可能進入求發展的第二階段。
過去30年中國發展不錯，但現在我們還處在第二階段中期，我們還是需要繼續發展。我們肯定要進入求尊嚴的第三階段，就是活得有面子，有尊嚴，要讓我們的文化被人家接受，這在經濟上就要求中國的每人平均收入跟世界每人平均拉平，去年我們剛過5000美元，世界每人平均是9000多，基本上是世界每人平均的一半，所以還是要花很大力氣，至少要跟世界平均一樣才行。
現在的麻煩是雖然中國的每人平均GDP較低，但是由於中國的塊頭太大，外面人已經以領袖國家的標準來要求你了，需要中國承擔責任，提供公共産品，甚至提供解決全球問題的新思路和新價值體系，第三階段的任務提前到來了。這是國家現在就花大錢提升軟力量的原因。中國的軌跡和一般國家不完全一樣，現在就要做第三階段的工作，讓老百姓接受有困難，但這是必要的。
余萬里：下面請朱鋒談談習副主席訪美的一些情況。
朱鋒：習近平副主席訪美有三個特點：
第一，此次習近平副主席訪美的過程中，舉手投足間對美國文化基本的適應，向美國傳達了一個積極的資訊：中美之間不在於有多深刻政治的原則需要彼此闡釋，而是對彼此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相容、對話。習近平副主席訪問一個星期，他傳遞的資訊讓美國人清楚地感覺到中國人喜歡並尊重美國文化，這種社會文化的交流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而這是中美首腦外交看不到的。
第二，尼克松訪華，通常更加注重其重大的政治含義，而習近平副主席此次去是為了兩國人民的利益。中美關係在這40年裏，尼克松的“融冰之履”首先是戰略的突破點，今天的話題更多是經濟問題，更多的是讓兩國民生具有更好的互補性。
第三，此次習近平副主席訪問美國，使美國媒體深化中國問題報道，在美國公眾中進一步培植和推動對中國問題的認知、了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四十年，中國領導人在美國更多的是強調中美之間一種新的形勢，不再是簡單的戰略一體，而是民生；另外，通過此次習近平副主席訪美是跟過去進行對比，中美關係變了，中國變了，世界變了。
應該更加積極地看待中美關係
尼克松訪華中國很重要的意義是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中國人尋找現代化道路。今天習近平副主席訪美，中國公眾應該站在40年中美關係發展的大背景下來看待美國。40年尼克松訪華給大家帶來很大的變化，給世界帶來變化，給中美關係帶來變化，今天中國人是否可以客觀公正來看待美國，答案是要尋找歷史延續的軌跡。尼克松訪華之後的40年裏，中美合作在不斷造福兩國人民，地區安全，雙方彼此應該更加準確合理看待各自的國情。
與美國交往需戰略清晰
今天的中美關係確實錯綜複雜，尼克松訪華之後，中美關係的發展給中國帶來的諸多影響和挑戰，我們更需要清楚地面對我們自己：第一，不僅要看美國，而且還要看世界；第二，不僅要看到兩國之間戰略經貿社會的交往，我們還需要看到彼此的差異；最後，我們需要改變自己，或者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中美關係的這個觀念的變革，還在於我們的信心和利益到底如何相互結合，我覺得中國人現在越來越有信心，但是利益的觀念在信心的主導下，尋找某種衝突的方式，所以中美關係同樣考慮中國人的信心和對利益的看法，究竟能夠如何更加合理利用。
余萬里：下面請倪峰講一下中美關係40年的發展歷程。
倪峰：從1972年到現在，中美關係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2年到1989年，中美戰略合作階段。第二個階段，從1989年到2001年，中美關係在動蕩中不斷發展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從2001年“9•11事件”以後，一直到2009年奧巴馬總統訪華，是中美關係相對穩定的階段。自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以來，中美關係可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現在姑且稱之為“不穩定的過渡期”。
第一階段：因為共同敵人而戰略合作
第一階段，之所以稱之為戰略合作階段，是因為中美兩國有共同的敵人。在這個階段中美關係的內容很簡單就是合作應對共同的敵人，這個時期也是中美關係的蜜月期。
第二階段：危機與合作並存
