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社會各界獻策獻力，動員各方力量支援幫助疫情防控工作。中國網政務聯合新型智庫“國聲智庫”策劃推出【專家學者智“疫”】專題系列報道，邀請我國高校、研究機構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疫情有關議題展開研討，刊發相關評論文章，解讀疫情對各行業的影響，發揮智庫機構咨政建言、輿論引導功能和國家媒體平臺的作用，助力早日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地者愛心，為祖國安全強盛而奉獻——從我的幾次重大瘟疫經歷説起(六)
盧耀如
中國工程院院士
近來，全國新冠肺炎疫情趨於穩定，病患已有顯著的下降。目前，湖北和武漢疫情防控形勢發生積極向好變化，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這確實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全民防控發揮了重大作用，離全民勝利之日不遠了。
但是，黎明前是黑暗的，不可有絲毫的鬆懈，大意失荊州，行百里者半九十，這是真理。
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災害，也得到正面的思考，注意到短板，這也是符合中國的文化思維，“禍者福之所倚”。做的不夠，深入思考，就會“知恥而後勇”。
這篇，再談談一些感悟與交流認識。
一、地球上對人類生存有三大災害
人類生存與發展在地球上，除了地球賦予多種資源，供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需的物質資源之外，也對人類生存産生三大災害威脅：即氣象災害（風暴潮、風災、洪災、旱災、冰雪災、異常氣候之災……）、地質災害（地震、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地面沉降、火山爆發、海平面升降……）、生物災害，這次新冠病毒就是一種生物災害，許多病菌，病毒引起的各種疾病，如霍亂、鼠疫、天花、白喉、寄生蟲病、皮膚病……
更重要的是，在氣象災害和地質災害之間存在災害鏈，地震和其他地質災害之間的災害鏈，地質災害和生物災害之間存在的災害鏈，氣象災害和生物災害之間的災害鏈。
這些災害的存在，就使得人類要防治、防控這些災害變得更為艱難。
更為複雜的是，這些災害或災害鏈的産生，是受人類不當開發的誘發與加劇的。甚至，有些災害是由於人類間的敵對意願誘發的，這使得災害防控更加礦難。例如，抗日戰爭中日軍731部隊的細菌戰，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向中國東北投放細菌，還有利用人工干擾局部氣象而誘發災害等等。都是應定好並予以防備與尋求防患于未然。
二、災害發生的三種過程類型
自然災害的發生，常常有三種過程，其防患與防控的方法與著眼點，也是不同。
第一種是造成重大損失的突然（突臨）災害。
例如氣象災害的颶風、颱風、雪崩、風暴潮等，這災害“突然”發生，立即造成房屋破壞、人民生命財産的損失。但是，這些災害多在發生前期就有異常現象。
例如，中國東南沿海常受到颱風災害，但是在颱風形成的過程中，有更多中國以外，太平洋地區（印度洋地區）氣象要素的監測情況，知道高壓氣團和風向等等情況，就可很好地預報颱風資訊，預測颱風在我國東南沿海的大概登陸地點和時間，並做防範。但是，也有可能臨時改變風向，所以要不斷分析、預報。我國在颱風預報上相對較好，對其所可能誘發的地震災害也有分析，但對重大地質災害的地點，尚未有充分密切的監測以適時預報。大型滑坡泥石流災害的危害性很大，很多看似突然發生，但多數也有前兆現象。
20世紀60年代初，義大利瓦伊昂水庫，庫容只有2億多，庫區左岸發生滑坡，把庫水提升4千多米，把堤下的一整個村鎮覆滅、摧毀，四千多人被埋在地下。有罪的是，監測人員已發現滑坡後沿存在開裂，但沒有報告。
我國長江三峽新灘大滑坡就是預先抓住前兆，適時把居民撤離，而無傷亡。
