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其人

楊雪冬

    楊雪冬，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現任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副主任，全國青聯委員。曾獲“中直機關十大傑出青年”提名，2004年被評為“中直機關青年崗位能手”。主要研究領域：社會政治理論和中國當代政治研究。 [進入人物庫]

觀點選錄

• · 【文字實錄】：開啟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之門
• · 行政問責可增加民意權重
• · 對“群體性事件”不應過於敏感

精彩瞬間

輿論坐標

下期預播

展望來年經濟大勢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最大的亮點是，將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促進中國從國富到民富的轉型；按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在2011年已經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民眾感受跟國際標準之間尚有一定差距；今年經濟形勢比較複雜，明年會否有所改善？下期策論將相約經濟學家對今年經濟形勢進行總結，敬請關注。

“放權”是對中央與社會要求的積極回應

    近年來，中央先後提出“和諧社會建設”、“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準”等重大決策，在全國範圍已經形成了一種很好的鼓勵社會組織發展的氛圍。而就廣東來説，作為改革的前沿，社會開放，社會組織較為發達，汪洋書記提出的“放權”無疑是對中央與社會要求的積極回應。但是如何放權、放什麼權，把權力放給哪些社會組織等問題，還需要具體的制度設計和政策調整。 [詳細]

地方政府官員應對危機要保持積極心態

    對於地方政府來説，危機發生後要及時回應，就地處理，並且保持開放透明，一定不能“黑箱”運作，更不能拼命掩蓋，阻撓報道。許多危機不僅僅是政府危機，實際上是社會危機，關涉到社會許多成員的利益，因此應該通過擴大參與，提高參與效能，將社會成員與政府緊密聯繫在一次，共同成為危機的處理主體 [詳細]

畏懼社會就是社會的進步

    倒逼機制體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社會不斷強大的成就。如果説改革開放之初，是政府和執政黨帶領社會、推動社會、鼓勵社會來適應新的環境，那麼現在已經進入了社會推動政府和執政黨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只有社會引領政府和執政黨，才是良好社會治理的好開端。 [詳細]

如何防範和化解群體性事件

    應該逐步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式來讓新農民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滿足他們的尊嚴和發展的權利。每個城市的政府要認真對待農民工問題，要制定長期規劃，確定階段性目標。對於執政黨和中央政府來説，則要加強協調，通過降低城市之間的差異，來避免農民工向少數城市大量流動，減少個別城市的壓力。 [詳細]

觀點中國：中國社會現階段的群體性事件，是各地方政府最想回避的問題，卻也是最迫在眉睫不得不解決的問題。群體性事件的出現，不僅凸顯了社會轉軌時期的典型特徵，而且或多或少與政府公權力使用不當、缺乏監督、以及執政方式和執政能力相關。楊雪冬主任您好，感謝您接受觀點中國的採訪。

楊雪冬：您好。

觀點中國：中國社會的群體性事件是政府日益關注的一個話題，但是，處理危機事件，政府似乎還不夠成熟，或採取閉門不見的手段（如河南鄭州的宋慶齡像），或者因言論不當從而引發更大的危機（動車事故），您對政府的危機處理方式有何好的建議？

楊雪冬：群體性事件的增多有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有三個：一是社會公眾權利意識的增強；二是媒體的發展，尤其是網路媒體的發展，為這些事件的公開化提供了機會；三是各級黨委政府透明度的提高，對於群體性事件態度的轉變，更有寬容性。因此，不能簡單地説，群體性事件已經到了點火即燃的局面。

對於地方政府來説，處理危機首先要未雨綢繆，通過日常的良好治理來消除危機發生的條件、環境以及誘因，要把危機管理作為日常管理看待。其次，危機發生後要及時回應，就地處理，並且保持開放透明，一定不能“黑箱”運作，更不能拼命掩蓋，阻撓報道。許多危機不僅僅是政府危機，實際上是社會危機，關涉到社會許多成員的利益，因此應該通過擴大參與，提高參與效能，將社會成員與政府緊密聯繫在一次，共同成為危機的處理主體。第三要進行有力的問責，危機的發生總會和具體部門、具體負責人相關，一定要查明情況，責任到人。無論危機大小，對於地方政府來説，都可能會轉危為安，成為提升政府能力和公信度的機會。應該地方政府官員一定要保持積極的心態來對待危機，切勿過度憂慮，提心吊膽。