第二個階段，從1989年到2001年，是中美關係在動蕩中不斷發展的階段。1989年到2001年，在短短的12年間中美關係先後出現了六次比較大的危機：第一次危機是在1989以後，美國對中國實施全面制裁；第二次危機發生在1993年，克林頓接替老布希當選為美國總統，競選時克林頓嚴厲批評了老布希政府對華相對比較溫和的政策，表示一定要對中國施壓，克林頓上臺後對中國採取貿易壁壘政策，將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與人權掛鉤；第三次危機是1993年發生的“銀河號事件”，美國認為中國向伊朗出售威脅性武器，而且在公海上進行攔截檢查，這個事件對兩國關係造成了很大傷害；第四次危機是1995年李登輝訪美，美國派兩艘航母到台灣海峽；第五次危機是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伕大使館；第六次危機是2001年小布希上臺後宣稱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而且在這期間發生了“南海撞機事件”，之後小布希在電視上公開表示要武力協助台灣。作為總統在電視上講美國要武力協助台灣，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而且小布希宣佈大規模對臺出售武器。
這段時期，一方面中美關係起伏不定，另一方面中美關係在經貿領域實現質的突破。原來中美關係合作的基礎是對付共同的敵人，“冷戰”結束了，蘇聯解體，中美兩國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就成了中美兩國關係的基礎。中美建交的時候，中美貿易額只有29億美元，而到了2001年，中美兩國的年貿易額達到近800億美元。美國直接對華投資累計達500億美元。總之，經貿關係已經發展成為中美關係的重要基礎，被稱為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尤其是經過13年的艱苦談判，中國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兩國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為有利的保障。
另外，從克林頓政府第二屆開始，中美政治關係出現了改善的勢頭。1997年克林頓訪華，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美，這是兩國元首自“冷戰”後的首次互訪，並宣佈要努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儘管這種提法在美國國內沒有得到積極反響，但是兩個國家的政府為穩定關係確實付出了很多努力。
第三階段：台灣問題的穩定促使中美關係相對穩定
第三階段，2001年後中美關係相對穩定的階段。“9•11事件”後到2009年奧巴馬總統訪華將近8年多的時間，中美關係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8年來沒有發生一次危機，沒有像上世紀90年代那樣大起大落，這種穩定的發展主要有三條原因。
第一個原因，“9•11事件”的發生。“冷戰”結束以後，美國人一直在尋找一個類似于蘇聯這樣的敵人。首先是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內盛行“日本威脅論”。其次是中國，1995年，中國出現臺海危機，而且那時中國經濟發展比較迅速，美國又出現了“中國威脅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緩解危機過程中中國起的作用比美國還大，於是“中國威脅論”的聲音下來了。隨後美國又轉移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威脅論、無賴國家威脅論、失敗國家威脅論等，後來美國覺得涉及的這些國家都不像是蘇聯那樣的敵人，而只有中國最像，所以2000年小布希在競選時説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