1999年7月，上報資訊三峽附近可能發生300萬立方米的滑坡，2千萬立方米古滑坡，長江上下游幾個縣城都將受到威脅，過往船隻也會因滑坡引起的涌浪而覆滅。國務院派一工作組，任資源部常務副部長孫文盛為組長，我為首席科學家，趕赴現場觀察後，我們認為“不可能發生三百萬立方米，可削去危險體重量，當地不要亂挖煤”。當時，穩定了局面，上下游回復正常，也有許多國內外地質旅遊團前來參觀。直到2010年，11年過去了，才滑坡了十萬平方米，因有監測及時預報，也未造成傷亡。滑坡主要還是由挖煤誘發的。
地震直接造成人員傷亡、房屋破壞、誘發滑坡等災害，屬於突然性災害，預報工作有困難。但是，預報發生地震的危險地區，在這些地區加強監測還是可以有防備，減少損失的。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地震引起海嘯，在震前，震時及震後，中國都有異常現象，但缺乏海底監測的資料，就難預報。目前，印尼和其他國家在當地有了海底監測，對海嘯就有了預報。
第二種災害效應就是突發災害而迅速擴大。
許多生物災害由病菌、病毒引起，就是初期發生規模小，但很快傳染擴大，失去最早防控時間，大片傳染後，加上人員流動，到時防控就費大力了。
第三種災害情況是災害有段長時間效應過程。
例如地震産生滑坡，堵江形成堰塞湖，例如1935年，岷江上産疊溪地震，形成一個40米高的堰塞湖，後潰決，使下游幾個村莊受害，傷亡九千多人以上。2008年汶川地震，就注意到延後的堰塞湖災害。
汶川地震後，斷裂受北部不斷活動而産生不少的余震或新地震。對南部延伸斷裂帶卻未能堅持監測。我于2012年去雅安－蘆山－大渡河一帶討論川藏高速公路工程，就提出汶川斷裂向南活動産生地震的提示，寫了書面建議，第二年4月25日還要去討論，結果4月20日就發生蘆山7級地震，不少傷亡損失。
生物災害也有後續再次出現高峰的情況，這也是引起注意的。
三、地者愛心、愛地球、愛祖國和人民
全國上下都認為，這場防控新冠病毒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無硝煙戰爭。這場戰爭為什麼這麼劇烈呢？奈米級大小的病毒，沒有生物體就不能存活，這次為什麼這麼厲害呢？答案應該是有，就是氣候環境影響是什麼？人為影響因素是什麼。
中國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國文化能在四代古文化中留存至今，必有其道理。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禮義廉恥、忠孝仁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今天的人類是命運共同體，所以中國是追求和平、友好、人類大愛的君子之國。
中國，其實遭受了三次生物戰爭。第一次是外國輸入的鴉片，麻醉國人，體腦衰弱，進而瓦解當時經濟尚居世界前列的強國。國人林則徐看到了這點，發起禁鴉片之戰，虎門硝煙觸發1840年外敵侵華的硝煙戰爭。之後，世界列強欺淩瓜分中華。
日本倭寇，1894年甲午海戰後，侵佔台灣寶島，1931年複製傀儡，實是侵佔東北三省，再控制華北，發動盧溝橋事件，想架空中國，甚至開展細菌戰。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戰爭爆發，美帝要席捲朝鮮半島，讓新中國崩潰，中國人民志願軍抗住了美聯軍的鋒芒。美帝飛機在東北大量投放生物細菌，中國政府予以徹底揭露。
這裡強調了一點，涉及國家強大與安全方面，應該有三個方面因素。
這裡強調的是自然界三大災害群對人類生命安全影響、生物安全、人類食物安全、地址環境安全、生態環境安全以及轉基因食品導致對中華後代健康影響等方面，不包括社會治安的安全（如偷到、鬥毆、搶劫等等）、一般火災、工礦機械事故、化工設備事故等。
大面積火災、損毀面積大，影響區域生態環境，如澳大利亞幾百萬平方公火災，那當然應當考慮對生態的影響。
第一、軍事安全方面，涉及先進武器、設備的製造科技，以及醫療、戰爭、交通防護等，這裡不論證。