觀點中國：有人説，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日益成熟的公民社會與落後的管理之間的矛盾。的確，一邊是迷戀權力、高高在上的一些官員，不願“棄權”，或者表面“放權”實際“弄權”；一邊是維權意識覺醒、法律意識提高的大批公民，對官員執法和政府行政，都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倒逼機制，即網民。尤其是微網志的出現，將這種倒逼機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很多事件都是先在網路上引起轟動，繼而引發政府關注的。一位地方公務員曾經告訴過我，現在他們一是怕陳情，二就是怕上網。您對此有什麼看法？您認為這是一種進步嗎？這種倒逼機制有自己的弊端嗎？

楊雪冬：畏懼社會就是社會的進步。倒逼機制體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社會不斷強大的成就。如果説改革開放之初，是政府和執政黨帶領社會、推動社會、鼓勵社會來適應新的環境，那麼現在已經進入了社會推動政府和執政黨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只有社會引領政府和執政黨，才是良好社會治理的好開端。你提到的一些“弊端”，並不是倒逼機製造成的，而是政府和執政黨的反應機制、回應機制不完善的結果。

觀點中國：請問您對政府發言人以及現在的“政府上網”和網民互動有什麼看法？有人説這是在糊弄老百姓，是“維穩”的一種手段。也有人説政府新聞發言人不是“溝通渠道”而是“資訊門栓”，您認為這種看法正確嗎？政府發言人如何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

楊雪冬：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設，以及政府對網路的積極適應，是資訊時代政府改革的重要內容。這是一個“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是資訊源”的時代，社會掌握的資訊遠遠多於政府，甚至在某些方面對資訊的處理和運用能力也超過了個別政府部門，因此政府必須主動適應這樣的變化，通過主動提供資訊、主動進行溝通互動，才能不會在資訊海洋中“失聲”、“無語”。新聞發言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政府與社會互動的紐帶和橋梁，代表著政府的形象，傳達著政府對具體問題或事件的基本看法、基本判斷以及基本做法。因此，要提高新聞發言人的素質和能力，特別是其對相關法律政策的掌握能力，與社會公眾的溝通能力、語言表達能力以及臨場的處置能力等。新聞發言人一定不能把自己當做“官員”，更不能當做“官僚”，要用專業性、親和力來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

觀點中國：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展現出了一些“中國特色”的新的特徵。以珠江三角洲為例，勞資衝突引發了弱勢群體和政府以及企業之間的矛盾，這些由“經濟利益”引發的社會矛盾愈演愈烈，您認為針對此種特殊形式的群體性事件，有無特殊的解決辦法。

楊雪冬：這類群體性事件主要是在特定區域、特定群體之中發生的，其解決也應該根據具體的情況來進行。對於勞資衝突，要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讓勞資能夠平等地對話，協商解決問題。至於偶發事件引起的對政府的衝擊，當地政府則應該從發展模式、發展思路上進行反思，積極探索將外來農民工融入當地社會之中，給其提供教育、醫療等多方面均等化的公共産品，減少不必要的矛盾和衝突。

觀點中國：我們知道，在今年發生的“倫敦騷亂”中，所謂“身份歧視”是引起騷亂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其實在中國，這種身份歧視也是非常嚴重的，它更鮮明的體現在一些新生代農民工以及“農二代”的身上，與上一代農民工進城打工，積攢一定積蓄之後會回到老家造房子或者供養子女不同，新生代農民工不僅僅是為了賺錢而工作，他們對自己生活品質要求更高，對衣食住行都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夠向城市裏的年輕人看齊，以此來追求在城市中的身份認同感。與此同時，這批農民工也有了較以往更強的權力維護意識。可是恰恰相反，城市並不能提供給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想要的生活。當兩者相碰撞時，無疑會給中國社會的穩定埋下隱患。對此，您認為有何好的方法來化解新生代農民工和城市的矛盾？

楊雪冬：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進行系統的制度改革和創新。應該逐步通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式來讓新農民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滿足他們的尊嚴和發展的權利。每個城市的政府要認真對待農民工問題，要制定長期規劃，確定階段性目標。對於執政黨和中央政府來説，則要加強協調，通過降低城市之間的差異，來避免農民工向少數城市大量流動，減少個別城市的壓力。

觀點中國：為何民眾要選擇這樣一種不合法甚至是暴力的維權手段？中國的民意釋放途徑有無更好的方式？

楊雪冬：暴力維權往往是維權的最後選擇。中國人的承受力和容忍度是相當高地，只有當自己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並且找不到解決方法的時候，才會走到暴力抗爭之路，甚至使用自殘的方法。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中，民意的表達也應該是多元的，尤其是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對於中國來説，應該更有效的發揮現有的制度渠道，比如選舉、人大政協代表、比如執政黨的群眾工作等。一定要在基層建立起多樣而有效的意見表達制度，因為更多的問題發生在基層，解決在基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