到了2001年，美國還沒有找準自己的敵人，“9•11事件”發生了，本•拉登炸了美國經濟霸主地位的象徵——紐約世貿中心，還有一架飛機撞向美國軍事霸主地位的象徵——五角大樓，另一架飛機準備撞向美國霸主地位的總象徵——白宮，但後來墜落在賓夕法尼亞。這個事情出來以後，美國終於在誰是美國的敵人的問題上迅速形成了共識——恐怖主義是美國的敵人。打擊恐怖主義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重點，這不僅使美國轉移了原來對中國的注意力，而且為兩國在眾多全球和地區問題上開展合作提供了相當大的空間，包括反恐、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維持全球金融穩定、防止各種傳染病等。這是中美關係回歸穩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中美關係日益機制化，兩國政府之間建立了比較順暢的工作關係。我們知道，中美是兩個大國，而且是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有很大差異，在經貿領域也有很多摩擦，中美關係存在問題是很正常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管理、解決這些問題。為了應對這樣一種局面，中美兩國開始努力實現中美關係的機制化，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高層首腦經常性的互訪、見面。粗略算一下，在這一階段，兩國最高領導人平均下來每年要見面4到5次。二是兩國不僅保持一些原有的對話機制的暢通，還開闢了許多新的對話機制，包括中美戰略對話、中美經濟戰略對話、中美能源對話、中美反恐磋商機制等。到小布希總統離任的時候，中美建立了60多個對話機制，對話機制有助於更好地處理和管理兩國關係中面臨的各種問題。
第三個原因，2003年以來中美在兩國關係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達成了有限但非常重要的共識。新中國建立以後，台灣問題一直是影響中美關係發展最大的一個問題。台灣問題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我們最核心的國家利益，我們不可能妥協。台灣問題也是中美最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美國做了許多鼓勵分裂中國的舉動。
2003年以後，美國立場發生了一些變化。2003年年底，溫家寶總理訪美，小布希總統和溫家寶總理共同參加記者招待會，當時小布希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點名批評陳水扁，説台灣當局領導人想改變臺海局勢的現狀，這是我們要反對的。美國開始認識到維持臺海的穩定既符合中國利益，又符合美國利益，還有利於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從這以後，美國對台灣問題由原來鼓勵分裂勢力轉變為壓制分裂勢力的挑釁行動。中美之間最易引發衝突的台灣問題穩定下來，中美關係也就相對穩定下來。
“哥本哈根會議”之後中美關係進入問題多發期
從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之後，中美關係似乎又進入一個問題多發期，矛盾凸顯期。中美關係中有四大結構矛盾，這其中包括戰略互信問題、經貿摩擦問題、台灣問題、人權問題，無論是2010年還是去年，這些問題都在不斷地集中爆發，加這兩年美國重返東亞動作連連，步驟不斷加快，中美關係似乎進入了“多事之秋”。中美關係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就是在過去十年中，中美兩國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而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將這種力量對比變化變得更加顯性化、甚至放大了。
2000年中國GDP總量只有美國十分之一，而到了2010年的時候我們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我們的經濟總量接近美國的40%，雖然説這個變化並沒有改變“美強我弱”的基本局面，但是從十分之一到40%，仍然是非常大的量變，這個量變導致雙方的心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得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沒有了十年前的自信和從容。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中美博弈中可能出手更重。與此時同時，我們中國方面則更自信了。在雙方心態都出現比較大變化的情況下，中美關係可能更容易出問題。