第二、生化戰爭防護與生物及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科技集團，除了生命科學、生物、醫學外，還應培養農、林、牧、漁、水利等科技人民。
第三、城鎮人民安全，這方麵包括綜合地質環境效應、氣象—地質災害防治、自然災害的綜合防災、減災、多種性質的地下基地安全與生命避難所的安全。科技人員包括地質、地理、氣象、天文、生物、建築等等。
地學的現狀，是令人擔心的，從目前看來，地學發展是一個危機。礦産資源想要依靠國外進口，可是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國外切斷能源和糧食，中國又該如何？
地質災害防治與綜合發展的地質環境效應卻是無法研究。不知家園的未來，發生問題就亡羊補牢，地學上有什麼利益就強行分掉，這是極危險的。
從這次新冠病毒肆虐，讓人深思，中國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和國外多交往是應當的。但是，也要注意建立強力的自我防護，不能被人操縱著命脈。否則，遇到“窮途末路”的匪徒拔刀相向的時候，就只能束手就擒了。
這是一個警示，當然泱泱中華，抵禦了許多強敵，今日也是足夠強大了，但這次災難，確實令人深醒。什麼東亞病夫又刊出來，什麼是把製造業遷回美國的機會，什麼武漢下一個就是上海……有的科技人員，極個別把2003年抗非典的勝利歸結為個人建議而取得。我想著令人發笑的狂妄之人，還是應當認清。
這幾日，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取得令人開懷的進展，但仍需堅持，不可鬆懈。
作為與國家興盛、安全有重大密切關係的地學工作者，應當“地者愛心”。這次抗疫情的白衣天使，他們體現了中華早有之美德“醫者仁心”，不畏艱難，勇敢戰鬥在危險的前線，充分體現他們對祖國，對人民，對遭病患痛苦的患者的仁愛之心。
地者愛心，也是應當學習白衣天使，更好體現出愛地球、愛祖國、愛人民的忠誠之心。期待，在中國共産黨強有力的領導之下，中華兒女會客服一切艱難險阻、勇往直前。
我還記得，1965年在湖南一個縣城匯總，我們正為三線建設進行湘、川山區考察時，聽到當時陳毅元帥、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説：“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彙報。”
聽後，很振奮人心，新時代的中國，和彼時的中國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中華大地，日新月異，這次新冠病毒之害，也體現出中國之強大力量，等待戰“疫”全面勝利的到來吧！
地者愛心，愛祖國，愛人民，做個不忘初心、奮勇奉獻的鬥士吧！
《盼候瘟君而歡笑》
臘月冬梅寒凝淚，天使新符阻魔王；
三月桃花小肥紅，五月紅日當溫暖；
安全興邦聚愛心，高質發展更輝煌；
黨領斬殺瘟君時，仰天傲笑我欲狂。
最後，感謝中國網，中國網政務平臺，國聲智庫鄒佩、袁雪瑩等大力協助，使得我在本次疫情期間的感懷和思考能夠以系列文章的形式通過網路和大家交流。同時，也對廣大讀者朋友們的關懷和支援表示衷心的祝福和感謝！
作者簡介：盧耀如，國際著名工程地質、水文地質與環境地質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礦業大學教授。1950年入清華大學地質係。1952年院係調整入北京地質學院。199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中國地質科學院研究員，同濟大學教授，並於2011年10月17日受聘中國礦業大學一級教授。長期從事岩溶地質的科研和工程實踐，參與實踐及指導了一系列水利水電、鐵道、礦山及城鎮工程的勘測研究。由於在岩溶（喀斯特）研究方面成就，被國內外學者稱讚為“喀斯特盧”。
本期責編：胡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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