因此，中美關係可能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過渡期。但是中美兩國都認為中美關係又很重要。去年1月份胡錦濤主席訪問了美國，不久前習副主席又訪問了美國，而美國方面對這些訪問都高度重視。中美關係越來越重要了，越來越複雜了，越來越難以管理的情況下，更需要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對這此投入更多的關注，因為中美關係不僅事關兩國人民的福祉，而且事關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未來。
余萬里：達巍談談觀點。
達巍：我認為遏制政策是冷戰時期的戰略，用“遏制”這個詞來描述美國對華政策是不準確的，即使是用來描述美國對華政策中敵對的一方面也是不準確的。目前，中美之間有很多互動，也有很高的相互依存；在中國的周邊，中美兩國的影響力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並不存在東南亞國家非要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問題。事實上，這也是新加坡外長上個月在美國所講的，這是他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一個國家制定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完全圍繞另外一個國家。美國“轉身”亞洲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以及亞洲整體的崛起，使亞太地區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美國希望在這個地區維持其利益以及影響力。因此，“轉身”並不是完全針對中國的。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其中確實包含著針對中國的成分。其中最明顯的，最體現針對性和零和性質的是軍事方面。美國國防部一月份報告裏面明確提出要發展自己的能力來抵消中國的反介入能力。美國要維持自己在亞太地區軍事行動的自由，不願意看到中國軍力發展影響到美國在這個地區軍事介入的能力，這確實是針鋒相對的。
在經濟、政治領域，美國也有抗衡中國影響力的考慮，比如TPP這類經濟協議不僅僅是經濟協議，也包含著爭奪地區經濟機制領導權的考慮。在加入東亞多邊機制比如東亞峰會問題上亦是如此。但是這種對影響力的爭奪要通過第三方也就是中國的和周邊國家來實現。事實上，周邊國家並不希望在中美間做非黑即白的選擇，美國也知道無法逼迫地區國家做這樣的選擇。因此這裡有相當開放的空間，這就是習副主席説的“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的意義。
總之，我們對美國的“轉身”需要作準確的評估，整個"轉身"裏面有多大成分是針對中國的，針對中國的成分裏有多少是零和性的。
美國的亞太戰略是“巧實力”的體現
美國的“轉身”戰略實際上是奧巴馬上臺後一直講的巧實力(smart power)或者聰明外交(smart diplomancy)在亞太地區的具體表現。目前，美國投入的主要是政治資源，在人力、財力的投入上相對是有限的。在美國整體經濟面臨困難的情況下，更多投入是領導人的關注度，還有包括言詞上的投入，比如，美國與中國鄰國談發展關係，通過這個來達到其目的，這是所謂“巧實力”或者“巧外交”的一個具體的體現。
美國這樣做，是要加強他與亞太地區各個國家，包括東南亞、東北亞、南亞以及太平洋國家的關係，維持他的影響力，擴展他的禮儀；對中國的目標，目前主要是“確定邊界”，要明確中國行為的“地板”和“天花板”，想把中國圈在這個圈子裏。
中美要在亞太比拼“巧實力”
目前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輿論主流看是把美國的“轉身”看做冷戰式的、遏制式的戰略。美國高層試圖通過官員與官員之間密切接觸，領導和領導交流來説服中國，美國的“轉身”不是專門來針對中國的。但是美國顯然至少是沒有説服中國的學者和普通老百姓，美國至少有兩個問題引起中國人普遍的憂慮甚至憤怒。
美國人介入了南海問題，從2010年開始的黃海、東海、南海，菲律賓、越南等問題，讓很多中國人從地緣政治上響起了冷戰時期的第一島鏈。這些都讓很多人確信美國的“轉身”就是來針對中國的。這種態勢其實對中美兩國都有危險，如果美國的目標是想確定中國行為的“邊界”，不願意對中國進行不必要挑釁的話，這個目標完成得並不好。更重要的是，對中國來説，在崛起和發展的這個階段，在相互依存的時代，最不利的一個戰略選擇就是與美國打一場“新冷戰”，這對中國的發展是及其不利的。
如今是中美要在亞太比“巧”的時代。美國搞“巧外交”，中國要更巧，要“smarter”。當然，這並不是就不要鬥爭，而是要善於鬥爭。要有戰略的眼光，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需要認真考慮外交政策如何超越國內利益集團的限制；考慮媒體的責任、健康的輿論環境；考慮如何更好地協調國內的不同的外交行為體、不同的部門等；考慮如何讓各種意識形態不要過度干擾我們戰略思考。
金燦榮：我先呼應一下達巍的看法，然後對今年美國總統選舉再做一點補充。
1月的環球時報發了我的一篇文章，原稿是《淡定看待美國回歸亞州》，有人給改成了《美國做不了亞洲的老闆》。後來有人批評這篇文章，認為形勢比我講的嚴峻。
我聽于光遠先生講過：陸定一晚年曾説，60年代我們過於嚴峻判斷外部形勢，加劇了內部的緊張和不安，導致極左。現在同樣的道理，對外部挑戰不要誇張，也不要鬆懈，關鍵是實事求是。在真善美中，真實是最重要的，光講善不講真可能導致偽善，準確判斷形勢比誇張和貶低都更重要。眼前我們外交好像從各個報道來講，大家最緊張就是美國回歸亞太，準確判斷確實是很重要的，我自己感覺像外交部，商務部他們態度還行，但是媒體，還有別的一些部門，現在是誇張得比較厲害的，這種誇張其實對我們國家是不利的，會導致問題。
我在這裡呼應達巍，首先就是同意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定位，美國對我們的政策有三個選擇，一個是接觸，一個是兩面下注，一個是遏制。目前可以定在兩面下注上。
關於美國回來的原因有幾個，不全是因為中國，有的與中國相關，有的沒有關係。其中，地緣政治因素是回應中國崛起，這與我們直接相關。地緣經濟因素就是這個地方經濟發展勢頭特別好，美國需要在其中保持存在，這個因素就不完全與中國相關了。這個地方經濟好中國做了很大貢獻，四小龍，越南也做了貢獻，印尼、泰國、印度也做了貢獻。然後還有美國內部的政黨政治原因，對奧巴馬來講，前面那個共和黨老兄忽視了這個地區，我彌補這個錯誤是一個政績。另外還有人的因素，即奧巴馬、克林頓等人特別重視亞洲。
中美關係內涵實際上是非常豐富的，有競爭有合作，如果僅看地區領導權競爭，僅看軍事準備，這個部分矛盾確實是要上升的。但同時中美的經貿合作在深化，2012年中美貿易額將超過5000億美元；中美在解決碳排放、打擊海盜、反恐這樣的全球問題上，還在繼續合作；隨著美國簽證政策的改進，中美的人員交往將進一步擴大。總之，中美關係是多面向的，不是單一面向的。
最後，美國回歸亞洲的政策受到很多制約，不一定能達到其政策目標。
奧巴馬這一套政策操作跟60年代末尼克松戰略調整可以相比，即全球收縮，局部突進，但今天的調整戰略沒有那時高明。首先都是國外一場戰爭失利，分別是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其次是國內出事，即60年代美國的社會和政治分裂，現在的華爾街危機和佔領華爾街社會運動；第三是都面臨外部挑戰，當時是蘇聯的安全挑戰，加上日本、西歐的經濟挑戰，今天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
不過，在尼克松講的五大力量中，美國相對於日本、歐洲、俄羅斯它是在改進的，唯一一個相對於美國綜合國力上升的是崛起的中國，所以它看到中國有點發毛，搞得中美關係複雜一點。
總之什麼意思呢？它現在意識到要調整，調整是重點往我們這裡調，現在姿態很高，並且已經有效果了：他pose一擺，南海問題就突出了，日本、印度跟你對抗的勁就上來了，緬甸的離心傾向出現了，所以第一要重視。
但是第二就是要淡定，這次美國回歸大部分政策目標最終實現不了，原因如下：首先是人的牽制，奧巴馬連任希望比較大，連任完了希拉裏不會幹國務卿了，她想當最高法院大法官，這樣人生非常完滿了。她一走，換一個人，從國家利益考慮還是重視這個地區，但熱情沒有了，這是人的問題。還有就是錢，你搞TPP要花錢，現在沒有錢，短期可以忽悠你，長期來講不行，長期你要給我錢才能解決問題。這是內部牽制。
外部牽制更多，其他地區不可能不管。敘利亞、伊朗還要折騰幾年，中東他得管。還有俄羅斯，俄美關係現在是不平靜的，希拉裏説普京不對，説普京的遊戲是假自由，這激怒了普京，未來俄美關係好不了。歐洲一幫小兄弟，真出了事他也得管，現在歐洲自己暫時能應付他不怎麼管，義大利要出事了，我覺得他得管，畢竟他們還是一家的，以後中國崛起，他也指著歐洲給他幫忙，歐洲肯定得救。再還有巴西等新角色出來，12月3號開了“加勒比-拉美論壇”，真正值得我們重視是巴西，巴西這個國家太重要，自然稟賦好得不得了，有2億人口，巴西過去對大國爭鋒，華山論劍沒有興趣，這幾年巴西進入金磚，進入G20，好像做大國的勁頭出來了，而巴西的崛起對於美國在美洲的影響力絕對是個大挑戰。以我對美國的觀察，美國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瀟灑，他們家很穩定的時候，他在外面瀟灑，家裏一著火絕對回去了。
最後一個是什麼呢？現在我們周邊確實要求美國回來，但周邊國家是要求美國回來做保安的，不是做老闆的。美國人毛病就是來了就要主導，我們強調三人行必有我師，他們是三人行我必為師。幾百年形成的邏輯，於是一定會跟這些國家吵架的。
把這些東西合在一塊結論是什麼呢？別看他們三管齊下，政治上主導我們的地區合作，經濟上搞TPP，軍事上搞駐軍澳大利亞，但你往這個細節上一看，發現他最後做不到。所以我的結論是第一重視，第二淡定。我們還可以祝福美國好好玩，讓美國在中國不會去的地方汗流浹背地挖戰壕，而我們中國在家裏安心悶頭髮大財，
總之，美國回歸不是大問題，重要是把我們國內思想別搞亂了，淡定非常重要，還是要把國內搞好，外面瞎鬧沒有用處，把自己搞好就行了。
下面談談今年的選舉。環球時報報道今年全世界有58個國家和地區選舉，中國佔兩個，我們的18大，還有台灣選舉。對大陸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台灣選舉，結果美國這次合作不錯，台灣選舉很平安過去了，真是天佑中華。這次選舉過了，坦率講其他選舉中，只有兩個值得你們報道的，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俄羅斯。俄羅斯要看一看普京第一輪有沒有過50%，如果是第二輪才贏，他將挺沒有面子的，以後執政合法性會有問題。然後就是美國，美國大選我有兩個推測，一個是兩黨競爭會比較醜陋，一個是對中國的批評比較多。這次大選我推算共和黨是羅姆尼勝出黨內預選，然後用比較醜陋的負面競選的方式與奧巴馬角逐，最後結果是奧巴馬勝。選舉對中美關係衝擊是比較小的，但對中國的批評會比之前多。
美國一直在鼓吹中國威脅論，這沒有根據。相反，當今世界真有一個威脅，是美國那邊，美國相對於中國在下降他有點不接受，有點像更年期綜合症，原來美國講邏輯，他現在有點不講邏輯了，對此要有心理準備。
美國現在的社會和政治治理問題挺嚴重的，民主、共和兩黨極化很厲害，社會極化也很厲害，民眾分成茶黨和佔領運動分子。我今年去了達沃斯，聽了很多分論壇討論。其中一場是21世紀美國力量展望分論壇，在討論中美國參眾議員和白宮官員堅持美國仍將保持第一，結果當天晚上《紐約時報》的湯姆•弗裏德曼在其個人部落格中批評説：現在有兩個世界，一個美國參議員眼裏的世界，一個正常人的世界。美國精英層比較傲慢，認為政治上不可能有比我更好的，這種傲慢對美國解決其問題是不利的。其實人類永遠不可能解決公共治理的問題，這裡牽涉到精英、大眾的平衡，還有法制、自由的平衡，有無數平衡，其最佳平衡點總在變化，正確的態度是永遠保持謙卑，不斷根據時勢的變化進行調整。現在美國人説我的制度有問題，但是肯定比你們都好，這是比較典型的美國式傲慢，這個對它的未來是不利的。
余萬里：大家挺得很開心，大家不要太操心中美關係，去年年底開會大家研究這個形勢還是比較樂觀，沒有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後想補充一點就是今年中美關係一個看法就是政治安全問題，去年基本上已經確定了，今年我想美國大選，經濟跟貿易民生議題，今年主調是人民幣匯率，這個事在10年中美對話已經提出來了，但是反補貼問題是美國遇到的一個法律問題，反補貼稅只能針對市場經濟國家，美國不承認你是市場經濟國家，有一幫美國人推動這個事，想繞過這個法律，這個反補貼吵了有一陣了，大家有點皮了，補貼問題會是一個比較麻煩的事，補貼問題出來涉及到政府和國有體制的關係，所以我就不這一點。今天我作為主持人也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不發揮作用就對了，謝謝中國網給我這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